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着手机一遍遍拨打妻子的电话。剧烈的颤栗和晃动以及令人心悸的怪叫，让我陷入了绝望。我以为，我再也不可能出门去了，我会死在这里。房屋的抖动丝毫没有减弱。我已经听见它脊梁和骨架断裂的声音，已经听见它绝望的喘息。它闭上了眼睛。它和我一样，坦然地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
我停止了拨打电话。告诉妻子我爱她和孩子们的这个最后心愿，我以为会成为无法了愿的遗愿，会随着轰然的坍塌，和自己脆弱的生命一起埋进废墟。
剧烈的摇晃使我无法保持站立的姿态。我被重重地摔倒在地，跪下。我突然变得格外平静。我看见墙体的摇晃开始减缓，抖动开始减缓。房屋里的物体不再战抖和跳跃。我开了门，走出去，我看见到处都是哭泣的惊惶的人们，他们在大街上毫无目的来回奔跑。我回屋踩着一地狼藉找到相机，再次来到大街。人们手足无措，不晓得灾难来自哪里，是不是还要继续，一个余震，叫所有的人都哭喊起来。
这时候我听见救护车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我看见血肉模糊的人被仓皇地抬进医院的大门。我看见我的妻子从远处跌跌撞撞地过来，她一身尘土，两眼泪水。她哽咽着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受到了来自某个国家或邪恶势力的袭击。因为她一直在中原大地，并没有任何轻微的地震的感受，也没有地震的概念。我说这是地震，北川和平武可能遭受惨重。——因为之前的松潘地震和平武地震，我以为地震源在那里。
没有机会喘息，我们必须得找到我们的孩子。我们开始往安昌镇走。出了花荄，我看见沿途全是倒塌的民房和孤立无助的人们。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
到处都是惶恐的人，都是无助的人。人在此刻显得多么渺小和孤单啊。我想起了我刚刚看过的美国影片《柯洛弗档案》。那种不知灾难来自何处，又不知灾难会延续多久，更无法知晓后面是不是有更大的灾难……人类此刻陷入了无法预知未来的恐惧。源自灾难的恐惧在灾难过程中被无限放大，看不见希望，唯一能看见的，似乎只有灭亡。
回到老家。父母正为我们的安全担忧。两个老人听了我们的描述，不住流泪。不断的余震加大了恐惧和悲伤。村庄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在往里掉……
娃娃们不晓得悲伤，还不知道恐惧的力量。他们在黑暗中香甜地睡着了。我和妻子不敢入睡，我们坐在黑暗中，脚下不停地传来震动。每一次震动妻子都会紧张地揪住我，要奔跑向她的孩子。我拉住她。夜很清凉。有月亮。月亮是红色的，像是被鲜血浸泡过。
我感觉到自己从来没有如此孤独过，尽管我的家庭还依然完整。但是我似乎被强烈的地震抛向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漆黑无比，映照不到自己的内心，危险紧紧地拢在我们身边，我被巨大的担忧攫住了喉咙。我猛然想到我的手机虽然失去信号，却有收音机功能。很快我就听到了来自外界的声音。电台。
新闻报道说地震的中心在汶川。接着听绵阳电台播报市委的通告。播音员的声音里弥漫着惊惧。再接着的四川电台说北川死亡七千人。
我开始为北川的亲友们无比担忧。
2
北川是大禹故里，风景十分秀美，每次去那里，我都为那里的景色所迷醉。张国焘曾经在一九三五年的时候，准备把苏维埃红色政权建立在北川。
与北川最比邻的是安县。辖区内的擂鼓镇曾经隶属安县。两个地方自有历史以来，就交往密切。在北川的教师中，起码有一办以上曾经在安县师范学校读过书。现在的干部中，有差不多小半在安县接受过教育。北川和安县，不仅是邻居，更像一对兄弟，像一对亲家，像唇和齿。
北川里的人，多数以上是安县的亲戚。北川的女儿嫁给安县的男娃。安县的姑娘嫁给北川的小伙。安县的人在北川工作，北川人的父母在安县……两个县的人们，感情浓得像血液一样。
当获得北川遭受巨大灾难的时候，所有安县人的心都揪紧了。
——这个时候我的手机竟意外的有了信号。我收到了来自我的出版公司的短信，还有朋友们的短信。普通的问候，搁在平常简直算不得什么。但是现在，这个特殊时刻，怎么能叫我不泪水潸然。
广播依然继续。
汶川被一次次提及，北川被一次次提及。电台的声音就像黑暗中的手电光芒，照亮了前方的救援，照亮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关心，却也让灾难清晰，具体。无数罹难的生命被统计成数字，数字在增长，灾难在继续深重……
3
清晨和以往的清晨并无什么不同，凉风，有雨，有人在田野里收割。
当我们走出村庄，来到街头，却见恐惧还在蔓延。人们变得更加无助。但是我们听到了连串的警报声音，救护车的声音。然后看见车辆尖叫着奔向北川，返回安县。北川的伤患送到安县，安县理所应当承当了大后方的角色。道听途说的话语像蚊子一样四处乱窜，叮咬人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我从曾经的记者同事那里得到了准确的消息，北川已经成为废墟。安县医院，安县中学，西苑中学，到处摆满了罹难者的尸体……不止目睹过的人在哭泣，听闻的人也在哭泣。所有的人都在哭泣，北川是一切悲伤的源泉地。
当我赶到安县指挥中心的时候，我看见安县县委书记王黎和县长赵迎春匆忙地离开又回来。回来又离开。他们一身泥水，焦急痛苦的神情表明安县此刻也正遭受着巨大的疼痛。一问才得知，高川失去联系，茶坪失去联系。安县已经死亡一千多人，统计的人员正高声吆喝，黄土，黄土新增死亡的人没有？安昌呢？安昌新增的有没有？
叫人感动的是，茶坪乡党委书记向云刚不听劝阻，已经带了几个干部，背负着粮食药物，前往茶坪。所有的人都为之担忧。因为通往茶坪的道路的那个峡谷已经被两座垮塌的大山堵塞，形成了湖泊。而且水位在急剧上涨。要想前往茶坪，必须重新找路。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向云刚回去是一种英雄的壮举，他的人性光辉感染了每一个晓得他的人，他的英勇事迹被茶坪的人们广为传诵，当他是救命的恩人，是再造生命的父母……
向云刚是茶坪本地人，有人说如果不是他的磕巴，他早就当上大官了。这个人我有过深交，爽直，利落，因为出生茶坪，所以一直对这个地方很热爱，从一个小小的村官，慢慢成长为茶坪的党委书记。当上党委书记，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向云刚的仕途，充满了笑话和传奇。他天生磕巴，一紧张就更磕巴，所以每当上台讲话或作经验交流的时候，就磕巴，一磕巴，下面就笑。好好的事情，总是因为他的磕巴闹成笑话。因此，好多次升迁，都被磕巴坏了事。但是他却深受茶坪人的爱戴。修路，建设茶场，兴建风景区，他的功劳是很大的。正因为这么大的功劳，尽管磕巴，却还是当上了党委书记。
因为一直在山里生活，因为对于茶坪地理和周边情况熟悉，向云刚找到了一条通往茶坪的道路。十多个小时后，当他奇迹般出现在身处劫难中正感到绝望的茶坪人面前时，大家都哭泣起来。
后来这条道路成了茶坪的生命通道。在解放军和消防官兵的帮助下，药物和食品从这条虽然艰险却是里通茶坪的唯一途径运输了进去，然后灾民们源源不断地从此走出危机四伏的大山。
4
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打不通冯翔的电话，找不到好多好多朋友，不晓得陈二娃和他家人的下落，也不清楚那些亲友在那里……他们突然一下子就从我的面前消失了。我像很多安县人一样孤立无助，不清楚自己究竟可以做点什么。我徒劳地在雨中奔走，看着哭泣的人们，听着一个一个接踵而至的噩耗。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是这么没有使处。
因为紧张和恐惧，因为没有休息，我的腰椎开始剧烈地疼痛。我开始对自己感到憎恶。我想如果我的身体好一点，如果我的身体不是这么臃肿，我是不是可以去北川参加救援，是不是可以去我最喜欢去的茶坪和高川做些有用的事……
这种情绪像雨云一样不断蓄积，沉重地压在心头。我的心情坏得透顶。回家后，我揍了何疆。我不停地喝着闷酒。心头的郁闷成为了负疚。对自己的憎恶更加强烈……
清晨的时候再次来到指挥部。我主动去了安县的一些灾区，开始再次拿出相机拍照。我开始向别人打听现在怎么了，我的话多了起来。
我去了很多地方。我渐渐地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了。我想写故事，写写英雄们的故事，写写地震，写写灾难，写写灾难下的人们……
我终于平静了下来。开始思考，琢磨，酝酿，和我的一些编辑联系。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后，都很高兴，说他们一直在找我。于是我开始打电话。
我联系到了冯翔。他的声音暗哑，他和他的妻子平安，但是儿子生死不明。他暗哑着声音跟我说，安哥，好好保重，等等我们又在一起耍。我泪水滂沱。在此后的日子里，我相继找到了一些亲友，得到了更多朋友的消息。他们有的安好，有的罹难。
5
为了了解更多的事情，为了去更多的地方，也因为妻子是记者必须随时待命的原因，我们没有再费尽心机地回家。我们在县医院后面的空地里搭了个棚子。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我和妻子躺在地上，从来没有和大地如此亲近的距离，不时清晰地感受到它的颤栗。几天来数不清楚的余震，妻子已经不再恐慌，她说都已经麻木了。
地面的凹凸不平让我的脊椎十分难受，到半夜的时候，根本无法再躺下，但是坐着更难受。那种钝重的疼痛叫人恶心。我在床上爬来爬去，妻子心疼，起来找热水给我热敷。
我曾经有过关于野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