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最后定论并不是一下就作出的。它不仅要好几年，甚至要几十年或几代才会出现。领导人很少有生前就能听到这个定论的。赫伯特·胡佛是个例外。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位领导人受到过如此激烈的中伤。在朋友众叛亲离、敌人恶毒诽谤的处境中，他终于战胜了逆境。在他的暮年，他比那些低毁者的形象更高大。他的一生说明了戴高乐最喜爱的沙夫克里斯诗句中的一个真理：“只有到了晚上，才能懂得白天多么光辉灿烂”。
本书中所有的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成功和失败，有自己的力量和弱点，美德和恶习。我们只能猜测历史学家一个世纪后将如何评价他们各自的遗产。这部分地取决于谁赢得这场世界性的斗争，谁来编写历史。但是这些领导人并没有在战斗中退缩，他们进入了竞技常正如西奥多。罗斯福1910年在巴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批评家无关紧要，那些数落铁腕人物怎样犯错误、实干家应在哪些地方做得更好的人也不值得考虑。荣誉属于这样的人，他真正是在竞技场上，满脸汗水和血污，他勇敢地进行斗争；他犯过错误，一再失误：因为没有错误和缺点就谈不上艰难的尝试；但他真正竭力争取有成效；他了解巨大的热情，懂得伟大的献身精神，献身于一项正义的事业。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他知道最终胜利才是最大的成功；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失败，至少也是敢于正视的失败。因此，他的地位决不能与那些既不知道胜利也不懂得失败的冷漠怯懦的人相提并论。
作者按语
本书是我一生中全盛时期的研究和经历的产物。我从阅读、观察专家们的忠告和实践的经验中熟悉领袖们及其领导能力。
我任总统时，感到准备一篇重要的讲话是一件非常有效的训练，不仅对如何做出各项政策性决策是个训练，而且对提炼自己的思想也是一个训练。写这本书也一样。在我深入地探究我所熟悉的那些领袖们的生活过程，从他们曾经面临过什么问题和他们是怎样成为领袖人物中，使我更加丰富了对他们的了解。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有些是令人惊讶的，这有助于我了解他们有时为什么那样表现，并且使我学到更多有关那些决定我们时代的世界进程的人们的性情。
象许多政治家一样，我长期以来是一个历史传记作品的贪婪读者，即使是在白宫的年月里，我也抽出时间来阅读。从那以后，我就有更多的时间看书了。本书中所涉及到的所有领袖人物都是我本人所认识的。我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历而获得对他们的基本的印象，但是，我也从他们的传记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写此书时，我参阅了许多书籍。对那些想要了解这些领袖人物的更全面的生活的读者，我可以推荐的书籍是：由伦道夫·邱吉尔起稿和马丁。吉尔伯特续完的多卷的《温斯顿·邱吉尔》；莫兰勋爵的《邱吉尔》和维奥莱特·卡特的《温斯顿·邱吉尔》；弗兰西·克绍迪著的《邱吉尔和戴高乐》；安德烈·马尔罗著的《被砍伐的橡树林》；布赖思·克罗泽著的《戴高乐》和戴维·舍恩布伦著的《夏尔·戴高乐的三次生命》；威廉·曼彻斯特著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传记《美国的恺撒》；特伦斯·普里蒂著的《康拉德·阿登纳》和保罗·魏玛著的阿登纳的权威传记《康拉德·阿登纳》；爱德华·克兰克肖著的《赫鲁晓夫》；许芥显著的《周思来——中国的卓越的伟人》；罗斯·特里尔著的《毛泽东》和布赖恩·克罗泽著的《失去了中国的人》。
帮助我了解领导才能的除了在本书中概括地加以描述的所有领袖人物之外，还有一大批其他人——尤其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我在他手下担任过八年副总统。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教导了我，对此我甚为感激，正如我也感激许多为本书出过主意和提供过资料的人们。我要对日本医药协会主席武见太郎博士致以特别的感谢。他是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忠实的顾问和密友。
他回答了我许多有关吉田的问题，并提供了许多西方通常不知道的细节。
还有对本书提供过具体帮助的其他人，我仅特致谢意。尼克松夫人有敏锐的眼光，我依靠她帮助选择照片，和回忆许多事件和人物。与我长期共事的洛伊·冈特所寻找的档案是非常珍贵的。卡伦·梅萨与凯思林·奥康纳和苏珊·马洛一起能干地管理着手稿。
新近毕业的两个大学生，一个是圣地亚哥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泰勒，另一个是哈佛大学的马林·斯特梅基，他们长时间地工作并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研究材料和编辑方面的协助。富兰克林·甘农在加入我那时的白宫班子之前就与伦道夫·邱吉尔一起工作过，他对邱吉尔那一章帮助很大。我在白宫时的写作班子的主任雷蒙德·普赖斯曾为我前一本书《真正的战争》做出了贡献，现在再次相助，作为我的主要编辑顾问和协调人。
理直德·尼克松
1982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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