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冲突至关紧要的地区。
它还深深地陷入了不断变化着的漩流之中，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富有爆炸性，更牵动人们的感情。
在中东剧烈变动的年月里，这个地区也产生了一些非凡的领袖人物。
最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戴维·本·古里安——以色列建国之父和第一任总理。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震动中东、并以其特殊而十分重要的方式改变着世界的事业。
艾森豪威尔总统过去常常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本·古里安说成是”《旧约全书》中的预言家”。我发现，这种说法对两者而言都有点令人啼笑皆非。杜勒斯是一位虔诚的美国新教徒，他把《新约全书》的教义镌刻在自己的心灵之中，本·古里安则是一位谙熟基督教《圣经》的学者。不过，他把自己说成是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他有一次解释道：“虽然我经常援引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开头的五篇，但请允许我声明一下，我个人并不相信它所假定的上帝。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能‘求助于上帝’，或者向一位住在天上的、超人的上帝祈祷……然而，尽管我的哲学是世俗的，我却深深地相信那利米和以利亚这两位神灵。我确实认为这是犹太遗产的一部分。我不是笃信宗教的人。以色列早期的建设者们大多数也如此。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情，还是来自子《圣经》一书。”他把《圣经》说成是“我一生唯一的、最重要的书”。
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尽管颇为令人啼笑皆非，但还是恰当的。杜勒斯和本·古里安都从《圣经》中得到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都是他们个人最突出的特征。杜勒斯的使命是保护自由，使其免受极权主义的危害；本·古里安的使命是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故土上重新定居下来。
本·古里安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只有五英尺三英寸高。
但是，他给人以一种庞然大物之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骨架宽阔，脑袋很大，脸色红润，还有着满头银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那突出的下唇，刚毅的下巴，以及疾步如风的步态使他显得更有风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有的人是兴风作浪的。本·古里安则是一位息事宁人的人。
1906年，本·古里安从波兰迁冒以色列。也就是在这一年，戈尔达·梅厄从俄国移民去美国。作为一名二十岁的非法入境的移民，古里安刚抵达雅法，就在塞杰拉的加利利村当农民，从事劳动。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他的生命，那么，他坚持认为耕种——使沙漠开花——是他最大的乐趣。后来他退休时，又回到了沙漠地带，在这块土地上度过自己的余生。
本·古里安一生中也贪婪地阅读书刊，而且撰写了大量著作。他在五十开外时，又学习了希腊文，这样他就能够阅读柏拉图的原著了。他还研究过印度教和佛教。本·古里安能讲九种语言。1966年，我、我的夫人以及我们的女儿特蕾西娅和朱莉一起去他家里拜访他，当时他住在特拉维夫的郊区。他把我带进他的书房，只见四面墙边摆满了杂乱的书籍，多到快要溢出来的程度。我1972年和1976年拜访毛泽东时，不禁联想起这间书房。毛泽东的房间里也堆满了书籍和手稿，有的还散落到地上。很明显，他们俩的这种情况说明，这些书并不是一种摆设，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东西，这与我在很多时髦的府第中的正式藏书室里见到的情况不一样。那些藏书室里的书籍经常满积灰尘，很少打开。
从本·古里安在雅法上岸之日起，到1948年5月他站在特拉维夫博物馆的话筒前向全世界宣读以色列独立文件之时上，四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岁月里，他在土耳其、英国的统治下和国际共管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而斗争着。
然而，与其他革命领导人不同，以色列独立之时，却不是本·古里安庆祝和平之日。就在他宣布独立后的一天之内，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就向这个新兴国家发动了战争。
在军事上，以色列最艰巨的战斗并非发生于独立之前，而是在独立之后。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进行的是一场继续不断的革命——首先是反抗英国的统治：接着，又是反抗它的阿拉伯邻国的敌对行动。以色列幸而有本·古里安这样一位领导人。事实表明，他不仅有能力领导一场不管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革命，使之取得成功，而且能够在革命成功之后建设国家。
本·古里安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八十年来，他一直为实现犹太人的梦想而奋斗。他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了解，由于敌对势力包围着以色列，使以色列不能在地域上进行扩张；他也相信，以色列会一如既往地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并为此而感到自豪。就其信念而言，他又是一位空想家。他认为，以色列南部的沙漠地区内吉夫总有一天会繁荣起来，发展成为一个既不完全象城市，也不完全象农村的地区，成为犹太人的家当时和后来的以色列其他领导人，一直妄想得到更多的地盘。本·古里安却不是这样的人。他把自己称作“狂热的内吉夫分子”，还争辩说，以色列的使命是开垦沙漠地带。他说，沙漠地带如果不改良的话，这对“人类是一种耻辱”，对：“不能供养其全部人口的世界也是一种可耻的浪费”。他说，如果沙漠地区得到改良，就能为以色列提供它所需要的全部空间。他常以尖刻的口吻谈论想以武力扩展以色列领土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扩张主义分子，并争辩说，除非以色列既是一个犹太国家，又是一个民主国家，否则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他说：那些主张兼并阿拉伯土地的“极端分子”将会剥夺以色列的使命；”他们如果取得成功，以色列就将不是犹太国家，也不是民主国家。阿拉伯人在数量上超过我们。为了控制他们，到时就只好采取不民主的镇压措施了。”
1967年的六天战争之后，他建议，除了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外，从埃及和叙利亚手中夺得的其他土地应该归还给阿拉伯人，因为这些土地“只不过是不动产”。他的建议使许多以色列人大为吃惊和恼火。他说：“对以色列最大的考验，不是在它的疆界之外与敌对势力进行战斗，而是在于能否成功地从占以色列领土百分之六十的荒地上收获更多的东西。”
本·古里安是以色列的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对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生活的影响渗透到各个角落。他撰写了以色列的独立宣言。他组织了第一支地下的犹太人军队。1948年以后，他担任了总理和国防部长，在四条战线上开展反对阿拉伯人和保卫以色列的斗争。在残忍的独立战争之后，他制订了先发制人以减少以色列仿亡的防卫战略。这种战略时至今日仍在应用。他赞同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公开审判：同时又不顾他的同胞们的强烈反对，与西德打开了非官方的关系，接受康拉德·阿登纳的战争赔偿。
他的国内政策是建立在他对平等的梦想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保持民族的统一，为了发展和保卫现代化的犹太国家这个共同目标而共同劳动。
本·古里安与许多只把生命献给单一事业的人不同，他并不是狭隘的。我发现，他不仅在观察以美关系方面，而且在观察一般性的世界事务方面，都是坚定的、清醒的和果断的。他对待各种事物比较公允。1967年的六天战争以后，戴高乐公开抨击了以色列，由于当时正在火头上，所以他也发表了一些略有轻视犹太人的言论。戈尔达·梅厄从未就此宽恕过他。本·古里安后来则说：“我认为我们对戴高乐是很不公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是否喜欢犹太人，而在于他拯救了法国。”
在待人方面，他和蔼并有耐性。1959年他在美国进行官方访问时，访问了我们在华盛顿的家。那一年，特蕾西娅正在公谊会学校七年级研习犹太教。她次日要参加一次考试，因此向古里安问个不休。在向她解释为什么犹太教的安息日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日，以及什么是大分枝烛台的问题时，他还就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传统作了半个小时的讲解。结果，特蕾西娅在考试中得了个“优”。自此以后，她一直很珍惜这次令人难以忘怀的会面。
戴维·本·古里安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杰出人材，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基本力量。他有激情、有信仰、有信心，是一个勇于探索和独辟蹊径的人，而且知道自己的脚步正改变着世界。也许有人会争辩说，以色列的创建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要使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变成现实，还需要耗费一个人非凡的精力。
美国和以色列一直都是欧洲犹太移民的两大目的地和犹太难民的主要避难所。这种共同的特性象一种强有力的纽带，把这两个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各地犹太人对以色列有一种精神上和感情上强烈的依恋，这使以色列各届总理和美国各届总统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许多人认为，这种关系仅仅是一种政治关系。诚然，这种关系中包含着政治方面的因素，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战略上的考虑。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以色列对美国有一种独特的重要性，因为以色列对大量的美国人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每位美国总统都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会有相应的表现。对他们来说，其他国家永远不能与以色列相提并论。
对我来说，戈尔达·梅厄与其他领导人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两人都是在1969年执政的，而且同在1974年辞职。
她在我就职后两个月担任总理，一直到我辞职前两个月才辞职。实际上，她是“我的”以色列总理！我是“她的”美国总统。
就我们两国而言，我们当政的那些岁月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无情的。我们关系中的紧张状态时而还很严重。她的要求经常超过我的预计。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