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措施，决不允许红卫兵们无法无天地再闹下去，要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现状。与会者纷纷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其大意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开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只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达下去。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相机处理”的指示，在会上拍板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刘少奇后来的悲剧从此时已开始了。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要“天下大乱”，刘少奇却要“救火”，这样明显把自己摆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注定了他是自取其辱。好笑的是他还觉得自己是在替毛泽东当好这个“家”。
这次会议之后，“消防队”紧急出动了。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上海市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未派工作组的，也派出了联络员。进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怀着无限的优越感，以权力者的姿态代理各级党组织的大权，俨然成了党组织的新化身。
现在，刘少奇总算松了口气。
6月23日，刘少奇在一份有关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的报告上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时，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认识，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后，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定要揪出来。”写完这一段后刘少奇沉思片刻，沾了沾墨汁，接着写道：“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
这种笔调和口吻，让人想起灾难深重的1957年。刘少奇自信地认为，这条批示一旦发下去，学生动乱就基本上能解决了。1957年反右不就是这反干的么？1964年“四清运动”也是这么干的。刘少奇相信，只要将闹得最厉害的那几个学生抓起来，其他学生自然会老实本份。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解决的。
刘少奇哪里知道，这条批示，对他倒台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事物正在起变化
一位外国人在论及中国的文革时这么评价：“充满如此之多的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这个评价是很深刻的。即使从派工作组这一桩局部事例来看，这个评价也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
既然在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都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那么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普遍思想混乱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讲清楚了一些问题，又没有讲清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无产阶级左派”？什么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问题的答案同他们的思想一样混乱。这样的工作组，注定了要遭遇到莫大的困难。
工作组带着“八条指示”开进学校，顿时陷入到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依照过去反右和四清运动的惯例，对前一阶段造反的红卫兵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工作组下令封闭了一些校门，拒绝外来串连的学生入内。背地里，则加紧搜集红卫兵头头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帐。
红卫兵们懵了一阵，又迅速组织起来，贴出了“学生运动天然有理”的大幅标语，仗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支持，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了反击。他们说，中央“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
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他们各自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
刘少奇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工作组领到了“尚方宝剑”，立即闻风而动，对红卫兵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射而出，纷纷将领头造反的师生和红卫兵头头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许多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
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了。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北京市24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至于全国范围，数量就更多了。
当时在全国反响巨大的有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和北京清华大学“六·一八事件”。
位于黄河岸边的古城西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座城市开始躁动不安了。西安交通大学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当工作组开进交大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颐指气使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闹事的尖子”，写了20多张攻击校党委和省委的大字报，言辞十分激烈。工作组组织其他学生写大字报对李世英进行批驳，骂她是“美女蛇”，随后工作组索性逮捕了她，并将她和另外一批学生头头戴上高帽子游校批斗。6月9日中午，李世英从关押她的房间窗户里跳楼自杀，幸好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北京清华大学，20岁的学生蒯大富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批语转到参加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那儿，王光美明确指出：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则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6月24日，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顿时，会场上一片混乱。
6月26日，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师生们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蒯大富多次被批斗，并被关押18天，开除团藉。和蒯大富一起挨斗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人自杀身亡。
面对工作组的强大攻势，红卫兵拼死反击，他们重新组织力量和工作组对峙。
6月8日，北京邮电学院发生了驱逐工作组事件，这一行动无疑激发了整个北京市反工作组的浪潮，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冲突，已经公开化、明朗化了。
继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之后，几乎所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许多红卫兵引用毛泽东《送瘟神》的诗词，要操场上、饭厅前焚烧纸糊篾扎的“瘟神”，高唱“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语录歌。
红卫兵认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而工作组则是“钻进我们肝脏内的牛鬼蛇神”。6月18日，北大工作组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红卫兵们根本不予理睬，在38楼设置“斗鬼台”、“斩妖台”，揪出以陆平为首的40多个“黑帮分子”，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游斗，往头上扣字纸篓，驾喷气式飞机……他们将对工作组的满腔怨恨全都发泄到了那些已成“死老虎”的黑帮分子身上。
在红卫兵组织的反击中，最有影响、最富攻击力的是清华附中率先扯旗造反的那一拨红卫兵们。他们大多数人中血管里流淌着“红色贵族”的血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觉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神圣的。面对工作组的压制，红卫兵的活动有的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公开转入秘密，完全用他们父辈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工作组。
6月24日，在清华附中贴出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这份战斗檄文似的红卫兵宣言一经贴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篇出自十六七岁高中生之手的奇文，气势磅薄，文笔流畅，在当时的红卫兵们看来，真有惊天动泣鬼神之气概。后来，党报党刊曾予以全文转载，毛泽东对该文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章中他们大声疾呼：“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排炮般的惊叹号和问号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革命者是孙猴子’，因此，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工作组看了大字报，觉得难于理解、不可思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谁的反呢？他们认为“造反”这个口号在社会主义中国不适用，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因此，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同时，红卫兵也招来了更大的打击。地质学院附中和25中的红卫兵组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大批红卫兵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于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别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且引用毛泽东语录为他们正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一次辩论的会上，红卫兵明确指出他们造反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在毛选某页上。工作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