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说：“擀面杖？日本人不常吃面，怎么能有那东西。”
我说：“你有和面的盆吗？”
他说：“是不是北京的瓦盆？没有。随便什么盆都可以吗？”
我说：“什么盆都可以。没有擀面杖也不要紧，有酒瓶子就成。我在中国铁道兵时包饺子就用酒瓶子。不过那盆嘛，早晨洗脸，晚上洗脚，没有锅时，它就是锅，用来煮白菜。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冬天，白菜就是佳肴。当然那盆还用来和面，包饺子。您去过戈壁滩吗？”
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操。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是政府军53军691团团长，是坚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军队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老头儿说：“我半个世纪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边上有个叫‘东厂’的胡同。”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东厂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
老头儿又乐了，我看见他整整齐齐的两排假牙。“你是北京人吗？怎么连东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时，东厂是你们中国的特务机关。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们日本军进驻是1937年秋天。”
我听了他的话，眼眶睁大得可以放进一辆自行车了。我问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说是，军衔是中尉，是监狱长一类的小官。“1945年4月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腰眼，当时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一种叫肚丝的菜，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1949年，我被转到抚顺监狱，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回国至今……我在中国整整住了17年哪！
我十分感谢中国，我们迫害过中国人，中国人却宽大了我们，让人难以相信。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中国人，你们叫汉奸，却几乎都枪毙了。我的观点曾在日本《每日新闻》上的‘大家说话广场’上发表过，我赞成日中之间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中国留学生感到很高兴。“
那团面在我手里揉来揉去，正像我那颗复杂的心。“我面前这个人是个侵华日军，他曾是战犯，是监狱长。那么东厂胡同在哪儿呢？”我在脑海里搜索着。
山下说：“你们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刹海一带最多，在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鳞次栉比。还有很多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那个担子很特别，前面有火炉，后面有锅、碗和各种调料。”
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像个孩子。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卖人的吆喝声。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他在给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在中国大陆方面，我们这些侵华日军虽然有罪，但是1956年中国政府却把我们战犯全部释放了，一个也没枪毙，一个也没受过虐待，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抚顺收容所中有84名中国人被中国大陆军事法庭宣布死刑，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汉奸。意思是他们帮助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
我们富士支部里还有两个被中国政府释放的人。这几年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掀起战争无罪的思潮，我们三人是从不附和的。“
“富士支部是什么组织呢？”我问。
他说：“我们日本人特别爱组织起来。你们中国人是一人一条龙，我们日本人是10人一条龙。日中战争时，我们日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有战斗力，是因为你们中国人之间不团结，没完没了地互相打。噢，你想看看我们富士支部的影集吗？你看看我们这帮老头儿，每年都死掉几个，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他嘟囔着，走到书房里取来影集摆在我面前。这本影集一开始介绍这个支部建立于1957年，是几个从苏联西伯利亚劳改营回国的日本兵创办的。影集中还有一些照片，都是记录富士支部成员原身份、兵种、参加不同战斗的照片。对他们而言，悲惨也好，胜利也好，这都是历史的轨迹。一个日本兵的历史，正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这时，山下老头子又去书房取来一本书，书名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激动的40年》。
老头子说一帧题为《希望》的照片，他很喜欢。《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中国老太太慈祥地看着手中充满生机的一只小鸡，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老太太土布土衣，却干净安详。这种安详是和平的环境下才会有的心情。
老鬼子山下老头说：1942年在中国华北丰润县实行三光政策，他见过同样的老太太在村子一片废墟的烟雾里抱着孙子烧成黑炭的尸体欲哭无泪的景象……没有一个日本兵敢走过去，再刺老太太一刀。大家都站在那儿，看着、听着，默默无声。只有燃烧着的房屋噼叭作响……
“日本在中国打了14年，也没把中国人打得卧地而降，没把中国变成大东亚共荣圈里的成员。战事，每天都发生，每天都有抓进来的人……现在总算太平了。中国人现在生活幸福，我非常高兴，我们老军人都高兴呢”。他说，“所以，我们都喜欢这张照片。”
翻到富士支部照片集的最后，有两张照片，让我惊呆了，一时失语。我的灵魂完全走进了照片，走进了那个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年代……
老头子说：“这两张照片是为我而收集的，原因是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所监狱工作过。这两张照片常常引起我无尽的回想……那个年代太残酷了。我作为原侵华日军的成员，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
把我征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敌人抓住女战士成本华，这个中国女人在日本鬼子的枪口前不在乎，不屈服，置生死于不顾，代表了中国女性的英勇气概。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瞬间，表现了语言所无法表现的一切。
这张照片中的形象，是中国自解放以来被中国作家们无数次地表现过的英雄行为。中国的小说、电影、戏剧、故事里共产党员的形象都是这个模式，都是这种英雄形象。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心灵中的震动并不太强烈。让我吃惊的只是那中日战争中原始的一瞬间，连鬼子的军装都那么破旧，与今天身着漂亮西服进出北京饭店的日本人大相径庭。
另一张照片给我的感受只有四个字：“真实”和“沉重”。那个女游击队员被鬼子抓住，她面对镜头表现出作为女人的真实的恐惧、无奈，表现出要应付强奸、殴打、酷刑的一个女性的软弱，表现出日本鬼子的残暴和强悍。她面对的是日本鬼子的镜头，而不是你、我、他这些她的兄弟姐妹们。她的目光中充满着绝望，———这个目光也是最真实的瞬间。
日本侵略者杀害了我国3000万同胞，她将是其中的一个。她虽然表现出怯懦，但她也是英雄。她是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让日本鬼子抓住的，她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每当我回想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会马上就想到她。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中国的男儿们应该感到羞愧难当。她明明是你热恋着的情人，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或者是您的女儿呀！请你再仔细看看这张由日本鬼子兵拍的照片，你不认识她吗？
作为男人，我愿意在战斗中献出生命，但我再不愿看到侵略者拍下的这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认为这是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屈辱的见证，是中国军人的耻辱。
经过老头子的同意，我用照相机把这两张照片拍了下来，用的是尼康FM2、400°胶片、1／15秒、光圈4、35—75变焦镜头。原照片在室内灯光反射下，不能尽善尽美地感光，实在是可惜之至。但那传神的目光，毕竟完好地通过侵华老日本鬼子之手传给了我们。
“您能告诉我在监狱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我实在不甘心，于是再一次发起试探性进攻。这是一种职业上的习惯，这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军事性试探，这是最后一炮。他如果说“忘了”，我就再也不问了，因为已经下午3点了，才给人家包了4个饺子，而且吃了人家大量的水果！不像话，我是在给人家打工啊。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兵4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军战斗中他腿部中弹而被俘。这位政府军少校宁死不屈。没办法，用大刑。东厂监狱里的刑具许多是中国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他怕我不懂，在纸上画出这东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还是中国打手。那些流氓为了讨好我们，往往下得去手，残酷之极。这个中国军官的另一条腿就是中国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断的。”
“我亲自去和这个政府军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说话。后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人、农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军校，毕业后就去军队，直至被俘。自从腿断了，他常昏死过去。他不吃不喝，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