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联动”成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刷几条标语，散发几摞传单。12月6日，也就是“联动”宣告成立后的第二天，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成员来到蒯大富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
在大门口，牛皖平等“联动”成员即遭到几十名大学红卫兵的围攻，眼看寡不敌众，牛皖平等人只好夺路而逃。
习惯了凯旋归来，又岂能容忍这般近似耻辱的失败？第二天，“联动”再次派出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20余名红卫兵，来到“三司”所在地。谁知道，对方竟用电话迅速调集了上千名红卫兵，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对“联动”这样一个新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从理智上讲，他希望这一批“红色贵族”在文革的风雨中迅速成长，共和国需要这一代人快点成熟；从感情上讲，他更是与这些“红色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动”成员的父母，有许多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他有责任帮他们一把。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极其复杂的局面，他自己也得步步提防。红卫兵中派性已经产生，明显支持“联动”一派，等于否定另一派，甚至有可能挑动两派大动干戈，这是周恩来极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联动”所攻击的目标是毛泽东所依赖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联动”，等于将自己置身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这更是周恩来不愿意的。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过激行为，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是不赞同的。
但是处理过无数复杂场面的周恩来，意识到两派冲突如不及时调解，将有可能酿成大乱。因此在得知“联动”成员被围困的消息后，他立即派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调解。
“三司”上千名红卫兵，怎能让周荣鑫轻松地将20多个“联动”成员带走？在周荣鑫的耐心劝说下，直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他们才勉强同意放人，并要求得到明确的答服：“联动”不得再来冲击“三司”总部。
与此同时，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宫，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联动”又与“三司”发生了一场冲突。
冲突的焦点是联欢会的主持权。“三司”红卫兵代表提出，联欢会应由他们来主持，而“联动”代表马晓军等人则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作为筹备会的召集人，廖承志的倾向性是偏向“联动”一边，“三司”红卫兵发现蛛丝马迹后，先是提出严重抗议，然后退场。
时间已是深夜，民族文化宫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廖承志将“联动”成员引到他自己的房间，要作促膝长谈。
“联动”成员，其父母有着辉煌的历史，文革初期秘密组建红卫兵，他们也有着辉煌的过去。没想到全国人民都起来造反了，他们感到失落，眼下四处受挫，他们更是感到委屈和辛酸。此时，他们围着廖公，心中的不平和忿懑算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地方。
廖承志听着听着，一声长叹，说道：“总理是理解你们的。”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年轻人眼里，有泪光闪动。
廖承志深思一会，继续说：“你们要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时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时，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我是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要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还会见外宾……”
说到这儿，廖承志脸上苦笑一下，停住了。
停住，是因为有人敲门。
门打开了，两名身着便衣的《解放军报》记者走进来，亮了亮记者证，坐下，要求旁听。
“联动”成员感到突然，当场有几位站出来，坚决要求那两名记者退出会场。
廖承志摊开双手，耸耸肩：“既然孩子们不欢迎你们，你们就请出去吧。”
“我们是搞内参的。”其中一名记者说。
“内参，我们自己会写。”廖承志说。
“你？”说话的那个记者怀疑地打量着廖公。
“年轻人，我当新华社社长的时候，这个世上还没有你哪！”廖承志说着轻轻笑了。
这件事，给廖承志惹下了祸端。
当天晚上的后半夜，廖承志刚刚上床，突然被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惊起。
电话是江青打来的：“你连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敢撵，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廖承志想申辩几句，对方“喀”地一下将电话挂死了。
两天后，12月9日中南海小礼堂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发难，就轰走记者一事逼廖承志作检讨。从此，廖承志被“打倒”了。
廖承志的倒台，使“联动”成员眼中的希望之光又暗淡了几分。他们预感到，廖承志的倒台，意味着中央文革已开始向周恩来动手了。
果然，中央文革的反击非常迅猛。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上，重点批判了“鬼见愁”对联，批评了“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的过激行为，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
江青在大会上发言。她点名批评了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要他们低头认罪。提到“血统论”时，江青轻蔑地说：“血统高贵？是什么东西！”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天的集会。在主席台的一侧，从不抽烟的周恩来拿起了一支香烟，默默吸着，神色十分严峻。
会后，公安部对红卫兵纠察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捣毁据点，严惩“首恶分子”，囚车拉着警报，凄厉地驶过大街小巷。
老红卫兵开始失宠了。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诞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这一天，老红卫兵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匆匆谢幕。悲壮的尾声，成了他们献给最高统帅毛泽东的生日礼品。
这天，“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议由北大附中周春英主持，清华附中等4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红卫兵组织的成绩和缺点作“破私立公”发言。
台上，麦克风将“联动”红卫兵代表的声音传遍会场，不时被一阵阵掌声打断。
但是就在发言过程中，一份份署名“红后代”的传单从红卫兵头上纷纷扬扬落下，会场上起了一阵骚乱。抢到了传单的，脸上满是兴奋；未抢到传单的，伸长了脖子四处打听。红卫兵三五成群，围在一起热烈地议论，会议暂时开不下去了。
石油学院附中“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索性走上主席台，向大家宣读这份口号传单：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话音落地，会场沉默了一会，接下来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再往下念传单，每读一句，会场就会有一阵巨大的反响。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郐子手‘三司’！”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
“揪出‘三司’后台，抢毙‘三司’后台！”
“反对乱揪老前辈！”
马晓军将中气运得足足的，每念一句口号，他都要停顿一下，台下异口同声叫一个“好”字，震得整个会场都在抖颤。当台下的喧哗声渐渐平息下来，马晓军才接着念下一句口号。这个情景，像俄国作家肖霍洛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所描述过的高加索兵营中的一组镜头。
当马晓军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口号时，全场几千人愣住了，一秒，两秒，三秒……突然，仿佛平地里卷起一团风暴，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有头脑还清醒的部分红卫兵意识到，在这种时候，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事端，会把“联动”引向彻底毁灭。
在秦晓鹰、马利所采写的报告文学《老红卫兵梦呓录》中，当年的“联动”成员、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有这样的回忆：
“联动”大会是一部分老红卫兵准备决一死战的宣言。我意识到了一种危险性，我觉得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立即上台发言。
我对有些过激的口号表示不赞成，说道：“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境遇为出发点，一旦失宠就牢骚满腹……”
我的话，激起听众们极大的不满。台下骚动着，大声喧哗着，把桔子皮、饼干直往台上扔，同时大声叫喊着要我滚下台去！
“你是干什么的？”
“哪里来的狗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