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们两国而言，我们当政的那些岁月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无情的。我们关系中的紧张状态时而还很严重。她的要求经常超过我的预计。有时，我采取的一些行动或提出的一些条件则是她认为难以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们都在进行着巨大的赌博；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工业化国家的生命线以及以色列的生存，则都维系于中东这场爆炸性的冲突之上。我们都在警惕地互相注视着对方，深知任何一方的失策对双方都可能是致命的。由于还没有完全明确的解决办法，因此，在如何解决这些冲突的问题上，当然也存在极为不同的看法。
但是，风雨同舟亦能使彼此的联系更为紧密。人们从观察一位领导人如何经受考验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或她的为人。
乔治·蓬皮杜有一次在我面前把戈尔达·梅厄说成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她确实如此，而且更甚。她是我三十五年间在国内外的公私旅行中所见到的男人或女人中个性最强的一个。如果说，戴维·本·古里安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基本力量，那么，戈尔达·梅厄则是代表大自然的一个基本力量。
每一个优秀的领导人，都强烈地意识到要保护他的国家。
但是，梅厄对以色列的这种意识却超出了通常的范围。她的这种感情是炽热的、本能的，甚至象一位母亲对她的孩子的感情那样强烈。对她来说，以色列不仅意味着她的祖国，而且代表着一种超出国家范围的事业。
有些领导人是耍弄阴谋诡计的大师，编织骗人圈套的能手。他们会提出一些被粗心人误认为诺言的建议，经常或迫不得已地见风使舵、敷衍逢迎，或者搞密谋、耍花招。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就是他的第二种天性。富兰克林·第拉诺·罗斯福在这方面则是一位老手。对许多人来说，搞阴谋诡计是管理国家事务的诀窍，是绕过利害冲突这个危险浅滩的最有效办法，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办法，可以使冲突了结。但戈尔达·梅厄完全不是如此。她非常正直，毫不拐弯抹角。其必然的结果是，她下了决心就不能变更。对戈尔达·梅厄的立场。她要达到的目的和意图，从来也不存在什么疑问。在不同的情况下，她可能是不可阻挡的力量，也可能是别人不可动摇的目标。作为别人的攻击目标来说，她是不可动摇的：作为攻击别人的力量来说，她则是不可阻挡的。
戈尔达，梅厄有一副毕生从事劳动的妇女的面容。她的身上留下了过度的体力劳动的痕迹，脸上显露出用脑过度和精神上负担过重的阴影。但在她的脸上，也有一种照片经常没能捕捉到的热情。她虽然是一个固执的谈判者，但也是一位感情丰富、外露和坦荡的人。勃列日涅夫可能也是易动感情的，在含泪表示友情时，他的感情似乎是自发地进发出来的。但就他而言，有时又判若两人，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恢复到大声咆哮、剑拔弩张的状态。戈尔达·梅厄则是表里一致的。她脆弱的感情和坚定的决心来自同一个源泉。她在谈判中是执拗的，因为她深深地关注着她在谈判中要维护的东西。
她的热情是以人情常有的方式自发地流露出来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她1969年首次作为总理访问白宫时的情景。这次访问对她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梅厄八岁那年就作为一个贫穷的移民，从俄国第一次来到美国。她在美国成长，还在密尔瓦基教过书，直到1921年移屠至巴勒斯但时为止。因此，在我们为她举行的国宴上，当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奏起以色列国歌、然后又奏起《星条旗》歌时，她不禁热泪盈眶。宴会后，我们特地为她安排了艾萨克·斯特思和伦纳德·伯思斯坦表演的文艺节目。她坐在我的夫人和我之间，聚精会神地听着。演出结束时，她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走上前去，拥抱两位音乐家。
她在任期中感到最痛苦的一个插曲，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当以色列面临失败威胁时，我命令“一切能够飞行”的运输工具都要全部应用起来，大规模地、紧急地向以色列空运供应物资。她后来写道：“这次空运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士气，也清楚地向苏联表明了美国的立常毫无疑问，它也使我们的胜利成为可能。当我听到（运输）飞机正在利达降落的消息时，自战争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哭了……”。
她后来告诉我说：她认为，我的行动——包括空运以及当苏联威胁要派部队去这个地区时，美国宣布它在全世界的武装力量进入戒备状态——拯救了以色列。次年1月，当埃以部队脱离接触的协定宣布时，我给梅厄夫人通了电话。当时，水门危机已成为整个美国的头条新闻。在通话结束时，她说：“请多多保重，好好休息。”这使我深受感动。
如果在危机时刻表现得坚强不屈是戈尔达·梅厄的特点，那么，慈母般的谆淳善诱则是她的另一特点。
在以色列人民中，她以“戈尔达·谢拉努”即“我们的戈尔达”这样的爱称而闻名。她自由白在地、毫无拘束地在她的人民中走动。当她的内阁成员们围在她厨房的桌子旁边、或者在炉子附近来回走动时，她一边为他们烧汤和煮咖啡，一边和他们讨论着国家大事。她就是这样一位总理。
她甚至到了七十开外时，还无情地驱使自己干这干那，一直工作至凌晨。她既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大的问题上，又集中在政府最细小的琐事上。不管是否是例行公事，任何信件未经亲自过目，她都不签署。她亲自去机场迎接一批又一批移民，经常是一见到他们就高兴得流下热泪。在赎罪日战争中和战后，她收到许多农民责备她的政府应该对他们孩子的死亡负责的信件，这把她的身体摧垮了。每位战士阵亡，对她个人都是一次打击。当纳赛尔在西奈进行消耗战时，她下命令说，每当一个以色列士兵阵亡，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应该立即通知她。人们是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她的指示，以至于有一次由于损失了二十五头羊，也把她唤醒了。
许多领导人是靠个人野心登上最高领导职位的。他们寻求权力，只是因为他们希望手中有权。戈尔达·梅厄不是如此。
她毕生只是从事一件工作，而且不管这件工作如何，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献身精神都倾注于其中，她1921年迁入以色列，是因为她决心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她希望能够对人们有所帮助和裨益。她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理时，已经年满七旬了。
当时，莱维·埃希柯由于心脏病淬然去世，工党的其他领导人立即求助于这位得到大家普遍尊敬的人，因为只有她才能在不触发一场分裂性斗争的情况下继承埃希柯的职位。起初她表示反对，后来还是同意了。事后她写道：“我当总理，那是因为当总理就是那么回事，就象我的送奶人成为赫尔蒙山上一个据点的指挥官一样。我们两人对这种职位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兴趣。但是，我们两人都尽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梅厄夫人认为，人们对她这样一个妇女担任高级公职一事过分注意了。对她来说，当女人就意味着多干工作。尤其是在早年养育孩子的年月里，她既得忙于公务，又得操持家务。当我的女儿朱莉·艾森豪威尔为了撰写《特殊人物》一书而采访梅厄夫人时，她问梅厄夫人在1956年被任命为第一位女外交部长时有何感触。梅厄夫人的答复是独特的。她微微一笑，说：“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是一位男部长。”
1971年，我和法国总统蓬皮社在亚速尔群岛举行会谈。有一次，国务卿罗杰斯为了使谈话气氛轻松些，说，世界上两个最多事的地方——南亚和中东——恰巧都是妇女担任总理，“在印度是英迪拉·甘地，在以色列是另一位女人——戈尔达·梅厄”。蓬皮杜嘴角一咧，说：“哦，真的吗？”
蓬皮杜这句话并没有蔑视之意，而是带着一种奇特的赞赏之情。当然，它的寓意是说，戈尔达·梅厄作为一位女总理，从其为人处事的方式上看，简直与男人没有什么区别。戈尔达·梅厄和英迪拉·甘地有其相似之处：她们在与异性进行谈判时，都过分坚持己见。不过，我与这两个人打交道时却发现，她们在谈判方式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她俩都具有女子的气质。英迪拉·甘地利用了这种气质；戈尔达·梅厄却没有。甘地夫人期望人们把她作为一个女人来对待，她自己却以男人那种冷酷无情的态度行事；戈尔达·梅厄则期望人们把她作为一个男人来对待，而且象男人那样行事。她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要求人们宽容她。她也不宽恕别人。
她衣着朴素，从不化装打扮。她把头发尽量拢到脑后，梳成一个发髻。她承认，之所以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是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喜欢那种样式。她在与我的夫人交谈时，总是很和蔼可亲，对我们的孩子及私事也明显地流露出诚挚的兴趣。但一般说来，她与人们打交道的作法是：在会议开始时，敷衍他说上几句“认识您”之类的缓和气氛的话，然后就单刀直入地谈论手头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第一次见面时，摄影记者卡嚓卡嚓照着相，我们象通常那样闲扯着。一当把记者们打发走，她就交叉着双腿，点上香烟，立即着手工作，匆匆地浏览她为她的武装部队索取装备的清单。
梅厄夫人一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她就不会宽恕对方，或把事情忘却，而是满腹怨恨。她一直没有宽恕戴高乐在1967年战争后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也一直没有宽恕进行过大屠杀的德国人、甚至他们战后的新领导人。对于那些使无辜者流血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及支持他们的阿拉伯国家，她也一直不予宽恕。六十年代，本·古里安从执政的工党分离出去后，梅厄夫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