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中美关系紧张，从53年起初中取消外语课程；高中设俄语班和英语班，每周外语课仅二、三课时，大家对外语学习普遍不重视。本来一周二、三课时就学不到什么东西，再加上不重视，外语课形同虚设，尤其是英语课。大多数同学根本就不学习，记不住单词，更不用说朗读课文了。当时，高中我在南京市第十中学上学，我们的英语教师都是原教会学校金陵中学的老教师，外语水平普遍很高，给我们上课简直就是上英语识字课，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更遗憾的是，学生们根本就不领情，毫无学习的要求！后来，很多英语老教师都被调到大专院校去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到失去了多好的学习环境！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学生俄语学习的热情也随之下降，相反，要求学习英语的人数有所增加。随着与欧洲外交关系的逐步恢复、科学技术发展的需求，国家也开始意识到了外语教育的重要性。63年推行的英语新编教材，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每周7课时，和语文课的课时一样。但语文课有作文？所以有一天有二课时，还可以派用场；英语则完全不同，一天二课时，前一课的单词还未消化、记熟，就又要上新课了，教学效果肯定会有些问题！经过大家普遍地反映，64年英语课时改为6课时。
说到外语教学，不妨顺便谈谈我们教研组的朱光岳老师。朱老师是外语教研组的组长，教俄语的，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前身俄专的首届毕业生。他是解放前夕文理分科时高中文科班的学生，中文水平很高。52年刚分配到南京市工作时，正是中苏关系最红火的时候，也是俄语最吃香的时候，先在市公安局外事处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转到中学从事俄语教学工作，业余时间还经常应约翻译些应时的文章，真是年轻有为、春风得意，风光得很。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社会上俄语学习的积极性普遍下降，他也把注意力从教学、翻译并重的方向转向集中精力研究俄语教学，并取得全国教育界中学俄语教学第一人的美誉。说来也奇怪，朱老师古文根底很好，有点私塾先生的味道，说中文有很重的安徽地方腔，有些木讷；平时在办公室里很少，或者干脆说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俄语。可是一进课堂，就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他简短、流利的几句开场俄语，就可以引发起同学们接二连三侃侃而谈的俄语对话，把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并且贯穿始终！听他上课，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先进的教学法！他对俄语教学倾注了多年的心血，编写了简易的俄语会话手册，使学生们能在有限的单词量内进行丰富的日常口语对话。他的这份心血，加上对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学生。我听过他几堂课，虽然他是教俄语的，与我们英语教学风马牛不相及，但听他讲课绝对是一种享受，好像是在看一位著名的导演，指挥若定、胸有成竹地安排学生们表演一样！？市教育局组织全市部分俄语教师来听他的课，大家都以为是作秀，早已操练好了的！其实不然，真是真功夫，“非一日之寒”！以后，局里搞了几次突然袭击式的听课，不事先通知，突然驾到，使你根本无法准备；结果依旧在作秀，使他们解开了自己的谜团，也不得不赞叹、佩服朱老师教学功夫的深厚！（因为我更多地是听英语课教学，对比之下，相差甚远。）与朱老师相比，在教学艺术和方法上“差若毫厘，失之千里”，就不去谈了。但克尽教师的职责，孜孜不倦地学习，还是得其真传的！
就这样，我们这批分配在全市各中学任英语教师的青年人，边教书、边学习（继续在市教师进修学院进修大学英语），同时也期盼能早日转正，像其他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一样。一年过去了，没有消息；二年过去了，依然没有消息；三年还没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更谈不上这个问题了！在文革中，经了解，当时教育局的领导，在方便地解决了中学英语师资缺乏的问题后，根本就把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青年人的出路问题置之脑后不闻不问了，致使编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因为不提出、不考虑的问题，就成不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到文革结束，72年才终于解决了这一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问题何在？没有制度？官僚作风！权利大于一切！历经十年，青年人步入了中年，都成了各中学的骨干英语教师了，虽然问题最终解决了，但是回想起来不免叫人寒心！难道一个人的命运就能这样让人胡乱地摆布！而且没有人负责任！谁的错？只好怨你投错了门？！这真是一个不可以引以为训的伤心、惨痛教训！
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停课闹革命；大串联；派性斗争，文攻武卫；69年复课闹革命，其间又历经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宣队、军宣队进校；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分子；等等，各种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是个没有派性的“逍遥”造反派，虽也被比较熟悉、接近的学生拉进了“827”（当时南京二个造反派组织，红总和827），领个红袖标，但从未过问、参与组织的任何活动；67年，二派派性斗争激烈，文攻武卫期间，公交瘫痪，无法上班，我就“逍遥”在家了。
69年复课闹革命，积压了4届的小学毕业生同时进校，按当时军宣队的做法，4届学生分别编为4个营，每营10个班：66届的为4营；67届的3营；68届的2营；69届的1营。3届初中毕业生，大多下乡插队去了，少数升高中的学生编为直属连，共4个班。4届小学生同时入校，年龄不同，但同为初一学生，一起就有40个班，虽然高中生源不足，只有4个班，总起来也有44个班的学生；而当时文革中和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靠边的教师，就占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上课就有些问题了？教师太少！好在复课闹革命，开头主要是把闲散在社会上的几届小学生组织起来，收收心，先上起课来，就算是复课了。新教材还没有来得及编，临时编的文革教材，英文书本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一册课本，几句口号也就够了。教师不够，我们一个教师上10个班课，一周每班2课时也得上20课时，人很辛苦，工作量很大，但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有人进课堂就行了。至于教学质量，进度等等，都还不在考虑之中。白天上课，人疲劳点，还在其次；复课闹革命，重点在“革命”：每天下课后，3、4点钟开始，教师们就分组集中学习，排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一直要搞到晚上9、10点钟才可回家，而且天天如此，一搞就是半年。这对大多数比较“逍遥”的教师和我来说，倒是个很大的累赘：每天等于陪坐，一问三不知，听一些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的问题，一天4、5个小时，天天如此，哪能不厌烦！时间一长，难免会打瞌睡；但这可是对运动的态度问题！这本身就是个问题！这样，有时眼皮称不住，要打瞌睡了，同事们就递只烟抽抽，无形中也抽上了烟。一个连正式身份都没有的教师，我真是懊恼透了！
72年，在尚未解决编制问题前，我婉谢了学校的挽留，坚决要求转业去了工厂，结束了8年多的教书生涯！
2005年10月15日（星期六）
阿尔巴尼亚杂志的征文比赛
阿尔巴尼亚杂志的征文比赛
68年文化大革命复课闹革命后，军宣队、工宣队先后进驻学校。以后，清理教师队伍、清查“516分子”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不断，每天除了上课外，下午3、4点钟开始政治学习，直到晚上7、8点，有时还要拖到10点钟才能回家。生活单调而乏味，政治气氛却紧张而沉闷，不是今天整这个，就是明天批那个，要么就是莫名其妙、含沙射影地乱批一通，叫你人人自危，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
那个年代，精神文化生活是一片空白。古今中外的名著，不论是文学的、历史的、抑或哲学的，等等，不是禁书，就是大毒草。排在禁书之列的，就算是被打入了冷宫，市面上是见不到的，图书馆有也不能借；能列为“毒草”的书，倒有些“福”了，原本可能是一本不起眼的书，没人要看，成了反面教材，却引起了大家一睹为快的心理，无形中作了些义务的宣传。再者，偷看禁书，犯禁，是要受批评的；反之，以“毒草”为反面教材，阅读起来是冠冕堂皇的，不必要遮遮掩掩。当然，最主要的著作还是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
业余时间，除了有时翻翻学校订阅的英文版北京周报外，也看看当时被视为亚得里亚海滨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的英文杂志。70年9月，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页“新阿尔巴尼亚”画报举办征文比赛的副页，由该画报编辑部向全世界的读者提出一组16个问题（中文版的是15个问题，不知何故？），要求参赛者书面回答，作为比赛。问题的答案，大体在1969和1970出版的画报中可以找到；并且设有四个奖项：其中，一等奖一名，阿尔巴尼亚访问15天，费用编辑部承担；二等奖二名，阿尔巴尼亚访问15天，但旅费自理；三等奖二名，一床阿尔巴尼亚地毯和其他工艺品；四等奖五名，免费赠送“新阿尔巴尼亚”画报一年。作为英语习作的练习，我先找了一下有关的资料，看看大致不差，也就做“文抄公”，参加了一次抄文比赛。洋洋数千字，而且居然也得了个二等奖；但仅仅榜上有名，并无下文。
说实话，我从未把此等游戏当回事，但总不应是件坏事！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想想都觉得很可笑（当然是一种苦涩的笑）；要是现在，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了。现在不会再发生的事，过去曾有过！做个纪念，特将二份信函附上，也算是一个过去日子的脚印吧！
2006年8月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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