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清华“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点名批评陈伯达、江青。
12月12日，林院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
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院校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分别贴出了《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踢开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路线必须批判》、《陈伯达必须给打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平反》、《坚决罢掉关锋、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大标语，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还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组织了反击。
12月4日，北京“三司”红卫兵举行了“12·4大反击”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的大横幅。会毕，“三司”红卫兵开动宣传车在全市游说，高音喇叭大喊口号。
12月12日，《红旗》1966年第15期发表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说：“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12月1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与“三司”、北航“红旗”等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最严厉的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12月中旬以后，公安机关开始出动囚车和警察，陆续逮捕了参与“十二月黑风”的红卫兵。12月16日，北京林学院召开“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第二天，北京市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宣布：“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后，公安机关逮捕了李洪山。
同日，谭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
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林·涤西也被捕入狱。
紧跟着，开始大规模抓人。如前所述的“联动”成员纷纷入狱，即为典型的例子。
中央党校“失火”
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学员中，地位高的有省、市委书记和省长、市长；地位低的有宣传部门的笔杆子。这里藏龙卧虎，有着相当多的足智多谋有人物。
建国之初，由刘少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五十年代末期，中央让康生分管中央党校。
1966年，文化革命兴起，康生自然就琢磨着得好好利用一下中央党校这块阵地。
当时，中央党校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
运动之初，两派都刷出大标语：“我们坚决拥护康老！”“谁反对康老，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康生捋着下巴，得意地笑着。
他要出一道考题，看看究竟哪一派是真心跟他。考题是：批判林枫。林枫，当时中央党校的校长，康生认为林是刘少奇培植的亲信，必须坚决打倒。
结果，两派都很卖劲。双方喊声震天，不相上下，数以千计的大字报，贴满校园。
对这样的结果，康生自然满意。
但是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揭发康生罪行”的大字报。
大字报用的是爆炸性语言：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凭着三寸不乱之舌，煽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说是康生批准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由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经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可是到节骨眼上，反咬一口，说彭真是背着他搞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劳。”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他都能干，什么他都出卖。”
…………
冯道是五代时宦海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在后唐、后晋历任宰相；契丹、后汉、后周又任太师，事过五个国君。国君像走马灯似的下台了，冯道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机应变，神通广大，一直身居高位。他的决窍就是看这个国君要垮了，立即廉价出卖，笑脸去迎新的国君。把康生比作冯道，无疑使康生大为恼怒。
三天之后，康生的后院──中央党校终于“失火”了。党校大礼堂前贴出了打倒康生的大、小字报。其中，有一张“勒令”尤为引人注目：“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这把火是惹事的火。谁不知道康生时任中央文革顾问，代表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字报栏前看大、小字报的人，有的惊愕、紧张，有的恐惧、担忧，即使有从心底里觉得高兴、解气的，也不敢有多少表露。
果然，这批大、小字报贴出后不久，中央党校“红旗”的头头即得到消息，立刻驱车前往中南海钓鱼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不在家。他去一号楼陈伯达家里去了。“红旗”的人又往一号楼，找到了康生。
“红战团贴出打倒您的大字报了！”“红旗”的头头向康生汇报着。
康生一听，脸色煞白。很快，他镇定下来，要“红旗”的头头扼要汇报一下“红战团”贴大字报的情况。
“这不单是打倒康老个人的问题，”坐在一旁静听的关锋慷慨激昂地说：“你们胆大包天，竟造反到我们头上来了！这是反对整个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待反动逆流，决不能手软。先把他们的头面人物抓起来，坚决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
康生面色阴沉，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说道：“贴这些大字报的人，都有历史背景的。他们的老子大多数是被打倒的‘黑帮分子’。”接着，康生搿着指头说起来：“张际春的女儿，宋之光的儿子，彭真干将任彬的儿子……他们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分子’，他们能不咬牙切齿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吗？”
停了一会儿，康生又说：“他们攻击的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无足轻重。他们是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他们磨刀霍霍，是想同我们展开一场血战。”
当场，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即取缔；
第二，立即逮捕“红战团”的几个反动头头，抓人由公安部负责；
第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来对付“红战团”；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暗中支持。
陈伯达自告奋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
第二天早上，陈伯达在电话里对蒯大富说：“我是陈伯达，现在正式通知你一件事。”陈伯达使用“正式通知”的字眼，表示事情已经不可更改。蒯大富一听，紧张起来，只得说道：“是，我们一定执行中央文革的决定。”
于是，“红战团”迅速被孤立了。
1月20日深夜，中央党校大礼堂里灯火通明。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语录播放完毕之后，是“紧急通知”：
“全校革命同志到大礼堂紧急集合！快！快！快！”
“紧急通知”一遍遍播送着，在一月的寒风中更加感到寒冷。
很快，会场上便坐满了人。身穿草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红旗”头头在台上大声说：“最近，我校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接下来，一声断喝：
“把反动组织‘红战团’头头揪出来！”
一声令下，一群彪形大汉立即把“红战团”的几个头头揪到台前，个个脑袋被按在地上，腰脊弯曲，象虾米似的。顷刻，一场暴行开始了。几个人窜到台前，下死劲地拳打脚踢，打得这几个“红战团”的头头人人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号称有三百战士的“红战团”，迅速土崩瓦解。几个头头被推进囚车，送到监狱。其组织成员和上千名家属，面临着被揪斗、审讯、折磨、关押、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暗淡前途。
5－1、“7·20事件”
毛泽东南巡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据长江中游，扼南北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当年曾饱含激情地歌吟：“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浩浩长江，烟雨蒙蒙，江面上船帆点点，百舸争流，这幅图景确实能鼓起诗人心中的诗情。
1967年春，毛泽东开始巡视全国。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哪里还有一块安静的地盘？政治气温伴随着炎热的夏天一天天升温，红卫兵们分成了若干派系，像一场新的军阀割据，占山为王，忙于修筑工事、营垒。按照毛泽东后来一次谈话中所说的：“中国象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
1970年12月，毛泽东同他的友人、美国著名左派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坦露了那次南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