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包装，插上电源，已是满天星斗，听着带有重低音的提琴曲，我总感到那是松井操纵的重型轰炸机在重庆上空向下俯冲。那细细的高8度，似乎是被炸死的重庆少女冤魂的呐喊，充满了悲愤和苍凉。
我不能说这台CD音响上沾有中国人的鲜血，但我想到我叔叔是被侵华日军杀死的，他被晋察冀军区追认为战斗英雄；村里父老乡亲为他建的抗日勇士纪念碑至今仍屹立在村头。
想到这些，我就趁着夜色，把音响端出门外，扔到垃圾堆里。抬头望月，那个夜晚的月亮特别圆。我相信那明月就是我叔叔的目光。
每年“8。15”前，日本电视台都要播放二战的纪录片。看到其中有轰炸重庆的片断，我急忙给松井去电话。天空上布满一架架齐头并进的日本轰炸机，紧跟着就是一架架地向下俯冲；轰炸嘉陵江和长江汇合点重庆。松井老头在电话里大叫了起来：“这就是55年以前！”看到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尸骨遍地、断壁残垣的山城重庆，松井说他也很难过。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是我，是日本给中国人民带去了灾难，带去了不幸。”
“8·15”前后，在日本出版的中文报纸上刊登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各地挨炸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蒋经国之母遇难经过》，我看了忙用日文电脑译出，交给松井先生。
松井看后感慨万千。他头一次知道，连蒋介石的老婆都让日本空军炸死了。
松井说每年“8·15”前日本电视网都播二战纪录片，虽然教科书上没有这些历史，但不少日本学生从纪录片中都模糊地知道一些历史事实。松井特别赞赏德国人对侵略战争认罪的开明态度。他认为这正是经济、政治大国与狭隘岛国国民心理的鲜明对照。
他给我看1996年8月21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该文说德国根据纳粹犯下的罪行，用法律规定下来对受害国家与个人进行认真赔偿。
“从1956年《关于对纳粹迫害牺牲者赔偿联邦法》制定以来，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犹太人付了710亿马克的赔款。对英、法、荷兰等欧洲12个国家支付了9亿9千万马克的赔款，还对以色列单独支付了34亿马克的赔款。东西德合并后，德国又对俄罗斯、乌克兰等三个国家支付10亿马克，对波兰支付5亿马克的战争赔款，而且没有宣告结束。目前总共支付了905亿马克的赔款，估计到下个世纪，德国将付出7200亿马克。
“相比较之下，我们日本付了多少战争赔款呢？日本从1954年到今天总共向18个国家付了相当于德国战争赔偿费零头的6565亿9000万日元的战争赔款费，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却未给中国一分一文。而且，就此宣告结束了所有战争赔款问题。”
“中国的舆论有过要求战争赔偿的呼吁。”松井翻出一份国民党监察员于树德等撰写的《对日和约的意见》。这篇文章发表于《大公报》1947年9月15日，日本报纸曾经转载：
“吾国乃缺乏资金之国家。拆旧工厂，作为赔偿，我国必须准备偌大资金作为搬运装置开工等费，故赔偿中不能不要求一部分现金。过去我国对日战争，每次缔和，日本都要赔款若千万两。他们却以我们的赔款，发展他们的工商业。日本经济发展之所以有今天，实多借助于我国的赔偿。今日本战败，我们按例要求一部分现金赔偿，实属正当合理，应该据理力争，不容稍存客气。”
松井说：“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文件、理论、谈话，我至今没有看到过书面文字。我这个侵华日军，我这个当年开飞机轰炸过重庆的老飞行员，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不要战争赔款？这不但要说服亿万中国人民，也应该让我们日本国民理解。你当过记者，请你无论如何找到相关文件给我看看。我总会死去，但离开这个世界前，我不愿再有什么遗憾了，我要坚持到头脑清醒的最后一刻。”
“最近，民间赔偿和慰安妇赔偿问题又重新提出，日本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如果一拖再拖，死活不认账，这既不符合中国国民的民意，也不合乎大部分日本国民的愿望。”
每一次去老鬼子松井家，我都要飞速地跑出去几次，到日夜都开门的小店里复印我记不住的东西。我对他说：“对不起，松井教授，我想复印一份可以吗？”他说：“你管我叫教授？我可当不了那玩艺。不过，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坐在家里看书。我想我看的书可能不比教授少。但是我的学生经常窜出窜进，这可不成。”
作为50多年前就在中国领空横行的老飞行员，松井有他见识独到的一面。他认为侵华日军较之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有文化。日本兵大都受过初等教育，而中国兵多是文盲。在经济力量上，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80L，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当时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仅占10L。在农业方面，日本当时已使用机械，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亿美元。生铁产量，日本为239万吨；中国95万吨；钢产量，日本735万吨，中国仅55万吨；石油产量日本为39万吨，中国仅0。02万吨。
松井说两国之间另一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亿日元，能大规模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舰。而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除光绪年间生产的“汉阳造”步枪外，不能制造重武器。“汉阳造”还是光绪年间中国的张之洞、辜鸿铭请德国克虏伯工厂建造的。国民党军队有少量飞机，还是外国制造的，而共产党军队一架飞机也没有。
1941年，日本已有用于作战的飞机5088架。
听着老鬼子松井说侵华战争中中国的落后，我既感到无奈，又感到不高兴。他不等我说什么，就敲着一大摞航空杂志，对我发议论：“不过，战争的最后胜败不在武器。零式战斗机好不好？日本国不照样在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投降吗？战败50年来，我一直关注世界局势。美国军队武器好不好？还不是败在越南人手里！这和我们日本人在中国的失败是同一个道理。”
眼前的老鬼子松井令我困惑：
他曾驾驶零式战斗机拦截中国政府军战斗机，曾驾驶重型轰炸机轰炸重庆，亲手炸死的中国人起码在3位数字以上；但他今天如此的明智又在日本政府大臣之上，他究竟是怎样一个日本人呢？我又将如何将这样的日本人向中国的年轻一代作介绍呢？
我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六、“土匪马占山”英雄马占山
我用一万日元买了一台大摩托。许多中国人对一万日元的概念比较模糊，一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日本男人一天的工资。中国人用一天的工资买一台旧摩托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而在日本社会这已经是不足为奇的事儿了。我的教授借给我一本书，叫《大量生产、大量浪费》，讲的就是畸形发展的日本社会。这本书用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工人白天撅着屁股猛干，下班一杯清酒下肚，转身就把大彩电抱出去扔了，还能看呢，好好的，就是旧点。
有了摩托我就鸟枪换炮了。去大学上课或者去打工，都增加了机动性和灵活性。夏天大学放假，我就多次骑上它纵贯日本，去东京或富士山下打工去。大学开学，我再骑上它往回返。一次，在翻越富士山与东京之间的箱根山时，我遇上了瓢泼大雨。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我一捏前闸，连车带人整个横着飞了出去。痛得休克之后，大雨又把我浇醒，拉回到人间。睁眼看看，大摩托躺在我身上睡着了。我铆足了劲把它推开，仔细一看，完了，我右腿上全是鲜血，不用脱裤子就看见了膝关节上的白骨。“这下完了。”我心里想。我的教授常说你们中国留学生就只知道打工、赚钱，不重视学习。为了改变他这一印象，我决定爬也要爬回去。
我从背包里掏出工具修理。先在附近找了一棵合适的树。绑上前轮，把车把正过来，然后再修别的地方。如果实在修不好，我只好和它离异了，瘸着腿自己先到东京再想办法。
折腾了几个小时，我的摩托终于恢复了一点儿本来面目。虽然用右腿踩不了发动机起动柄，但我把它挂上档从山上往下溜，发动机又嘟嘟地叫了起来。下山去！先去找车铺，把车灯都装上，要不还是寸步难行。
从箱根山上下来，我的第一件事是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我的朋友小曲、小边在那儿，他们会帮助我。
车开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两个日本警察用眼睛搜查我全身后，问我：“带手枪了吗？”
他们看我右腿上包扎着毛巾，鲜血顺着裤子滴下来，猜想没准我刚才抢过哪个银行。中国使馆的医生给我受伤的腿进行了治疗，还送我两支药。小曲和小边把我送上由东京驶往北海道的轮船。没有他们的帮助，大学开学之前我是绝对回不去了。
这次坐日本船，我先瘸着腿四处参观。绝了，到底是工业现代化的国家，造出的船就是漂亮。这艘客船有四层，长200米，只有12名乘客。连我算在内，乘客都是骑摩托或开车的人，没有交通工具的人都坐火车或飞机。因为乘客少，所以多数客房都关着门。船里有电影院、有健身房。客厅里有大彩电，吃的、喝的要比陆上贵一倍。船内电话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船里的洗澡设备也特别好，由于没人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一跳进大浴池，腿上的伤就冒血，活像一条正在分娩的大鱼。一边洗我一边想，戈壁滩上我们铁道兵的弟兄们什么时候能洗上这样的澡该有多好呀。
就十几个乘客，大家都坐在客厅里聊天，于是我也瘸着腿加入进去。痛得受不了，就喷喷大使馆医生送我的药。
由于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