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鬼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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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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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照,不能照!我在南京杀过人,不能照!我不能让南京人看见我!我说了,不能照。”
  我说:“好,好,不照,放心吧。———但是咱们作为朋友,照一张,将来回国我看看,成不成?我绝对不在报纸上用。”
  山田老头子吸足了一口氧气,慢慢坐起来,瞪圆了眼睛,命令道:“不能照!”他那贴成一团的白发先倒了下去,他才慢慢地倒下去,空气凝固了。屋里有一股子酸臭的味道,老人显然几个月没洗澡了。我又想起他的女儿来。唉,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没准穿得挺漂亮的吧。
  我悻悻地把家伙收起来,告诉他:“我不照了,你放心吧。”他喘息地告诉我:“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在南京杀过人呀。我相信佛教已经30年了,你不能让我再回去呀!”
  这次轮到我惊讶万端了,我说:“佛教能把人活生生地带到想去的地方?!那么,我特别想回北京,佛能带我回去吗。”
  山田说:“我指的是灵魂,是意念上的东西,它既存在又不存在。”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战火硝烟和死亡的30万人,我用眼睛问他:那30万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在同一个世界里你们相遇将会怎么样呢?但我没有开口,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
  山田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又急忙回避开我的目光,空气又凝固住了。灯光不声不响地亮在我们之间……灯光应该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历史见证人,它目睹了一切,又都一言不发。
  东京的夜晚静悄悄,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这样的夜晚,人与人无声地交流,但拿出佛教也好,什么教也好,哪个能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一切皆无”了呢。一个病入膏肓、半个世纪前亲手杀害中国人的老日本兵,此时的目光都不敢与我平和的目光对视,那么这种教义,这种信仰,这种“道义上”的护身符又怎能安慰犯罪者的心灵?
  如果能的话,我倒想读一读佛经了。
  我向山田要几十年前的照片看看。他笑了,像个孩子。他说:“绝对不能给你看,你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是一个很坏的人,我要提防你。”但是他却向我要我们家庭的照片看。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就拿给他看。我一共带到日本十几张家庭照片,这十几张照片在山田手里翻来复去看,爱不释手。其中,有父亲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访问的照片。我告诉山田其中一张双人照,那上面叫林忠的人是驻外大使,也是个八路。山田拿着照片感慨地说:“头发都白了,都白了,大家都成老头子了。”
  山田向我提一个要求:他想要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你父亲过去是八路军,和我们打过仗;不过从照片上,能看出原八路军的风采。你爸爸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穿着中山装,挺起胸膛有官员的模样和军人的风度。”他还说他喜欢爹的灰色中山装。他喜欢灰色?
  灰色是华中、华北一带八路军军服的颜色。
  他挑出父亲的一张照片、捏在手里。我如果说不,他会失望一辈子。
  山田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片,嘴里反复念叨着:“你爹是八路,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八路军。”他看着看着笑了。我看见他没有门牙,没有槽牙,只有两颗犬牙。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五、轰炸重庆
  松井老头儿一开始就帮过我的忙,这使我非常感激他。
  事情是这样的:开摩托车去松井家要经过一个长100米的坡道。如果中途不停车,问题倒不大,可以一直顺利开上去。偏偏那天在这个坡道上有家人订饭,我得停一下。等我再起动时,由于油门过大,摩托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大吼着从我裤裆里窜了出去。只见它“轰”
  的一声,腾空而起,又重重地摔在坡道上。惊魂未定,我发现松井老头订的饭已从箱子里甩出来,在坡道上不紧不慢地跳着华尔兹。它一转一歪、一转一歪,顺坡而下。阳光照着它圆润的身体,忽明忽暗,忽暗忽明。
  松井老头的家在坡道拐弯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响了他家的门铃。一个一瘸一拐的老人开了门,露出一张慈祥的脸,无疑这就是松井先生。我老实对他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您订的饭看着很干净,其实它已经在马路中间跳过华尔兹舞了———我刚才在坡道上翻过车,实在抱歉。”
  “华尔兹?你说它跳过华尔兹?”松井老头乐了。他慈祥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中国留学生吧?咱们初次见面。既然这碗饭跳过华尔兹了,那么你就放在这儿吧。我吃不吃没关系,关键是你的老板他要不高兴的。他不会关心你翻不翻车,他关心的是这碗中华盖浇饭的利润。这碗先放下吧,一会儿你再给我送一碗来。小伙子,驾驶摩托和驾驶飞机一样危险,你可要小心。”
  善解人意,助人为乐。这是松井老头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老鬼子松井眉清目秀,不过他的左腿细得像根歪扁担。我摸过那条腿,是条没有肌肉的真腿。通过多次聊天我才知道,松井原是飞行员,二战中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军队击伤飞机而致残。我每次送饭,都要和他聊一聊。和他聊,我感到比听大学教授讲课还有意思。后来聊不过瘾,干脆休息日常去这个残疾老人的家。
  松井先生温文尔雅,松井夫人也是个和善的日本妇女。她到处做临时工,每天勤奋地早出晚归。我就看见过她在离我们饭店不远的一家日本料理店里洗过盘子,昏天黑地猛干。她像外国留学生那样,她比松井先生小三十多岁。看着她轻盈的背景,我小声告诉松井一句中国的俗话:你是“老驴吃嫩草”。
  但是,她知道他在侵华战争时轰炸过重庆。
  老鬼子松井爱飞机。他迅速从书架上找出几本杂志,信手翻出其中的章节,给我讲解今日美国战斗机、中国战斗机、苏联战斗机、北欧战斗机的各种性能。他说今天的飞机和过去的飞机不同,备有自动装置。即使飞行员受了伤,自动装置也会帮助人安全降落。对此,我将信将疑。当他讲到侵华战争中日本的各种飞机和舰只时,我就专心地听。
  “战前我受过高等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就被卷了进去。我一开始就在空军。我驾驶过三种飞机,轰炸过重庆市。那个年代,不去是不行的。我的轰炸机被中国政府军地面部队击伤。我回国后,冷静地思考了几十年。
  “1942年我回国后,躺在东京的防空壕里,听着轰轰隆隆的美国飞机声、炸弹爆炸声,我就想:我们去轰炸别人,所以别人才轰炸我们。美国人为什么和中国人在一起报复我们呢?我们日本国那么多敌人,全是我们自己树立起来的。
  当时美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日本,我的腿在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地面炮火击伤的部位还在恢复中,所以就天天躺在防空壕里。那时的日本,除去地震就是轰炸,大地总在波动。整个日本列岛处在恐慌和烈火之中。这烈火是我们日本兵在中国、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美国燃起的。如今,它烧到了日本本土。“
  松井先生在谈到飞机时,总用一本书或一双筷子在空中比划着。他又拿出1945年在防空壕里写下的日记给我看:
  “1945年3月10日,美军空袭东京,一夜之间夺去10万人的生命,使100万人失去家园。
  从1942年4月18日开始,美军开始利用在太平洋上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轰炸日本。空袭日本以来,美国飞机飞行一万七千多架次,共投下炸弹10万吨,使日本国民死35万人,伤42万人,有221万户受灾。“
  松井先生说:“我当时一边写日记,一边鲜明地感到,这地面不断传来的爆炸声,正是世界人民对我们日本民族的怒吼和报复。
  “1940年和1941年,我多次飞往重庆投过炸弹。我的飞机被击伤后,我非常害怕飞机落下去。被摔死的恐惧和被中国人捉住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尽管缺氧,我用尽生命的力量驾机往回飞行。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主张为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到,这种辩护对日本民族的将来,没有任何好处。忘记战争,就没有和平。光说东京挨炸不好,这样会使日本年轻一代产生错觉。我们日本产品要融入世界,心理也要融入世界,为各国人民所接受。“
  松井给我看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照片,给我看空袭日本的照片,日本兵死亡的照片和日本国民在战争中受害的照片,还给我看轰炸重庆的照片。
  看轰炸重庆的照片时,我问他是他亲手拍的吗?他笑了。他说那时的飞机进行投弹时要俯冲,可没有今天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中所使用的现代化军事科技。万米以下是非常危险的,不可能自己摄影。面对轰炸重庆的照片,我心情沉重。我告诉松井:“1973年,我当铁道兵时去过重庆,建设歌乐山火车站。那时,我们铁道兵修建的襄渝铁路的终点就是重庆。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和一个战友去红港码头散步,看到山城的灯光和满天的繁星连成一片倒映在江水之中。面对码头上一对对依偎在一起的情侣,闻着婀娜多姿的南国植物所飘散过来的阵阵幽香,我感到重庆就是人间天堂。”
  我不断翻弄着松井收集的历史照片,可是我印象中的美丽山城与面前的被轰炸的重庆对不上号。
  我这个人城府不深,是个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我冷下脸来告诉松井,我在中国军队服役时是优秀射击手。要是抗战时我在重庆,今天你就别订饭了。松井老头儿听了并不生气,表示理解。聊到很晚,松井夫妇竟打电话让电器商把一台音响送到我家里,说是要表达他们难言的心境。
  我打开包装,插上电源,已是满天星斗,听着带有重低音的提琴曲,我总感到那是松井操纵的重型轰炸机在重庆上空向下俯冲。那细细的高8度,似乎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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