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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三是在最后一个学期因为搬家而转学离开十五中的。办完手续的这天下午恰好没课，小米就建议阿三去小公园看一场电影。在阿三的回忆里，那仿佛是个冬日的午后，因为小公园的路是青石板铺的，而在青石板的路上，阿三和小米的影子都被拉得很长，长长的，打着斜，有些地方甚至变成了虚线，折断了，摇晃，虚弱，像是要倒下来的样子。
太阳软绵绵的，有些苍白，长手长脚的小米也有些软绵绵的，也脸色苍白。因为离电影开场还有段时间，两人便在小公园的一排石凳上坐下来。虽然是冬天，阳光却是好的。阳光穿越过人行道边枝叶稀疏的矮树，照在她们的脸上，甚至还有些晃眼。
阿三闭了闭眼睛。
直到很久以后，阿三还一直存在这样的想法，阿三觉得：冬天的阳光是能够让人产生幻觉的。阿三知道这想法或许就是起源于那个下午，和小米一起去小公园看电影的下午。电影还未开场，下午场的电影本来就是人迹稀少，她们坐在小公园的石凳上，太阳软绵绵的。小米还不时地用手捂住肚子，小米说她忽然肚子疼了，小米捂着肚子，小米说，真疼呵，从来都没有这样疼过，怎么会这样疼呵。阿三不说话，阿三闭了闭眼睛，觉得阳光在眼前走过去。眼前有什么掉下来了，是黄的赭色的或者红的枯叶，落下来了，掉在了她们两个的身上，斑斓的。
阿三忽然看到张建青走过来了。张建青手里拿了一只细网长杆的网兜。阿三便说：张建青，到哪里去呵？张建青说：捉蝴蝶。阿三又说：冬天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蝴蝶，冬天的蝴蝶全都躲起来了。张建青摇摇头。张建青说一定是有蝴蝶的，我刚才就看到它飞过来了，一只彩色的蝴蝶，它飞过来了。张建青一边说，一边就拿了网兜绕着小公园飞跑起来。
阿三动了动身体，阿三想动起来，和张建青一起跑，但阳光软绵绵的，阳光晒得阿三也软绵绵的，阿三觉得自己是多么没有力量呵。然而，奇怪的事情紧接着又发生了，阿三发现，老师和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他们就坐在阿三对面的一条石凳上，他们看着阿三。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来的，便他们就是来了。坐在那里，看着阿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阿三终于站了起来，走过去，走到老师和妈妈那里。阿三对他们笑笑，他们不说话，看着阿三；阿三问他们：你们说，冬天会有蝴蝶吗？他们还是不说话，看着阿三；后来阿三便急了，阿三伸出手去，放在他们的手上、肩上、身体上……
是冰凉的，就像一块冰凉的石头。
阿三忽然惊醒过来。或许，她手里触摸的本来就是一块石头，只是一块石头，它们定格在那里，就像小公园人行道两边枝叶稀疏的矮树那样……
阿三闭了眼睛。阿三又听到耳边小米的声音，小米一定还是用手捂着肚子，小米说：真疼呵，从来都没有这样疼过，怎么会这样疼呵。阿三不说话，她只是闭了闭眼睛，阿三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阳光掠过时的那种阴影，在光明与黑暗之间，阴影闪现了，而在阴影闪现的瞬间，阿三知道，刚才，有什么东西从这里经过，它轻轻的，已经走过去了。
高考日
那一年7月6日，我失眠了。
一向自认为心理素质不错的我，竟然在高考的前一晚失眠了。
彻夜的辗转反侧，直到天蒙蒙亮我一直都在迷迷糊糊中，脑袋里就跟放电影似的，全是片花：跳绳、春游、写作文、捡钱、打架、撒尿、自习、会飞的猪、三条腿的蚂蚱……零乱的组合如幻灯片一样地过。
直到许多年以后，特别偶然的一天，我终于瞬间明白为什么那一晚会失眠，从那一天往前追溯到小学一年级甚至学前班，这其间的青春岁月都为那一天而准备，就像红领巾都唱过的：时刻准备着。
在接近那一天的那些日子，我记得学校已经没课可上，大家都在家里复习，时不时跑趟学校找老师问问题开小灶。那些天学校食堂的伙食极好，食堂大师傅好像打死了卖肉的，菜菜都有肉，给的份量还特足。中午12点、晚6点，据住校的同学说，他们向着学校食堂的方向望去，就能感到幸福。
那些日子有位女同学在上自习课时突然难受得脸色煞白，班里一位男同学背着，后面几个男女同学护送着到校门口，那位女同学说什么不让我们护送到医院了，旁边的女同学也劝我们走，我们就傻愣愣地回了学校。后来我终于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然后向自己笑笑。
真的，我感觉那时候把一辈子的题都做完了，脑袋里没有别的，数字、年代、字母、公式，突然装个漂亮女同学的想法刚有萌芽即被删除，我相信我是即将出厂的机器人，只等待那一天。
那一天，我走出考场的时候，阳光刺目。
在度过了一个完全没有作业的漫长假期之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们一个个开学、报到、军训、上课，我最好的哥们L始终没有等到那张门票，在8月即将过去的某天，他找到我，告诉我他决定补习。
高考落榜继续进行补习的人被称为“高四”，“高四”以后又继续的人叫“老补”，我没有见过那个传说中补习八年的老补，而L确确实实是补习了整整三年。2001年的国庆我从三亚返京到中国农业大学看他，他大概还在读大四。他在宿舍本来就是老大，我去了又比他同宿舍的同学都大几岁，被一帮他的同学喊着大哥灌酒，没吃几口我便醉了。刚倒在床上，就听到众人惊呼，原因是有人从火锅中捞出一只壁虎，有人已经在吐。
在高校扩招改革的今天，“高四”、“老补”早已消失了，可能已经没有人记得，但的确曾经存在过那样一个群体，那些人，他们都像17世纪准备决斗的贵族青年，表情严肃，目光虔诚。我到过学校的补习班，沿着校园的围墙，穿过校园的小路，来到最后的那几排老房子，越过灯光明亮的窗，我静静地看到那些老补们，他们都低着头，字迹斑驳的课桌上印着他们浅浅的影像，那一刻，寂静无声。
现在，不再是7月7日，那一天改为了6月7日，在生于七十年代的记忆里，那一天已经是一个遥远记忆中的日子，翻开历史：
1944年6月6日，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下令执行诺曼底登陆。由超过三百万人力、一万一千部飞机及四千艘船只组成规模最强大的舰队向诺曼底进军，诺曼底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那一天，被称作“最长的一天”，即D日。
而现在，6月7日，从前的7月7日，也是中国最漫长的一天，这一天，中国高考。
2005年的夏天，在高中同学毕业十周年的聚会上，突然有人谈起这“最长的一天”，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那一天，走出考场时，阳光刺目。
当聚会最后我们举杯的那一刻，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像纪念“诺曼底登陆”一样，把6月7日当作“最长的一天”来纪念；或者，让那一天，一切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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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师与生（1）
在上大学之前，我无法想象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发现了解这些居然是大学生活中最大的收获之一。
大学的老师远不是高中的老师；大学的学生也远不是高中的学生。
大学的老师远比高中的老师有学问，尽管如此，大学的老师到了高中里，大多数只能去看门房。这是由于大学的老师虽然有学问，但大多数不知道该怎么讲课。
大学的学生远比高中的学生有智商，尽管如此，大学的学生若是回到高中里，十有###是要被开除的。这是由于大学的学生虽然有智商，但大多数不怎么愿意听课。
事实上，大学的老师与学生互相造就了对方的这种缺陷。
大学的老师走进课堂一般总是这么一身行头：左手一个公文包，右手一个不锈钢保温杯。这样的装束原本就很不吸引人，再加上一张与之相配的古板的面孔，更加显得腻味。与之相对，大学的学生走进课堂时身上的装备五花八门，早餐时段用塑料袋装着的包子和豆浆，下午驱赶瞌睡所需的报纸杂志，晚上提神用的随身听等等一应俱全。老师大概对学生的这类配备品颇为不屑，所以在走进课堂时从来不正眼看底下的学生。当然，学生在老师驾到时大多在互相闲聊或者专注于手中的各种装备，也就基本上忽略老师的存在。所以只有当上课铃响起，双方的视线才会有幸相会于同一条直线上。
大学的老师讲课基本上有两种方式：边讲边抄黑板和边讲边放映幻灯片。无论哪种方式，其本质是一样的：一样刻板、一样乏味、一样不需要学生的参与。老师在讲课时大多看着讲义或屏幕，很少注意下面学生的反应。大学老师偶尔也会提问，但风格与高中老师明显不同。中学老师提问使用疑问句，问完之后总要等待学生的回答，如果没有人自愿举手就要指名道姓。大学的老师提问使用设问句，问完之后象征性地等待一下学生的反应，在确定没有人对他的问题感兴趣之后马上公布答案。如果破天荒地有人举手回答的话，定然会博得由衷的赞许，而不论那个回答是否错得离谱。
与老师的讲课方式相对应，学生当中一般会形成三种听课的方式：第一种将黑板或是投影屏幕上的内容全数抄下。这样的人在听课时显得很忙碌，因为他所要抄的东西绝对不在少数。特别是老师放映幻灯片时，须赶在下一张放映之前抄完上一张的内容。由于要抄的东西实在太多，这类人虽然看上去极为认真投入，但一般全然无暇顾及老师在讲些什么。第二种人根本不去听课，全然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当然值得专注的事情很多，上一次课拖欠的作业、报纸小说、呼机留言以及托福、GRE的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