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我把车停在他跟前，他才看见我。他给我行了一个军礼，嘴里咕噜着什么，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声说：“你能走出来，太好了。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边，听着笑了，露出几颗长长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个军礼，并企图立正站稳。氧气瓶小车的车把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把晃动的军刀。
“真是个老鬼子，妈的。”我心里讲话。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们饭店后面一间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订饭的客户。他还有一个家在住宅区边上的寺庙里。他为什么搬到我们店后面小屋里一个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庙里的老家我也去过。门口牌楼的石柱有三米高，那牌楼上的红字匾额依稀可辨，全部是汉字。
寺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到处是青苔。问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样，看上去大约比他小10岁。她一周来看山田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的地方住。他们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我也无从问起。山田的女儿在横滨一所大学当助教，可从来不看他。从山田口里我得知她比我小一岁。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助教，可一次机遇也没有。老鬼子山田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为什么不住进医院，为什么一个人在小屋里挺着，我至今都弄不明白。山田每天打电话来订饭，送一次饭就够他吃一天。每次去送饭，他都非常有礼貌地说：“给你添麻烦了，请下班后过来聊天吧。”每次他都把用完的饭碗和方便筷子整齐地放在门口，然后接过新送去的饭。通过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经历。
1937年12月，山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他从不说南京大屠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1937年到1945年间，他多次参加过与国民党军的大战役，无数次与八路军以及游击队作战。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讲起战争来，很生动，常常做出一些军事动作。
他说：“听枪声，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是否训练有素，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我们卧倒在那儿，一枪枪向目标打去。如果是逆光，不但枪尖的准星上有虚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敌人，那时就见我身边的人‘噗’地歪倒一个，‘当’地一声响又倒下一个。
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着移动。
“我们的长官这时候不骂敌人，他趴在那儿大声骂我们。因为军事动作姿势要低，而且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敌人能顺光清楚地看见你，他一枪打到你右边，冒起一股土烟，他修正后打出第二枪，那时你就完了。”他笑时，我发现他几颗长长的老牙。
“如果是正面200米，子弹打中钢盔，人也就完了。子弹”当“的一声擦钢盔的边飞过去也不得了，像用大木棒朝你脑袋抡了一棍一样。
“我发现把钢盔摘掉好。钢盔反光，而对方的中国军队都把草顶在头上，要想看清他们很难。我照此办理，悄悄抬起头，不但看清了对方运动着的部队，而且没招来像飞蝗一样的子弹。我的长官对我嚷‘混蛋！戴上！’我趴在地上对他比划：这东西反光，老远就能看见。在钢盔上面扎上草，扎少了跟本不管事，还是反光。结果，我的中尉队长也把钢盔摘了下来。战后我们俩都活着。”
我问他当年最怕谁。他说：“我所在的部队最怕民团。这些人和我们有杀父灭子之仇、辱妻之恨、烧家之愤，他们身上涂有草药。说是刀枪不入。这些人狂呼呐喊着向我们冲来，前赴后继，令人心悸。他们不懂战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武器是土枪、土炮、大刀、农具。民团的人甚至用原木抬着清朝的土炮来和我们作战。他们英勇至今让我感到心颤。……
我反对对平民烧光、杀光。实施冈村宁次将军的这一命令使我们日本军在中国人心目中完全变了鬼畜军队。对正规军是军人之间的战役，那另当别论。
“第二怕八路。八路军训练有素，英勇顽强，夜战如神，行军如风。”
我告诉他我父亲就是八路。
“什么！你爹也是八路？”他瞪大眼睛大声喘息着，右手下意识地往边上摸了两把，本能地想起身坐起来。这是军人才有的防卫动作。
我问他：“你要找枪？”我们都笑了。
“我对八路军印象不好，”他镇静下来慢慢地说，“他们往往以小股部队吃掉我们更小的部队，然后迅速转移。这使我们的火炮、飞机、坦克、卡车都失去作用。战争打的是钢铁、教育、科技和指挥。八路军狡猾地避开了我们的优势和锐气。”
“尤其是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1942年之后，八路游击队更猖狂，弄得我们分不清楚什么人是游击队，什么人是情报人员，什么人是一般平民，好像中国人都成了八路军游击队。一天夜里，我记得很清楚，枪声在村头不远的地方响起，听枪声就知道他们不过十几个人，我们一个中队全体出动，结果谁也没抓到。回来睡觉，枪声又响。我们又是全体出动，还是没找到一个对手。又回来睡，又响起枪声。中队长佐藤大尉说，别理他们，游击队没什么大动作。果然，枪声渐渐远去了，可以安心休息了。连续几个星期战斗、行军、出击，大家都太累了，很快都睡着了。谁知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在窗台上爆炸了。我们一屋子人被炸死6个。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惊肉跳，从没能安安心心地睡过觉，八路军游击队那颗炸弹总响在我耳边，八路军游击队不好，最坏！”
我给山田送过一年多的饭，久而久之，熟了。我问他：“你女儿怎么不来看你，是亲生的吗？”山田用直勾勾的目光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一个内心世界的秘密。
山田对我说，他回国后就当高中教师。由于结婚晚，1955年才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
他一直用心教育她，希望她上最好的大学。那年女儿高考成绩不佳，他大发雷霆。女儿退缩在墙角哭了起来。山田说：“我一听到这哭声惊呆了。这声音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场面。那个被我强暴过的小姑娘也退缩成一团，惊恐万状地浑身哆嗦。她小声的哭泣绝对是悲惨、绝望的。从那以后，我没责备过我的女儿，我感到我对不起她。从此我和女儿渐渐疏远了，她不理我，从不和我联系。
多少年来，我内心世界的东西，从来没告诉过女儿和老婆。在她们面前，我永远昂起男人的头。“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房顶上哗哗地响。雨水又顺着房檐的水槽流下来，也哗哗地响。这是天上落下来的泪水，为了受尽苦难的中国人，为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历史，为了那个被强暴过的小姑娘。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兵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被强暴过的中国妇女在提裤子之前没再被刺一刀就算好的了。想不到他强奸完中国小姑娘后她那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哆嗦的悲惨哭声，伴随他整整半个世纪的人生路程，甚至影响到了他父女的关系！
山田看着窗外的无尽雨丝，呼吸艰难地告诉我：“我根本就不管你是哪国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只因为你常常来看我这个孤独的老人，所以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喜欢和山田聊天。他很坦率，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为什么，他骂八路军，我听了特高兴。那些日子，笑就像两块膏药贴在我脸上。我在东京大街上送外卖，一边开摩托车一边放声高唱：
“向前向前向前！嘿！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嘿！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嘿！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牛奶公司门口，一群日本老太太看见我都说：“猴枪（我名字的日本语发音）干吗这么高兴？”我用中文说：“猴枪，还狗牌撸子呢！”日本老太太听不懂我说的中国话，知道我又犯各呢。她们聚一块儿担心地说：“你们看，今天猴枪哪儿不对了，他那脖子一拧一拧的，嘿！嘿！嘿起没完了。”
为了积累资料，我拿着照相机，带着闪光灯去拜访山田。山田很警惕地瞄了一眼我带去的家伙。他说：“你喜欢照相？”我说：“咱俩照张相呀。”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将来回国好看看呀。”他说：“可以照，但一定要换上西服，把头发整理好。”我说：“不用，就这样挺好。”
形容原汁原味的日语叫“搔闹妈妈”，可是山田不同意“搔闹妈妈”。他说你的照片一定有用意，如果用于友谊，应该穿西服；用于新闻，应该“搔闹妈妈”，“你是什么用意呢？”他问我。
没办法，我对他实说：“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你从不说那次大屠杀的对与错。我想把你的心态‘搔闹妈妈’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记者的责任是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虽然不是记者，却有这个如实反映的习惯。照片怎么样没关系，清楚就行了。你们日本国不是常常说‘国民有知情的权力’吗？”
听了我的评论，山田急了，他大声喘息着：“快把氧气给我插上。”我感到死神已经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马上就要把他押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
“不能照，不能照！我在南京杀过人，不能照！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