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出话剧中，还真实记录了红卫兵诞生初期的一些生活片断。如第一场：彭路生等人参加红卫兵秘密会议，半夜从下水道钻回，被洞口带刺的铁丝挂伤，红卫兵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第二场《荒郊》：怒云蔽空，古柏耸立，20多个红卫兵列队宣誓：“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宣誓声中，音乐伴奏，还伴有旁诵，从1927年大革命被镇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旁诵声接近尾声时，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声：“英特奈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台上演出的红卫兵和台下观看的红卫兵一同加入到歌声之中，场面蔚为壮观。
整出话剧的演出从始到终，都充满革命的激情。演员们有时在台上边演边流泪。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油印剧本（后记）中，徐雅雅饱含深情地写道：“这部不成熟的剧本，是几个还没有失掉希望、依然在摸索着前进的红卫兵战士历经了多少不眠之夜，苦心沥血，用血汗凝成的。”
这出话剧，原来计划在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诞生一周年的日子里演出的，可是5月29日那天未能演成。剧组在北京长安剧院、天津宁园铁路工人俱乐部和石家庄剧场等处演出了几场，反响很好。
若干年后，徐雅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悲愤地说：“我们准备了一台诗歌朗诵和一台话剧，准备分别在5月29日和8月18日的纪念会上演出，可是后来5月29日的那个会没有开成就夭折了。大家觉得很丧气。这件事搞不成，就等于我们红卫兵已经死了。5月29日这个会的夭折，等于又往棺材上再钉上了一颗钉子，钉得更加死了。”
殊不知，老红卫兵的失宠，仅仅只是整个红卫兵运动悲剧的一个开始。
4－1、共和国主席一家的沉沦
刘少奇痛苦不堪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组织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10月16日的全体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按惯例，讲话稿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的。这篇讲话，重点讲了以下八个问题：
第一，高度评价、热烈歌颂了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他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最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第二，点名攻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以前，不许《炮打司令部》在社会上传播，禁止传抄。此次会议之后，社会上公开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则明显持支持态度。
第三，解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只就怎么办”；而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
第四，明确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使文化革命的斗争步步升级。
第五，批评了“怕字派”。
第六，提出对提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要区别对待。
第七，批判了“血统论”。
第八，提出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来，离开阶级分析，来看多数或少数，也是完全错误的。”此话的真实涵义是支持“少数派”即造反派。
10月2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讲稿的送审稿上写了批语：“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10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讲话。
毛泽东诙谐地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点火，中央文革吹风，火势迅猛地燃烧起来。到了十二月份，熊熊燃烧的大火连毛泽东也感到有些为难了。按照他原来的设想，文化革命要经历斗、批、改三个阶段，时间为半年左右。可是现在，半年已过，文化革命却似乎才刚刚开始。12月26日，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日晚宴上，这位74岁的老人举起酒杯，半是认真半是自嘲地对他的同事们说道：“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1966年12月，对刘少奇的斗争开始升级。
12月18日，张春桥派人，把“三司”红卫兵怀念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密谈。张春桥把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这样重大的行动，秘密交给蒯大富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是无缘无故的。
蒯大富，江苏滨海县一户农家之子。1963年他8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工程化学系。1966年，不安宁的岁月，蒯大富也不甘寂寞，扯起“井冈山兵团”的大旗呐喊于清华园。9月6日，跨院校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成立，蒯大富被推选为一号头头。
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中宣部废除了原来为这次接见而拟定的标语口号，删去一些过长的文字，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蒯大富得知这一消息后，率领“三司”红卫兵起来造反，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结果，竟使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三司”提出的一系列“革命口号”。
在其后对“联动”的斗争中，蒯大富所领导的“三司”也取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时，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蒯大富和“三司”都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张春桥当然不愿意放弃这支力量。
在中南海西门的传达室里，张春桥对蒯大富款款而谈：“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心领神会，回校后即召集部分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作了紧急部署。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当场有人表示担心，怕事端闹大了难于收场。蒯大富心中有底，说话便显得中气十足：“这事中央不好讲话。我们干了，中央肯定会支持。”
10月25日，清华大学几乎倾巢而出，五千多名师生员工从清华园出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人群密集的王府井大街、西单、北京火车站、菜市口等地分别集会，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撒传单，呼口号，演讲……对刘少奇等人进行了“缺席审判”。
有形的行动造成了无形的影响。原来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还接受不了的相当一部分群众，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面前，也开始学着理解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大大动摇。
1966年的最后10天，北京城里一次次翻腾起“打倒刘少奇”的浪潮。
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院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月2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代表时，公开宣称“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作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发言。她在发言中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另一位红卫兵领袖、北师大“井冈山兵团”司令谭厚兰在大会上发言，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
在此期间，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专程来到了清华大学，找到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透露了中央高层要打倒刘、邓的某些实情。江青劝刘涛“要与家庭划清界线”，不要“舍后妈，保亲爸”。江青说：“你的生母是受压的。我也受压几十年了嘛。应该去看看你们的生母，你们共同揭发嘛。”
刘少奇与王前离婚后，其子女刘涛、刘允真一直跟着刘少奇生活。刘涛、刘允真对他们的生父刘少奇是有感情的。现在，要他们转变立场，批判自己的亲生父亲，从感情上说是痛苦的，也是难于接受的。
但是，在那一切以毛泽东划线的年代，既然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刘涛姐弟俩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听从毛泽东的召唤，向生父刘少奇开火。姐弟俩怀着矛盾的心情去看望了生母王前，并违心地将他们与生母王前的谈话内容整理成《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分别张贴在中南海职工食堂、清华大学等地。
为此，刘少奇精神上痛苦不堪。
“智擒王光美”
我们很难描述刘少奇是以怎样一种悲凉的心情迎来1967年的。据他的儿女们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回忆：从表面上，看不出刘少奇有什么变化，但他的身体却明显地瘦弱下去。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他沉默着，一言不发，其内心里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1月1日清晨6点钟，刘少奇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