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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是四月份，爸爸妈妈带我去上海复查。我在医院里做了所有该做的检查，等片子都出来了，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拿所有片子请几位医生看，医生们很仔细地看着，但是结论都是一样的──我的肿瘤又复发了。虽然爸爸、妈妈、我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是，当事实真的摆在面前的时候，还是打击太大。爸爸妈妈拿着我的片子对着阳光反复地看着，仿佛希望那一片阴影能够在阳光下消失，我们甚至希望那是由于拍摄的曝光问题或者角度问题出现的阴影。阳光没有让阴影消失，却将爸爸脸上的皱纹刻画得更深了。尽管两年来我拍过厚厚的一叠片子，我们也看了很多，心里都清楚这是什么，但是就是不愿意就这样承认事实。我们还在想着，会不会是因为第一次植入的骨头被吸收了，会不会是我活动量太少引起骨质疏松所以骨头密度下降了……所有的设想在片子上明显的阴影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长在我骨头里的巨细胞瘤确确实实是复发了，而且往下长了些，即使是不懂医学的我们，也已经能够看出来。
看到父母原本充满希望的眼睛又变黯淡，看到那个清清楚楚在吞噬着我腿骨的阴影，我的心也乱了，我一边想要否认我的病复发了，一边又有个理智的声音在提醒我，我必须面对现实。我不由想起两年前动手术时的痛苦，不由地想起两年间一点点康复的快乐，还有两年间爸爸妈妈为我做的一切，以及生病以来的点点滴滴──这不是一段时间啊，这中间凝结着爸爸妈妈多少的心血，这中间又夹杂着多少希望！当一个人的希望在就快实现的时候破灭，这无疑是最残酷的。
两年间本已过度操劳的爸爸妈妈一夜之间又老了许多，新增了不少白发，他们担心的不仅仅是这次即将要动的手术，他们还担心着我的将来，毕竟我才二十四岁，而爸爸妈妈都已经退休了。
医生们的决定是斩钉截铁的，这次一定要换个金属的人工关节，如果还像第一次手术那样刮除肿瘤后再植骨的话，可能肿瘤的复发的周期会越来越短。我很想保住自己的骨头，因为我知道人工关节的功能比起自己的骨头来要差很多，爸爸也很希望这次手术能够像第一次手术一样地做，但是一想到频繁的复发可能，一想到我第一次手术后的痛苦和不方便，我们都沉默了。
爸爸妈妈和我商量着，最后我们决定还是选择置换人工关节的手术方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坐在瑞金医院骨科的办公室，听着杨医生给我们说着手术的方案和人工关节的一些问题。我看着杨医生和其它医生严肃的表情，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就像是在听一件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的事一样。有时候，人也许要置身于事外，可能才能比较冷静比较理智地面对一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从各位医生那里，我知道了放置在我体内的将会是一根冷冰冰的钛合金，我知道了我的那段长了肿瘤的股骨将要被截去多少，我知道了手术后我将要面对的种种不便──不能拿重的东西、不能走远路、上身与下身的夹角不能小于九十度、不能下蹲、两条腿随时都要注意姿势和摆放的位置……我还知道了即使我的肿瘤不再复发，我仍然要在若干年后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手术，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将要动的手术是人工关节置换术。
看着被拍成照片印在书上的金属人工关节，优美的弧线、细腻的光泽、冰冷的金属质地，我反复地看着，想要记住这个画面。就是这个制作得象艺术品的东西，将要置入我体内，代替我的骨头，陪我度过今后的生命；就是这段几近完美的金属，将要支撑我的体重；就是这道优美的弧线，将要改变我整个生活的方向。
我曾无数次地想象过身体完全恢复后走出门的那个情景，我曾无数次想象过再次蹦蹦跳跳地出现在朋友们的面前……可是这一切想象都不得不以另外一种方式描绘。残酷的现实把我从想象的路上拉了回来，我不得不再次接受手术，尽管我有很多不愿意；我不得不选择置换人工关节，尽管我有很多舍不得；我不得不考虑今后的几次手术，尽管我很想要逃避这个现实；我不得不努力让爸爸妈妈觉得我不在乎这次手术，尽管我很不喜欢再一次被推上手术台。有太多的不得不，让我清楚地看清自己应该做什么。很多人都问过我，是什么使我很快地调整了心态，是什么支撑我度过一个个难关，是什么给了我面对挫折的勇气，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当你找不到更好的方法的时候，你就只能挑选你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方法。是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让我必须睁大眼睛去判断事物；是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使我能够静下心来耐心等待奇迹的发生；是现实，让我只能选择正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种种意外。
我一直都不以为自己是个英雄式的人物，我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面对困难也会退缩，但是，当命运只给你安排了这一条路可以走的时候，你就无法退缩，你必须走过去，否则你只能永远停留在原地。我只是在做着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可以创造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延伸开去。
手术的方案定下来了，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定制关节了。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口金属关节，另一种是国产金属关节。除此之外，还有关节的材料、形状、样式也将直接影响到关节的功能。几位主治医生们反复商量，最后决定用美国一家公司出产的钛合金肿瘤关节。医生告诉我们两个星期之内关节就可以到货，等关节一到他们就会通知我住院动手术。所以，交掉了定制关节所需的费用，我们就住在离医院只有五分钟路的奶奶家里，等待着那个将要置于我体内的肿瘤关节。
等待的过程中，好友猎尘为我借了一个手提电脑，并且专程从宁波送到上海，这给我在上海期间的枯燥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我终于又可以上网了，通过网络我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联系着，通过网络我又是那个在网上爬来又爬去的快乐的菜青虫了。
两个星期的时间过得很快，医院却没有给我任何通知，爸爸又开始心神不安了，每天一到下午就到医院去问情况。那个即将属于我的进口关节还在海外的不知道什么地方飘泊，大家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自我安慰着，也许明天关节就到了呢，也许明天我就可以住进医院了呢，这个世界每天都有意外发生，只不过差几天而已，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啊，还是再耐心等几天吧。
就在那几天，传来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消息，暂时转移了我们全家的注意焦点，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忧虑，政局的关系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关节定制情况？常会有网友从遥远的地方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动手术了，我只能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有的网友还帮我在网上到处求医，可是，我不能动手术的问题并不在于医生，而在于那个进口关节迟迟进不了口。这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一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美国医疗器材公司竟然会无法保证产品的交货日期，我们都只能寄希望于这仅仅是个意外。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们的耐心也渐渐地被磨失了，爸爸更加频繁地在医院和家之间传递着没有消息的消息。等待是一种艺术，等待是一种考验，等待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家庭在接受着一场考验，我们每天都在希望中醒来，却不得不在失望中入睡，期盼与焦虑交织在一起汇成一种复杂的感受。肿瘤一天天地在我的骨头里继续生长着，虽然长得很慢，虽然我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变化，但是我的腿开始会在半夜里痛起来，我的股骨头已经很脆弱，我不得不刻意去减少行动量以避免新的意外发生──骨折。一整天我基本上就一直坐着，连倒茶也得请人代劳，这种情况下，网络成了我最好的消遣方式。每天白天，我就坐在那儿看看报纸、用手提电脑上网，和网友们联系，和世界相通。因为宁波晚报的报道，宁波的很多网友知道我又要动手术了，于是每天会有很多不认识的朋友在我的主页留言本上留言，无数关心、祝福和感人的言语，看着这些留言，我总是会鼻子酸酸的，心中被一种东西填得满满的。至今我还保留着所有的留言，时不时地打开看看，给我留言的朋友也许从来不会想到，他们的一个字、一句话会带给我多少力量、多少度过难关的勇气。我所能回报他们的，也许就是把菜青虫之家办成更好，让更多的人在网络世界里分享我的快乐。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中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真实和美好；在闪烁的屏幕前，我第一次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么近。那一刻，我是多么地感激猎尘为我借了这个电脑，让我可以接触到人性中这么美好的一面！
生命在艺术中迸发
就在那时，周小燕先生知道我们到了上海，爸爸去探望了周先生，说起了上次周小燕歌剧中心带给我的美好记忆，也说起了我的身体情况。恰逢上海大剧院要上演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票非常难买到。周先生送了两张票给我们，希望我在住院前能够欣赏到这部歌剧。
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大剧院，也是我第一次在正式的剧院里现场听歌剧。爸爸提前一点时间带我到了上海大剧院，推着我的轮椅让我先在外面转了一圈。正是黄昏时分，大剧院内外灯火辉煌，映着天空也灿烂了起来。虽然时间还早，但是大剧院正门前的阶梯上已经有一些人在拍照留念了。那一段阶梯增添了大剧院的庄重，很美，让人走在上面就会有种正在步入音乐殿堂的感觉。在上海大剧院的前面看着那高高的阶梯，看着在上面上上下下的人们，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