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黑暗。不时会传来几声造反派的大声吆喝：“站住！什么人？”接着是一阵拉动枪栓的声音，给这座城市更增添了几分恐怖。
父亲咳嗽着，憋得脸通红，显然是有许多话要说，但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他大概是在考虑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吧。
亲友们开始说了：
“妹子，我不是说他这人不好，而是他家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啊！你若跟了他，将来子子孙孙都要受牵连，永远不得翻身的。”
“你跟他几年感情至深，能有跟父母二十多年的感情深吗？父母养育你长这么大容易吗？”
“你看你父亲头发都急白了，你妈为你急得胃出血住院，你忍心吗？”……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
立时，她心里被种种复杂的感情交织着，缠绕着，不知道是甜是苦，抑或是酸是辣，反正样样都有。她感到自己竟是这样无能为力，脸色苍白得像一个病人，头耷拉着又像一个罪人了。他嗫嚅着说：“不是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么，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难道连毛泽东思想也教育不好吗？”
她居然会出人意料地说出这么一句话，屋里的嗡嗡声就全倏地停住了，一个个惊慌得手足无措。父亲脸色发白，吓得张大了嘴直喘粗气：“妹子，这……这话是……是不能说的，要惹大……大祸的呀！”他想告诉女儿，现在这个社会有许多事是没有是非，是无法说得清楚的；他想告诉女儿，自秦汉始，我们民族驯服于残酷的封建专制政体两千余年，究其实质，这个封建专制政体，竟是从未脱离过奴隶制的封建专制政体，人们只能叩头、请安、葡匐、唱诺、恳恩，正确的要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强权者永远是正确的，在中国这块神州大地上，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毁了无数个家庭，难道不是已经惨不忍睹吗？……当然，这些都是不能说的，文字狱已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一种濒临绝境的恐惧，他不能让自己的家人陷入那万劫不复的痛苦的深渊。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身子佝偻如虾。
她心里已是刀割般的疼痛，忙走过去，替父亲轻轻地捶着背。
这时，不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一声惨叫，在这静夜里听来格外惊恐骇人。
显然，又是有人在这黑夜里被造反派抄家了。眼下，抄家已成了造反派的家常便饭，成了一种革命的手段，公民的一切权利都被遭到践踏。
只听见一个粗大的嗓门在吼：“你叫什么叫，对于你们这些反动的家伙，就得采用革命的手段！”
一个尖锐的女声也凶狠狠地跟着喝斥：“老实点！过去你们欺压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现在就得把你们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屋里的人一时全都惶恐不安。父亲也白了脸，忙颤抖着双手去关了窗门。但仍有声音透过窗门传了进来，有拍打桌子的声音，有什么东西被摔在地上，发出“咣当”声响，有女人微弱而凄凉的啜泣声，充满了绝望和悲哀。
谁也没有说话。
好一会，一亲友说：“妹子，你刚才也听到了的，凡是家里有问题的人活着都不容易。”
另一个亲友说：“妹子，你若不听老人言，将来要吃大亏的。”
母亲一旁叹口气道：“妹子，你要再不听话，爸妈都会死在你手里。”
她身子微不可察地一震，从眼里涌出两泡泪水，便又连忙低下头去。她感到孤独无助，亲人们怎么都变得这样陌生了呢？什么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才能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可这需要挣脱太多的羁绊。她实在是不忍心面对父亲的那斑白纷乱的鬓发，也没有勇气回绝母亲那老泪纵横的面容，便双手捂住脸一头跑进自己房里去，再也忍不住大颗的泪珠不停地吧嗒着往下掉，一股刻骨铭心的落寞顿时从心底升起。
四十四
匆匆吃过早饭，李宇轩便急着出门，他要出去找点事做，去挣一份吃饭钱，一个男子汉住在城里，总不能老要靠一个女孩子接济。这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还是要先解决好衣食住行，解决好自己的生存，也就是要解决好民生问题。
城市又变得喧嚣嘈杂起来，无数只高音喇叭震天撼地的吼叫，头戴绿军帽或藤条帽的造反派们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各条街上走过。不时有人散发出各种传单，像雪片一样满街飘扬着、飞舞着。
他匆匆地穿过一条街，刚拐进另一条街，忽见前面有人吵嚷，而且围了好些人。听声音好熟悉，他心下犯疑，便忙挤了过去，竟而是何建国在和两个戴袖章的造反派争执。
一个戴红袖章的高大汉子冲他吼道：“好啊，大白天在这里搞投机倒把！”
何建国胀红着脸争辩道：“我一个知青，自己在乡下做的桌子，怎么就不能拿出来卖？”
原来何建国在乡下学会了木匠活，见云雾山里木材多，就做了几张圆桌，带回长沙来卖。
“怎么，知青就能搞投机倒把？”高大汉子凶得脸上都要崩开口子了，“居然还摆到街上来，你还有没有王法？”说着就要动手搬圆桌。
“我这是犯的哪门子王法？”何建国理直气壮地反问，“一年到头，口袋里布贴布，好不容易做了张桌子卖，这也算投机倒把？”
“你这是搞资本主义！”
“呸！一张桌子就是资本主义，那资本主义就多了，满街都是！”
周围就有人笑了起来。
两个红袖章一下红了脸块，恼羞成怒，忿忿地骂：“你小子怕是活腻了！”说着扑过来要抢桌子。
何建国便死命护住不让他们抢走。
这时，一旁有人插话道：“你们两个也是，你家里或你的亲戚朋友难道就没有下乡当知青的，你们做事何必这么较真？”
两个红袖章一愣，慢慢将搬着桌子的手松开，一挥手说：“你莫摆在这里，让我们过不得身。”
何建国只得将桌子背上往回来。
李宇轩忙追上他，说：“何建国，没想到会是你啊！”
何建国仍一脸忿怒地说：“李宇轩，你来说说，我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知青，怎么就是资本主义呢？那无产阶级就是连桌子也没有了？”
“嘘！小声点，当心人家抓你个现反。”李宇轩说。
何建国这才声音小了些，仍然十分忿懑：“我是想搞点生活费，一个男子汉回家了，还能好意思要父母养活吗？……哎，你这是上哪里去？”
他笑了笑道：“和你一样，想出来找点生活费。”
“走，上我家里去！”何建国热情邀他。
“下次我一定去，”他说，“我得赶去河边码头看看，去晚了，只怕找不到活干了。”
“那好，明天我也跟你一块去。”说罢，何建国便背着桌子走了。
他看着何建国的身影在人群里消失，这才转身要走，眼前却忽地一亮，不知什么时候，夏雨却站在了他面前。
“你——什么时候来的？”他惊喜地问。
“我刚来的呀，正要上你家里去找你。”夏雨说。
“走，我们这就回去。”他高兴地说。
进了屋，夏雨忙从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递给他说：“这是我刚弄到手的北京《中学*报》，上面有一篇《出身论》写得真好。”
“是吗？让我看看。”他接过报纸，忙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看得出，他很激动。
“你看这段话，”她指报纸对他说：“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于社会影响，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着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你看，这是不是说得很好？”
“对，的确是这么回事。”他点了点头说。
“你再看这段，”她又指着另一段文字说，“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这说得有道理，把我们心里不敢说的全给说出来了。”他说，感到心在跳跃，脉搏都亢急起来。
“还有这里说的：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完全没有！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他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好！全是我们心里想说的话！”他把报纸放在桌上，用拇指揉按着太阳穴，让自己悸动的心房和紧绷的神经平静、松弛一些。 “这文章传得很广，是王一男今儿一早给我送来的，她叫我好好看看，我看完后就急着给你送来了。”她有些激动地说。
“可惜不是中央文件，这作不得数的。”他忽然又叹了口气。
“但也说明了已有人看出了这种唯家庭出身来看待我们是很不公的。”她瞥他一眼，眉棱子一闪一闪地说。
“这有用吗？”
“我相信以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