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网友和救护车都来了。救护人员给我在髋关节的地方放好硬固定，再把我抬上担架，我就躺在担架上让大家把我给抬下了楼，放进了救护车，这是我第四次坐救护车了。一路上救护车“呜啊呜啊”地直朝医院驶去，躺在担架上，我很想哭，如果不摔这一跤，过几个月我就可以扔开拐杖正常走路了，可是我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呢！坐在我边上的妈妈不知在想什么，车里面很沉默。
医院很快就到了，爸爸的朋友早已等待在门口，我直接被抬进了X光室，拍片子的医生看见我就说：“你怎么又来了？”，我只好苦笑，没想到连医生都记住我了。拍片子的时候，我心中暗暗祈祷着，千万千万别骨折啊！
X片当场就出来了，请了两位骨科医生看了，都说没有骨折。一颗悬得高高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虽然腿还在痛，但是我已经一骨碌坐了起来，抢过片子自己看了起来。
为了保险起见，几天后爸爸专程带着我的X光片去了一趟上海，请几位为我动手术的医生们确认一下我是否骨折了。当天晚上爸爸就打电话回家了，电话中爸爸的声音出奇的柔和：“医生都看了，说没有骨折，但是有医生提出，你的巨细胞瘤可能复发了。”爸爸的话就像一颗炸弹在妈妈和我的耳边响起，我满脑子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个消息，肿瘤又复发了？怎么可能？我不是都快好了吗？我都走得这么好了，肿瘤怎么会复发呢？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向我袭来，太意外了，我丝毫心理准备都没有！我都不知道该有什么反应才是正常的，震惊？沮丧？伤心？最终我选择了平静，也许这才是最应该有的反应吧，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坏消息，我平静地对电话那端的爸爸说：“等所有的医生都看了再说吧……”
那一夜，天上没有一颗星星，我不断地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又不断地从一个一个梦中醒来，我感觉到体内的血液缓缓地流动着，我轻轻抚摸着自己的伤腿，想要对它说，它是多么的倒霉，苦难总是缠绕着它，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黑暗中的思绪是清晰的，我开始设想各种可能，如果没有复发，那么就当作是虚惊一场，如果真的复发了，那就意味着我浪费了两年的时间在病床上，爸爸妈妈将受到多大的打击呀！我今后的生活还不可预知，我又该怎么面对将来，一片茫然又将我带进了梦乡。我就在梦与清醒之间沉沉浮浮，我听到妈妈睡在隔壁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声音，我想象着爸爸在上海的家中为我担心的情景，这一夜，无眠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
第二天清晨，爸爸又打电话来了，让妈妈和我别担心，关切的语气掩不住他自己心中的担忧。我觉得很愧疚，我已经二十四岁了，本应该是为父母带去欢乐的年龄，我却总是为爸爸妈妈带去担心、焦虑、煎熬。一想到已经六十四岁退休在家的爸爸还在外面为我的病情奔波，一想到已经辛苦照顾了我两年的妈妈总是得不到休息，我的心里难过极了，我恨自己生的这种病，我恨那张拍出我有问题的X光片。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善良的家庭总是无法过幸福平静的生活？妈妈总是说我个性太强，所以要多受些挫折来磨去我的一些棱角。我一直都不相信，但是却不得不承认，我所遇到的事情确实是在渐渐磨平我的个性。
几天后爸爸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还来不及坐下来，就把X光片拿出来给妈妈和我讲医生的意见。几位为我动手术的医生及骨病组的几位医生──杨医生、刘医生、冯医生、王医生、沈医生、张医生都看过了我的片子，有的认为复发了，有的认为还不能完全肯定，大家的意见都是再观察一个月，看看那块可能是肿瘤也可能是骨头被吸收而产生的阴影是否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家都选择了接受阴影是我的骨头在生长过程中被吸收的那种解释。因为对于植骨手术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离下一次检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如果不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如果不把情况设想得好一些，这一个月真不知该怎么度过了。照有些人的想法，我们应该是终日以泪洗面，或者是愁云密布，又或者是痛不欲生，但是生活不允许我们选择那些给家庭带来痛苦的方式，我们一直是个快乐的家庭，不管有多少苦难，我们都一直保持着这种快乐，这个时候也不会例外。
我们继续着正常的生活，自己创造着快乐，经常是爸爸妈妈唱歌，我为他们用钢琴伴奏，这个时候，小狗利利就会跳到我的身边坐着分享我们的快乐；朋友们有时候也会来我家，陪我聊天，和我说些外面有趣的事情；我继续在网上传播着我的快乐，网友们也会不断地给我带来快乐。有人会说，我们这是在逃避现实，我却要说，如果你用一种轻松的态度去看待生活沉重的一面，也许会有不同的感受与收获呢！
春天很快就来了，九九年是兔年，也是我的本命年，对我来说更是大起大落的一年。中国人有个老习俗，本命年要扎红腰带，以避过一些意外事件。还在我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同时，就听到与我同样属兔的猎尘在年初一夹断了手指，我不得不心不甘情不愿地在脖子上挂了根红带子。带着这根红带子，一月份的时候我和爸爸又去了上海，拍了X光片、做了CT、MRI核磁共振，然后提了厚厚的一叠片子去给医生看。一个月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即使有变化，也不足以成为我复发的证明，几天的时间里，我们从这位医生问到那位医生，从一种结果听到另一种结果，经历着心情从天堂到地狱又从地狱到天堂的跨越。最后，医生们的建议是，再观察两个月，再下结论。我和爸爸都释然了，管它什么结果呢，生活还是要照过，三个月的时间还长着呢。即使真的复发了，我们也要过三个月的快乐生活。
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为手术费用做着准备，为手术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做着准备，为即将离家一段时间做着准备。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都难忘的事，爸爸妈妈带我去宁波的一个超市让我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在超市门口被拦了下来。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坐在轮椅上，门卫说，轮椅是不允许进超市的。我不禁觉得奇怪，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只能坐在轮椅上的话，就永远都别想进这个超市购物？我毫不犹豫地问那位门卫：“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残疾人就不能入内？”，门卫显然没料到我问得这么直接，他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给我的理由竟然还是“超市规定轮椅不能入内”。我不由得想起了有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说，我坐在轮椅上就是另类了吗？就不再具有和别人平等的权利了？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只想到了我进大部分商店可能会有不方便，因为那儿没有无障碍通道，却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因为坐在轮椅上而被拒之门外。我只不过是因为手术后需要暂时坐在轮椅上，等我今后能走路的时候我可以不坐轮椅再来这个超市，但是，如果是真正的残疾人呢？他们该怎么办？永远在门外徘徊吗？永远被拒绝吗？如果这个世界真是这样的话，那又该是多么的黑暗！
我们要求门卫把商场的有关规定拿出来给我们看，门卫指指超市门口一块牌子上的字，让我们自己看。我们三个人睁大了眼睛，却怎么也没找到“轮椅不得入内”这一条，我们只看到“推车不能入内”。看起来，这个超市还没有完全无可救药，只是，为什么一个门卫会对这条规定做出这样一个解释？我忽然很想知道，在我之前有多少坐在轮椅上的人遭到了拒绝，而这个超市的负责人在制定这条规定的时候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对门卫说，要么让我们进去，要么把具体规定给我们，我们可以不进去。而门卫什么也拿不出，但是又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在超市的门口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僵局，三个站着的人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互相干瞪着眼。
幸好，过了一会儿，该门卫的领导走过来了，是位女士，再告诉了我们一遍，这是超市的规定，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才无可奈何地说：“算是照顾你们吧，你们可以进一楼看看。”我很坚决地回答：“不，我为什么不能去二楼？”这位女士表现出惊讶的样子，但是，她的修养无疑比较好一些，她还是很耐心地再告诉了我一遍这是这个超市的规定。我们还是很坚持地要求他们选择让我们进去或者把书面规定给我们看。可能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我们这样坚持的人，最后，那位女士宽宏大量地说：“算了算了，你们进去吧。”
虽然我坐在轮椅上进了这个超市，但是，我原来的强烈的购物欲望、快乐的心情全部都烟消云散了，我只想着，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拒绝一个和他们一样有权利享受服务的人，为什么他们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为什么他们同意让一个坐着轮椅的人进来的时候表现得像是在施舍？！我们一家人在超市里面走着，看见原本打算买的东西，也提不起兴趣。从那之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再去过那家超市，不是害怕被拒绝，而是讨厌看到那种施舍与不屑的眼神。没多久，在报纸上看到了那家超市破产倒闭的消息，我一点也不意外，但我也没有觉得快意，超市倒闭了，可是那些把我挡在门外的“规定”、那些把我当作另类的人并没有消失，天知道今后我还会遇到多少这样的拒绝。
肿瘤复发
时光过得很快，转眼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原本应该走得越来越好的我，却觉得自己走得越来越糟，而且腿总是会有点痛，我心里想着也许真的是肿瘤复发了。就在我要离开宁波去上海检查身体的时候，宁波晚报的两位记者来我家采访了我，并写了篇“甩开拐杖，与虫共舞”的报道，介绍我的主页“菜青虫之家”。几天后，还来不及等到报纸印出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