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本·古里安从执政的工党分离出去后，梅厄夫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一直怨恨他。
她对苏联尤其不信任。她虽然是一个良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她对苏联的专制及其对以色列的威胁具有清醒的认识。
她自从能够记事以后，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她父亲在基辅他们家的门上钉满了厚木板，以便使全家免受经常发生的迫害事件之苦。在那些年月里，手拿棍棒和刀子的暴徒们到处搜查、迫害犹太人。她还告诉我，喝醉酒的警察常常在星期六夜晚来敲她家的门，殴打他父亲，因为他是犹太人。这使她惊恐万状。她对早年在俄国所度过的岁月的记忆已经不多了，而这些记忆大多是寒冷、饥饿、贫穷和恐惧——尤其是恐惧。在她看来，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正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在苏维埃俄国继续发生着。纳赛尔曾经发誓要摧毁以色列。梅厄夫人认为，苏联对纳赛尔的支持，也是对犹太人进一步的侮辱。
梅厄夫人有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向我表示：她认为，欧洲许多领导人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这是一种幼稚的做法，她很不同意：对我们为了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所采取的步骤，她也感到关切。我向她解释说：我们对缓和问题的做法与他们的做法很不相同；我们对苏联的动机也不存在任何幻想。我说，关于国际关系，我们的指导原则与《新约全书》中的指导原则略有不同，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谈到这一点时，亨利·基辛格插话表示赞同，并说：“还要加重百分之十”。
梅厄夫人笑笑表示同意，并说：“只要你们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就不用担忧了。”
有时，她可以轻松地处理好那些对她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
她一再对我说，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没有一个是可以信任的。
作为推动中东和平的行动的一部分，我试图在美国与几个主要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我向她指出，从以色列本身的角度来看，让美国成为以色列的邻国的朋友，比起由另一个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国家来扮演这个角色要好得多。她承认这一点，然而还是坚持说，在与阿拉伯国家打交道时，我们不应该相信协定，而是应该相信行动。有一次，这类会见结束时，我向在场的人一一赠送了小小的礼品盒，内装带有总统印鉴的金质衬衫袖口链扣。每个人都打开了自己的盒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个是空的。梅厄夫人登时笑了起来，说：“瞧，现在你们该明白我所说的信任是什么意思了吧！”在亨利·基辛格被提名为国务卿之后，我对她说，现在我们两国都由犹太人当外交部长了。她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神情。在谈到基辛格的德国口音时，她还应声道：“不过，我的外交部长是讲英语的。”
在国际上，戈尔达·梅厄享有盛名。她是一位具有极大的勇气、才能和韧性的政治家。她聪明过人、正直、顽强。她赋有足以使她跻身于任何大国最高领导层的能力。但是，可能也只有在以色列，她才会具有这种能力，因为她对这个国家有着异常强烈的感情，它的事业把她推向了最高领导层。她并不把权力当作特权来追求，而是把它当作职责来行使——为以色列而行使。
美国人把梅厄夫人列于他们最钦佩的妇女的名单的前列。
对以色列人民来说，她则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祖母式的保护者，一位强健结实而又可以信赖的妇女。她把以色列的重任担在肩上；但她也腾出时间来，在厨房的桌子旁边招待她的助手们喝汤。
1969年，我在悼念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仪式上所作的悼词中说：伟大的政治家总是在国内受到爱戴、在国外也受到尊敬。
但是，只有少数几位象艾森豪威尔这样的政治家，才能在国内外受到真正的爱戴。戈尔达·梅厄也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位。与艾森豪威尔一样，这不只是由于她的所作所为、显然也是由于她的为人，国内外的人们才如此真心地爱戴她。
1974年6月，在她离职才十二天之时，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是在以色列对1973年10月战争中的准备工作发生长期争论后去职的。我们在她在耶路撒冷的简朴的公寓中拜访她。她再次对美国在那次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向我表示感谢。当她费劲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我们表示欢迎时，我可以看到她脸上痛苦的表情。事后我才知道，她当时与我一样患有静脉炎。此外，她还患有淋巴腺癌。她对这一点保密了好几年。后来，在以色列议会举行的一次国宴上，我决定打破先例，在向国家元首祝酒之前，先作一次特殊的、外加的祝酒。我说：我所见到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一位比戈尔达·梅厄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勇气、聪颖、坚韧和果决了，她献身于国家的精神也为别人所望尘莫及。我说：“由于我与她共事过，所以，我想我已经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因此，我有幸请各位和我一起，为这位前任总理干杯。让我们为戈尔达·梅厄总理干杯！为戈尔达干杯！”
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对我亦然。那次祝酒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我的本意是：“让我们怀着爱戴的心情，为戈尔达干杯。”我想，她一定会理解，我正是这个意思。
古老国家的新派领导人：
纳赛尔、萨达特、伊朗国王、费萨尔
无论是作为故事和传奇的中心，还是作为战略上的十字路口，地球上很少地方能和中东相比。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不仅朝代兴废更送，各种文明也在那里起落盛衰。风，还象几千年前一样，侵蚀着万劫不灭的沙漠：尸骨，则依然在阳光下逐渐变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暂时期中，这片古老的土地蓦然间变乱蜂起。以色列的创建，只不过是打乱了旧的格局、带来了新的冲突的各种事态中的一桩。
当伊朗突然被拉回到中世纪时，西方尝到了一次严厉的教训：在这个新世界中，现代社会的外壳可能是多么的单雹脆弱；在新旧相撞之时，它们关系之紧张又是多么的严重。有人提醒我们说：中东并没有“自己要潘，也让别人活”这个传统概念。在那里，感情往往来得更加猛烈；人们缺乏纪律，少有约束，裁决更加苛严，报复尤为迅速。这里的传统比别处更为古老，决心维护它们的人却拼命抱住这些传统不放。
然而，在中东以及其他地方，变动还是来临了。
最近几十年中，我们在中东所见到的，一直是火山爆发似的政治大变动。这些火山的爆发，形成了巨大的山脉，也形成了大陆和海洋。尽管这些特殊的问题和斗争形式仅仅适用于中东，但是，当本来要几个世纪才发生的变化现在被压缩到几十甲年中发生时，这些问题和斗争的形式也反映了全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今天，一个人在其一生的时光中，也许必须适应从前需要许多代才能有的演变。对个人和国家来说，这个过程都是动荡不定的，而且可能是爆炸住的。
从下面四位领导人的生平中，我们可以戏剧性地看到这些进程。他们走过的道路各不相同，但目标总是非常相似。这四位领导人就是埃及的加麦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和安瓦尔·艾尔·萨达特，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以及伊朗国王。四人中，伊朗国王被推翻了，并在流亡中去世。费萨尔和萨达特被行刺者的子弹所击倒。只有纳赛尔在还是一位英雄时，就由于自然原因而去世。如果他不是在五十二岁时由于心脏病突发而遽然辞世的话，那么，他的命运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这四个人都是革新派。他们都在竭力恢复本国人民的自尊心。为此，纳赛尔、萨达特和伊朗国王都有意识地回溯到几千年前本国古老的文化源泉上，以恢复民族崇高的象征，并使之发扬光大。纳赛尔和萨达特回复到法老王时代；伊朗国王回复到赛鲁士的波斯帝国；费萨尔则没有必要回复到任何时代，因为他的国家是穆罕默德的故乡，是最神圣的穆斯林圣地。全世界的穆斯林每天祈涛之时，都向着沙特阿拉伯的方向朝拜。
1963年，我第一次见到纳赛尔。但我觉得似乎很久之前我们就认识。
纳赛尔与他的同谋者安瓦尔·萨达特一起，于1952年策划并领导了一场政变，取代了法鲁克国王的腐败政权。当时他是一个不知名的军官。起初，他利用著名的将军穆罕默德·纳吉布作为出面人物。但在两年之后的1954年，性清暴躁的纳赛尔就把纳吉布逮捕了，自任总理l956年，他使自己成为当选总统。
纳赛尔的领导是浮夸的。他象一颗流星划过中东的长空。
他不仅想充当埃及的领袖，而且想充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他强行干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务，发动政变，策划暗杀，一直试图建立以他为首的泛阿拉伯联合体，他既结交坚定可靠的朋友，又树立不共戴天的敌人。所以，他身边的人很少是中立的。
他进行宣传的喧闹声，经常扩散到阿拉伯世界的各个角落。我1957年访问中东时，虽然没有在埃及停留，但每到一处，都可以从收音机中听到他的声音。在利比亚、苏丹、突尼斯和摩洛哥各个城市的市场和街道上，我看到无论是年青人还是老年人，富人还是穷人，几乎都在心醉神迷地倾听他的声音。他以高超的技巧，利用广播和电视进行说教。他把阿拉伯世界最优秀的表演家动员起来，他们谱写了诸如《我们怎样建设阿斯旺水坝》这类轰动一时的大众歌曲。
使纳赛尔费尽心思的梦想之一，是建造阿斯旺水坝。多少世纪以来，埃及一直指望尼罗河的流水能给它的沙漠带来生命。
现在，纳赛尔要利用那些河本来提供廉价的电力，并增加一百五十万英亩可耕地。但是，这个梦想也由于他在国外进行冒险而搁浅了。纳赛尔与莫斯科的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