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参加。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血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的啊！人民盼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作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中明确指出：“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在此前后，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时指责道：“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已下，“联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红卫兵监狱”
张春桥曾经把老红卫兵比作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不少老红卫兵觉得这个比喻很确切。至少，其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像是被历史着意导演过的一样。
在一些老红卫兵眼里，十二月党人大失败后的流放也是充满诗意的。闭上眼睛，他们能想像到那位贵族青年军官的漂亮妻子在风雪中蹒跚而行，她在地上跪下，亲吻丈夫脚下冰冷的脚镣……。
现在，轮到老红卫兵失败了。
即使失败，他们也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
1月19日下午，“三司”为首的上万名红卫兵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的石油学院附中，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将任志明、马小军等“联动”成员逮捕。当那些老红卫兵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他们迎着寒风唱起了《国际歌》，仿佛像是电影中慷慨就义的烈士。
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里，“联动”总联络员于增寿死死抱着电话机不撒手，几个红卫兵冲上来，粗暴地指着他，从他怀里抢走了电话机……望着血洗后的总部，于增寿禁不住大放悲声。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师生一概只许出不许进。下午五点钟左右，逮捕开始。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联动”红卫兵。
随后不久，在八一学校内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这个展览，在北京曾名噪一时，其中的罪证，有一些确是“联动”成员搞“红色恐怖”时的凶器，更多的则是故弄玄虚似的栽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辞”。
展览会期间，残存的“联动”成员多次组织冲击展览会场，高呼“还我‘联动’！”“‘联动’永存！”等口号。在北京101中学，一百余名降下国旗，升上老红卫兵的旗帜，并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联动”成员贴出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甚至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大标语。
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反抗都只能是强弩之末。“联动”的头头大部分已经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将面临另一场考验。
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因为关押了“联动”的老红卫兵，被人们称作“红卫兵监狱”。
狱中的生活是艰苦的。一日两餐，四个窝头，饭量大的一顿都不够。每天除去学习外，还要坚持“劳动改造”。对于熟读了《红岩》的这些老红卫兵来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想想许云峰、江姐这样的革命先烈，他们胸中回荡着一股浩然正气。在狱中，他们互相鼓励着，每当一个老红卫兵提审归来，就有许多战友围上去，询问提审的情况，安慰他或者她受伤的心灵。
夜里，他们望着窗口透出的一点星光，辗转难眠，痛苦地思索着。
学着革命先烈的斗争经验，老红卫兵在各个牢房之间建立起了秘密通道，相互联系，相互传递信息。有人还编起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着手铐把牢坐。”看见纸条上这首歌谣的人，无不会心一笑——那笑纹中，分明有几分苦涩。
据一位当年蹲过红卫兵监狱的老红卫兵回忆，当时为了有一只笔，他们想尽了办法。起初，只能用牙膏皮写字，后来一位老红卫兵的哥哥在送进来的牙膏皮中夹了几只圆珠笔芯，这才解决了笔的问题。
有了笔，老红卫兵之间便开始写信，互相传递信息。写得最多的是各种诗词。有一首《忆秦娥》的词中写道：
莫悲伤，
何必惆怅，泪满眶，
应学青松挺胸膛，
断头不惧，
岂畏秋霜……
另一首《沁园春》的词中写道：
从心愿，
变耕牛一只，
踏雪驰骋。
笑颜仰啼戏春风，
岂料向谁吟。
在一首《七律》中，老红卫兵互相鼓励：
一见同志喜心狂，
欲言不能急断肠。
眼神能传千言语，
相视一笑友谊长。
在狱中，他们仍然十分关注高墙外边的形势。每当有新的“联动”成员被关进来，他们便乘着放风的时间打听消息。当听说中央斗争很激烈，老帅们在怀仁堂掀了桌子时，他们感到了振奋；可是过了不久，消息变得沉重起来，全国开始批判“二月逆流”，“联动”被指控为“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老帅们又被点名批判了，老红卫兵的眉头紧锁着，胸口像堵了一块铅团。
在最苦闷的时候，他们唱起了《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女红卫兵则唱起了童年时的歌曲：“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谁哺育我们成长？少先队员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唱着唱着，泪水从眼角涌出，顺着脸颊，默默无声地往下流。
时间无情地流逝。春天了，高墙外探过来的树枝上，挑着一点嫩芽，报道春的消息。可是对于监狱里的老红卫兵来说，春天与他们无缘。每天，他们依然如旧，日复一日地“劳动改造”。
虽然，在口头上，他们一遍遍背诵革命先烈的诗句：“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可是在心底里，他们多么渴望能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啊！
4月22日，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监狱管理员走过来，拿着个小本本，挨着一个个牢房点名。凡被点了名的，就被带到放风的灯光球场上，依次排队。在惨白的灯光下，这些年青的囚犯们脸上布满了疑惑、困顿和不安。
有人在悄声打听：“干什么？带我们去哪儿？”
被打听的人同样疑惑，摇摇头说：“管它呢，大不了是一场批斗。”
第三个人插进来悄声说：“这回有戏看了，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
循着话音，几个老红卫兵往球场上看去，灯光下，人影黑压压一片，尽是些熟悉的面孔。
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命运未卜的前程。
大轿车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停住了。老红卫兵看见了天安门，看见了天安门广场，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眼前熟悉的一切使他们想起了昨天一幕幕生动的情景。昨日已成黄花，老红卫兵心上悄然爬上一种名为苍凉的东西。
老红卫兵们下车，被带进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安排在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大厅的门开了，老红卫兵们看见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走进来，“哗”地一下全体起立。
“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