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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摆到总统桌上的每件事都是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是可以争辩的。诚然，不重要决不会交到总统那里，但是，他不能什么事都管。起用大人物是为了决策大事，不把时间和注意力浪费在小事上，这样他就有充裕的时间，过问那些紧急的社会和经济政策问题，集中精力处理关键往的外交政策，并能摆脱眼前的紧急事务和注意中心而专心于那些非同小可的长远往问题。今天需要授权的亭，明天就不一定有必要，他应有让需要随着重点转移的灵活性。他必须有把摆到面前等待决定的事推开不管的本领，无论这些决定本身看来是多么重要，但却妨碍他处理该自己高度负责的事件的能力。
这种情况与打棒球有类似之处。许多好的击球手希望打平均数，力图以一垒打把他们的平均数进到三百。但是他们并不是那些成为报刊头条新闻或在公园中吸引成千人的有名的击球手。著名击球手雷吉·杰克逊一家，他们打得有把握；他们不追求平均数，而是争取赢得比赛全局胜利的本垒打。领导人必须安排他的生活，集中精力，头脑里只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进行几场大的拼搏。这些拼搏，会使自己名垂青史。他可以安于平均数，打出一般水平。如果他拼命想把每件事都做好，那就不可能把真正重要的事情做得非常出色。他就不会出人头地。如果他要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他必须把精力集中在重大的决策上。
伍德罗·威尔逊在担任总统之前，曾在一篇演说中把思想家和实干家区别开来。据我观察，在政界中，常常是思想家不能实干，实干家不善思考。最理想的人物是威尔逊这样的人。
他是一位有创见的伟大思想家，在他年富力强时，也是一位果断的实干家。总的看来，我所认识的现在已经成功的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既是思想家又是实干家。法国的哲学家亨利·伯格逊曾告诫说：“象思想家那样去行动。象实干家那样去思考”。
能在思想和行动之间维持恰当平衡的时期，也是领导素质发挥得最好的时期。毫无疑问，邱吉尔、戴高乐、麦克阿瑟、吉田茂、德·加斯佩里、尼赫鲁以及周思来等都是果断的实干家，同时又是深刻的思想家。从一些对阿登纳的肤浅的评价中可能会得出结论：阿登纳是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实干家，但作为一个思想家，他与其他人不是一类。事实上，了解阿登纳的人会承认，这样的评价是谬误的。他不表露知识分子的那种优越感，那些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是不了解在公开外观掩盖下的这个普通人。
甚至连容易感情冲动的赫鲁晓夫，通常也思考先于行动，尽管他象勃列日涅夫一样，没有显露过哲学上或理智上的极大的深刻性。而且，领导俄国共产革命的那些人——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既是实干家，又是思想家。斯大林没有这样的名声，但研究过他的背景的人发现，他至少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领袖。尽管如果没有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这个世界的境况也许更好些，但是这三个人仍然高居于历史名人中。
罗伯特·孟席斯曾对我谈过他怎样严格安排自己的一天：平时每天有半个小时，星期六和星期日一个小时用来读书，作为一种享受。这不是消遣，他阅读的是历史、文学和哲学。这种阅读可使他从各种报告、分析以及时事阅读的羁绊中挣脱出来，时事阅读对一个领导人来说既费时间、又劳心神。我自己虽然把一天安排得不太精确，但也坚持为这种阅读留出时间，甚至在危机时期也是这样。如果领导人要保持高瞻远瞩的能力，那他必须立足现在回溯过去。当危机最紧迫时，尤其需要这种回顾，因为这是最需要从过去看清未来的时候。在一些有志当政治领导的年青人间起他们该做些什么准备时，我从来劝他们去研究政治学。相反，我劝他们钻到历史、哲学、文学中去——去探求、去劳神费思，并开阔他们的眼界。通过阅历可以更好地了解政界或政府中的一些最出色的人和意外事件。但阅读的习惯、思考的训练、严密的分析方法、社会准则的结构以及哲学的基椽—这些是一位未来的领导人，在开始受教育时就要认真吸收并在生命的其他时间里继续下去的。
我的良师益友、已故的埃尔默·鲍勃斯特甚至在九十岁时还很机警，并有超人的记忆力。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他回答：“我是惩罚我的记忆力”。他不作笔记，而是在过了一天之后强记谈话，强记所有细节。他也提醒我说，脑子就象一条大肌肉，越锻炼，越发达，不锻炼，它就要萎缩了。
我所认识的伟大领导人中，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酷爱读书。阅读不仅增强和启发智力，而且还开动和锻炼了头脑。今天那些坐在电视屏幕前昏昏然的青年，不可能成为明天的领导人。观看电视是被动的，阅读是主动的。
另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是勤奋的人，是那种一天干十六小时的人。对一个领导人来说，很容易陷入工作时间过长这个最危险的陷阱。有人因此成功，但大多数人需要脱身，一阵，变换一下环境或改变一下节奏，以便在需要他们时仍然精力充沛处于最佳状态。杜鲁门去了西暗礁，艾森豪威尔到科罗拉多或乔治亚，肯尼迪去了哈尼斯港，约翰逊到了他的得克萨斯州的牧场。为此，他们都受到了抨击，但他们不应受这种抨击。一位领导人，重要的并不在于他在办公桌旁坐多长时间，或办公桌摆在什么地方，而是看他所作的重大决定是否完满。
如果一场高尔夫球游戏能使他精神愉快，那他应该撇开文件批阅工作，奔赴高尔夫球常一位领导人取得成功的幸运的因素中，机遇可能是最关键性的。
不同的文化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领导人，不同的时代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领导人。很难设想迪斯雷利能在八十年代的美国赢得选举的胜利，就此而言，康拉德·阿登纳或乔治·华盛顿，也很难设想能取得成功。
有时，一个人假如早生或晚生几年，他也许会成为杰出的领导人，一位世界性的人物。我深信，乔治亚州的参议员理查德·罗素，要是在他的南方的籍贯尚不剥夺他的资格之前出现，他有可能成为迄今为止美国最杰出的总统之一。事实上，他是参议院里幕后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是林登·约翰逊的赞助人，经他个别指导和出主意约翰逊终于进入了白宫。在我担任参议员、副总统和总统期间，与其他参议员相比，我更重视罗素的意见。除在民权问题上，我们很少有分歧。在国内问题上，他是一个温和的保守派，在国防和外交政策问题上，他是一个强硬的有远见的实用主义者。
在另一些场合，罗素也做出了表率。他是在衣帽间里，委员会的会议室中，在私下会晤里进行指导的，他甚至很少在参议院议员席上发言，尽管当他发言时，整个参议院都洗耳恭听。
他运用得极为漂亮的并不是作实际决定的权力。而是影响；他运用这样的影响以致使它变为权力，就罗素而言，他的影响来源于其他参议员和总统对他怀有真诚的敬意，也来源于他的过细的准备工作、注重细节以及对参议院和参议员的广泛了解。
新世界的一个特点是事物以越来越加速的步伐变化着。一个国家在一个发展阶段需要一种统治着，下一个阶段可能又要求另一种统治者。这些阶段有可能接二连三地迅速到来。从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影响来观察，及时下台有时可能与及时上台同样重要。
如果恩克鲁玛在加纳独立后把职权交给其他人，那他可能会作为一个英雄而光荣下台，现在也仍然是一个英雄。如果不是死亡缩短了纳赛尔的统治，那他的名声也许会比今天更大。
很有可能，戴高乐1946年退出政府是最明智的一着，这样，直到1958年召唤来临时，他在政治上仍然是无懈可击的。乔治·华盛顿知道什么时候该离职。他的拒绝竞选第三任总统确立了一个传统，一直延续到1940年，这个传统一度中断过，后来写进了宪法。林登·约翰逊1968年宣布退出竞选时，全国为之震惊。作为一个在以后四年中面临席卷全国的大风暴的人，我认为，不管约翰逊是如何憎恨退休，但在那时下台是幸运的。如果他继续执政的话，那将会遭到无情的抨击。
不同的制度需要各种不同的领导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制度。
美国在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交往中一向存在一种错误趋向：以西方民主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政府，以西欧的标准来衡量各种文化。西方民主的发展和生根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它的道路不是笔直的或是稳妥的。欧洲的自由的发展时断时续，一个时期向前发展了，另一个时期又被推了回来——三十年代西欧部分地区及近几年的东欧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世界各国中，民主仍然是例外，不是普通现象、正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尼·J·柯克帕特里克所指出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上的大多数政府，按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是坏政府。这些政府不是也从来不是民主的政府。民主在世界上一直是很罕见的。按我们的标准，大多数政府是腐败的”。我们必须从大多数独裁和极权统治的国家中学得更会识别事物。每个专制的统治者至少把他的一些反对者投入监狱，不管他是为剥削他的人民还是发展他的国家。但在为进行侵略而武装起来的人和竭力维护和平的人之间，在波尔波特的和伊朗国王的进步的家长式统治之间，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差别。有些是好邻居，有些是坏邻居。有些人是宽厚的，有些人是恶毒的。这些差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