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谔煜隆！�
他已经预感到了前途不会平安，遇罗克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身上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中央文革不相信《出身论》会出自一个20多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他们怀疑在遇罗克的身后一定有背景，有黑手操纵。于是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法，跟踪、盯梢、邮件屡屡被检查。凡是与遇罗克有关系的人，也一个个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审查和“帮助”。
在被捕的前几天，遇罗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68年元旦，新年带给遇罗克的是一份黑色的礼物。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亲自批准逮捕了遇罗克；1月5日，一辆囚车开过来，在阵阵凄迷的警笛声中，遇罗克被投进了监狱。
共和国最优秀的儿女，被共和国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历史就是这么辛酸。历史就是这么沉重。
遇罗克却依然那么执着，他还是坚持他的真理。
在狱中他说：“历史是会评价我的功过的。”
是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把这所有的一切重新评说。但是很多人等不到那一天了——比如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一声枪响，大地也在抖动。
追求真理，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难怪在这个国家追求真理的人总是少得可怜。
为追求真理，失去生命的何止遇罗克一人！在北京，一名少不更事的少年因为贴了张“《出身论》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被判处8年徒刑；受《出身论》的感召而与遇罗克联系过的人，被定为“遇罗克反革命集团”成员，横遭迫害；北京市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小舟，珍藏并宣传《出身论》，公开提出18个问题向中央文革挑战，最后身陷囹圄，惨死狱中……。
现在已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为此付出过代价了。
悲凉吗？惨痛吗？当然是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悲凉、惨痛的人间戏剧何其多，遇罗克的悲剧，只是无数幕悲剧中的普通一幕。
让我们以生者的名义请求历史记住：人类曾有过这黑暗的一页！人类不应该再出现这黑暗的一页！
3—3、老红卫兵失宠
“联动”诞生前后
“血统论”与《出身论》经过一番厮杀，两败俱伤，谁也没逃脱掉失败的下场。伤虽伤矣，但程度仍有所不同。当遇罗克用鲜血和生命祭奠了《出身论》时，《出身论》事实上已经粉身碎骨地入下阵来，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恐怕再也没有谁有勇气去重新举起这面浸满鲜血的大旗了。而“血统论”的受伤，只是伤在表皮上。在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血统论”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刚在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更是同“血统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随着谭力夫被批判，从表面上看，“血统论”开始遭人唾骂，然而在人们思想深处，“血统论”依然牢固地占据着原先的地盘，一时半会肯定不会退出。在这种背景下，实际存在的血统论，被批判的“血统论”以及潜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三者扭结在一起，以三种变形的形式各自发展着。
“联动”的诞生，便是其中一种形式的发展结果。
破四旧后，开始大串连。牛皖平，北京大学附中一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约了几个红卫兵战友去外地开开眼界。这位天真的学生预备党员，以一腔热诚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真挚地向往全国都能成为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大串连途中，他甚至还和红卫兵战友在一起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古，搞成半工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
很快，现实和理想发生了冲突。在牛皖平和他的红卫兵战友所到之地，“炮轰”不断升级，省委、市委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瘫痪，党委和党委负责人纷纷落马成了黑帮……。
如果说这一切还能容忍的话，回到北京之后，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已经降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原先“红色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连云黑帮后代，成为新的“狗崽子”。
他们愤怒了。他们突然清醒过来，共和国的危机和自身的危机纠缠在一起，使他们卷入漩涡之中。他们开始了一轮新的思考和战斗。
这些敏感的老红卫兵们，即使在愤怒之中也没有忘记斗争策略。他们中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条条根脉甚至可以把他们同中南海直接联系起来。从各种途径，他们已经听出了中央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声音。
他们得选择其中的一个声音。他们知道，如果中央的两个声音都不支持他们的话，他们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
在喧嚣的声浪中，他们的耳朵在搜寻着。
10月2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多数派代表时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在另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会上，周恩来又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
陈毅大声疾呼，仗义直言：“有人要搞垮我们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周恩来和几位老帅的讲话使老红卫兵兴奋不已。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勇气。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的地方打过去。
“联动”成立之后，所办的会刊名为《准备！》，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备”二字，准备什么？封面下方是一片空白，只有“准备”二字后边拖着个巨大的惊叹号，像虎视眈眈的炸弹悬在半空中，随时“准备”落下来爆炸。
11月27日的会议是由牛皖平主持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会议开始后，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共同的遭遇和相同的命运使老红卫兵们的话题集中到了一点：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何提不得？”
“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干到底！”
此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一致响应。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会议还决定，“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幅标语，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此时《“联动”宣言》已经撒遍了北京城，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写道：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