界的发言人和“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自居。但他也处处显示出要人们认真地把印度看成一个大国的态度。这位高傲的人对英国统治者把印度人当成二等人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慨。他后来向世界其他地区讲话时流露出来的那种优越感和傲慢态度，看来也是出自内心的。印度人民对他的奉承，使他的这种态度更加变本加厉了。三十年代中，随着他的威望的增长，他的妻子和女儿有时揶榆他道，“喂，印度的宝贝，现在几点了？”或者说，“唷，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化身，请把面包递过来。”
1953年我见到尼赫鲁时，他至少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谈论美印关系，又花了二半以上的时间长篇大论地对我讲述他所谓的、印度正面临着来自穷兵赎武的巴基斯坦的危险的问题。尽管他在这次讲话中谈到的是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假设性的威胁，他的举止却预示着如下时刻的到来，十八年后，得到苏联供应的印度军队在他女儿的领导下肢解了巴基斯坦，并威胁要消灭它——这是我根据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偏袒”巴基斯坦的政策设法予以否定的目标。
回首往事，我认为他把无可争辩的、超凡的才能和精力过多地用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上，这是他的一大弱点。尼赫鲁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完全有可能和有力量攫住即将射向巴基斯坦的子弹，和平地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不幸的是，他在世之时，未能使自己这样做。印巴冲突是战后的历史上愚蠢地耗费军事力量的最悲惨的事例之一。几十年来，这两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虽然有几亿人生活于赤贫之中，但它们每年还都花几十亿美元去购置武器，其基本目的不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侵略的威胁，而是为了互相残杀。
然而，在我们的会谈中，尼赫鲁也谈到一个我认为是有价值的论点。他说，有四亿人口的印度正试图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取得繁荣、进步和正义。六亿人口的中国则试图通过专制的途径来达到这些目标。因此，他坚持说，尽一切可能来保证印度取得成功，这是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利益的。这样，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在走上自治的道路时，将会看到民主的途径是可行的；而共产党的实验是失败的。这个论点是为尼赫鲁的目的服务的，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援助。但它也是颇为正确的。
印度持续地发生经济灾难的原因之一，正是尼赫鲁自己顽固地信奉社会主义。他说过，中国和印度所进行的试验，代表着极权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竞争。这句话虽然是正确的，但印度所进行的并不是建立自由企业的试验。尼赫鲁在狱中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三十年代中期，他鼓吹社会主义，并极力敦促他的追随者们组织工人联合会和农民联合会。他一开始就为社会主义的教义所吸引，这是不足为奇的。尼赫鲁出身于特权阶层，在社会道德的熏陶下成长。他长大成人的那个国度，并不是一个工业化的民主国家，甚至称不上是农业民主国家。印度等级制度森严，大量的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使他们出奇的富裕，其他千百万人民瞻念前景，看到的却是难熬的贫穷，早逝甚至成为摆脱贫穷的一条途径。
印度需要自下而上地提高生产率。相反，在经济方面，它却采取了把思想自上而下地灌下去的办法。官僚机构则象一层又一层粘蝇纸一样，使人们寸步难移。印度独立以来，光美国就已向它提供了九十多亿美元的援助。但是，这笔钱并未能用于建立独立自给的经济基础，而只是用来补救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所造成的损失。
不幸的是，尼赫鲁对社会主义的罗曼蒂克和他对巴基斯坦的耿耿于怀，却成为他传授给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的偏见的一部分。1953年，我与尼赫鲁晤谈时，她是一个兴致冲冲的旁观者和听众。她充当女主人，招待我的夫人和我。在我们访问期间，她彬彬有礼，考虑周到。多年之后，她担任总理，我任总统。我再次见到她时，发现她确实酷似其父。如果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她对巴基斯坦的敌意甚至比她父亲更为强烈。
贾瓦哈尔·尼赫鲁无疑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我在与他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他对印度人民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他具有一种近乎超凡的、神秘的气质。同时，我也可以看到，他把这种气质与对权力的要素的精辟了解和行使权力的意愿结合了起来。在必要时，他会毫无保留地使用这种权他的遗产就是印度这个国家，以及印巴冲突给印度留下来的、持续不断的苦难。
在印度独立初期那些关键性的岁月里，只有非常有权威的人士才能够把印度团结在一起，使它保持单一国家的状况，防止其他势力使印度分裂。正如伊朗国王所说的，使整个印度成为一个国家，比起使整个欧洲成为一个国家来，并不是更为容易和顺理成章的事情。从语言上、种族上和文化上来看，印度甚至比欧洲更为千差万别。不过，这种统一是否有利于印度人民，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统一有时对统一者来讲，比被统一者更为重要。如果少耗费一些精力去对付这个国家天生的离心力，那么，在改善人民生活状况方面，也许就可以更有作为了。
把印度说成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这已成为一种陈词滥调。印度如果被分成为好几个国家，其境况是否会更好一些，这里姑且不论。尼赫鲁已把它合并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了，而且继续保持民主国家的性质。他的女儿则不时依靠专制的手段来保持权力，或重新夺取权力。尼赫鲁如果活着的话，他是否会这样做呢？我对此是深表怀疑的。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坚定地献身于保持和扩大民主制度及其程序的事业。由于他面临过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他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也应该说是战后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菲律宾国家的建设者：麦格塞塞
历史中充满着“倘使……将会……”和“如果……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呢”等撩人的问题。对我来说，这类问题中最使人感到悲伤的是：如果四十九岁的菲律宾总统拉蒙·麦格塞塞1957年没有在飞机失事中遇难的话，那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呢？
第二次大战后涌现出来的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中，麦格塞塞是最引人注目者中的一位。他与思克鲁玛、苏加诺和尼赫鲁不同，没有领导过他的国家的独立运动。菲律宾是于1946年在未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由美国赐予独立的。1953年，麦格塞塞当了菲律宾总统。他逝世前夕，差点又以压倒的多数再次取得大选的胜利。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从来不是一位革命的领导人。他既没有心理上的需要、也没有政治上的需要来制造一次不断的革命，或者在外国进行冒险活动以引起一场革命。他将自己非凡的才能全部倾注在为菲律宾人民带来安全、稳定和进步的事业上。
在追求这些目标时，麦格塞塞也面临着战后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会碰到的艰难的战斗。麦克阿瑟把菲律宾从日本人手中解放了出来，但并未使它走出战争的废墟。战争和日本的占领，都使菲律宾的经济和精神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菲律宾于1946年获得独立之后，立即开始了争取生存的斗争，其艰难的程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无异。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和1945年到1955年期间美国八亿多美元的援助，都发挥了作用。但是，菲律宾政府不仅需要与崩溃的经济进行斗争，还要与本国被激烈冲突的不同政见搞得四分五裂的状况进行斗争。
在某些主要方面，战后的菲律宾与战后的意大利是极为相似的。这两个国家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被战争摧垮了。它们都面临着共产党的威胁——这些威胁在实质上比日本、西德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更加危险。战争结束后，这两个国家基本上都得依靠自己过日子。固此，它们必须自己对付共产党的威胁，不能求助于占领国的最高权力。然而，这两个国家在关键时刻，也都出现了自己的领袖——从1945年到1953年，意大利有德·加斯佩里的领导，从1950年到1957年，菲律宾有麦格塞塞的领导。他起初当国防部长，后来担任总统，勇敢地、富有想象力地和直率地迎接了各种挑战。
在共产党许下诺言要把意大利人民从贫穷和绝望中解救出来之时，德·加斯佩里不能象阿登纳那样：简单地向边界那边指一指，告诉他的人民说，你们想看看共产党人的诺言是怎么回事吗？那好，请看看东德是什么样子吧！加斯佩里在机智和谋略方面，必须比共产党人略胜一筹；同时，他还必须让意大利人民看到：他的道路是走向繁荣和自由之路。他的任务是既互相关联、又是互有区别的：他既要打击共产党人，又得为他的人民解决吃、穿问题，并且鼓舞他们。
麦格塞塞在菲律宾的机遇来到以后，他也展开了反对共产主义的、两个方面的战斗。从情绪上来说，正如意大利被战争和法西斯搞得一厥不振一样，他的国家也被战争和日本的占领搞得颓丧不堪了。麦克阿瑟有一次向我指出：事实上，菲律宾人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人数的百分比，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德·加斯佩里必须与一个组织良好、得到优厚资助的共产党进行斗争；麦格塞塞同样也必须与菲律宾人民抗日军这支强大的共产党暴动队伍进行战斗。与此同时，他还必须给精疲力竭的人民以鼓舞，并象德·加斯佩里那样，给人民以丰足的产品，而不是让他们去听共产主义那种诱人的海妖之歌。虽然他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前就去世了，但他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的榜样象一座灯塔，辉映着整个自由亚洲。
麦格塞塞是一位罕见的领导，他把对人民的巨大吸引力、无限充沛的精力和朴素的良知结合在一起。1953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