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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日零点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
不得有误！！
红代会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1967年7月15日
同时，几乎所有的红卫兵小报都以大量篇幅报导了中南海西门前的场景。有的引用毛泽东批判胡风的话，说刘少奇是“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因此，“必须加倍提高警惕，决不可中了他们假投降的诡计。”
据此，揪斗刘少奇的呼声更高了。
7月17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7月18日零点，“新八一战斗团”部分成员宣布“绝食”，并发表《绝食誓词》：“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当天晚上，北京市100多个造反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上百个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叫喊着、喧嚷着。
也就在这一天，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得近水楼台之便，分别将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里进行批斗。批斗会上，强按着刘少奇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刘少奇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立刻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手绢打落，汗水滴在了地上……
斗争会后，刘少奇和王光美分别被隔离开来。只有他们的儿女依然住在原来的住所里，能看见前院里的父亲，也能看见后院里的母亲，但是咫尺天涯，虽能看见，却不准说话。
这里有着多少的痛楚与辛酸！
7月19日，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纷纷表示对“揪刘绝食”和“揪刘火线”的支持。不久，即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站”。从此，中南海墙外，红色旗标，红色横幅标语如海如潮，苇席棚一个连着一个，苇席棚里，日夜坐着、躺着“揪刘”的红卫兵们。
此时的中南海内，仿佛是漩涡的中心，在一阵阵喧嚣之后，是让人难耐的沉寂。
刘少奇家住中南海深处，离西门很远，他只能听见隐隐的口号声、语录声和战歌声。而周恩来的办公室离围墙很近，他日夜被高音喇叭的叫喊搔扰着。
中南海有五个大门。“揪刘火线”的红卫兵们一会儿冲击这个门，一会儿冲击那个门，高呼口号：“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不下火线！”每当大门吃紧，门卫与冲击的人群相持不下时，就紧急电告，请周恩来出面处理。往往这个门还没劝说下来，另一个门又被冲击，周恩来有点接应不暇了。
有一次，上百个人叫喊着口号，冲进了中南海北门。周恩来赶到之后，严厉地说道：“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不能冲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冲，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吧。”摄于周恩来的威信，“揪刘火线”的红卫兵们这才止步。
1967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字报全文，并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为纪念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300万人的誓师大会。
同一天，在中南海内，召开了“批斗刘、邓、陶大会”，与天安门广场的誓师大会相呼应。江青说：批斗会要“拍电影，拍成纪录片，好放给全国人民看。”
8月的北京，酷热难当。刘少奇、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了会场。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大汉们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起头来，拍照录像。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刘少奇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他的每一次答辩，都被一阵阵口号声所打断，随之，一本本语录本劈面打来，刘少奇鼻青脸肿。
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被强按着头，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小将鞠躬。
鼻青脸肿的刘少奇，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踩掉了，他穿着袜子，双腿象灌了铅似的一跛一跛走回了办公室。
他叫机要秘书拿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怒气冲冲地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当刘少奇想到宪法的神圣，人民的权利应受到宪法保护时，可惜已经晚了。1957年，若干生命遭到侮辱和践踏，中国领导人没有谁去想到还有宪法；文革之初，无数家庭被抄，无数无辜的人被批斗、逮捕和杀害，也没有谁去提到还有宪法。
在极度痛苦中，刘少奇再一次给毛泽东写信，书面请求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绝望地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此后，刘少奇彻底地沉沦了。
4－2、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十二月黑风”
自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组织秘密组建以后，各种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增多，在北京出现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细加分析、考察，这里面的情形相当复杂，而且经常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一般来说，“多数派”侧重于造“牛鬼蛇神”的反，对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持保守观望态度；而“少数派”则侧重于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反。
“多数派”以“联动”最为著名：“少数派”以“三司”和中学里的“四·三派”为代表。
到了1966年12月，在“多数派”中，出现了炮打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情况，当时称之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亦称“十二月黑风”。
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伊林·涤西，针对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写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对林彪连续六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的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
就拿9月15日的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热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提出者之中，大多数也不肯定“炮打司令部”所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炮打其中个别一些人，或“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讲清“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展开来突出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练，实现得了吗？
伊林·涤西的这封《公开信》，以大字报的形式于11月15日清晨张贴在清华大学，当即被当作“毒草”被撕毁。此后，伊林·涤西又于11月18日将《公开信》印成传单，在北京城里四处散发。
12月1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在辩论中提出：“中央文革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同一天，林学院贴出大字报《给中央文革的一封公开信》，批判中央文革小组。
第二天，李洪山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李洪山说，已联合了50多所学校，要求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在此前后，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辑，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2月4日，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必须批判》。同日，在清华园和北京城内出现了大标语“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
12月5日，北京23个学校的红卫兵集会，联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12月7日，北京地院“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实右。
12月9日，清华园贴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指出“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同日，“捍卫团”在红星电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12月10日，北大“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大字报提出“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道：“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12月11日，清华“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点名批评陈伯达、江青。
12月12日，林院贴出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