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现实主义掌舵者（1）
吉田茂，1878年9月22日出生于东京府的一个武士家庭，其生父是自由民权派政党“自由党”的著名志士竹内纲，后过继给横滨的大富商、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吉田健三做养子。一战前的日本，外交界素有宫廷外交的风习。凭借养父丰厚的财力，吉田茂跻身外交界，并顺理成章地成为那个时代寥寥无几的“开眼看世界”的东洋人中的一个。作为职业外交官，吉田曾常驻英国、意大利、瑞典、美国，并曾出任日本驻天津、奉天（今沈阳）的总领事，有丰富的外交经验，被公认为近、现代日本少有的具有“国际感觉”的政治家。
然而，从外交切入政治，吉田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二战末期，因反对军部的“暴走”，奔走和平，曾遭逮捕，因此战后被视为“反军英雄”。但客观地看，吉田所反对的，并非是战争本身，而是在“军国一致”的狂热氛围的煽动下，不惜与英美交恶的丧失理智的日本战时外交路线。因为，他继承的是从大久保利通到牧野神显（其岳父）、原敬、币原喜重郎等人的外交传统，即把对美亲善作为日本外交柱石的基本理念。
战后，从1946年5月，吉田以六十八岁高龄首次组阁，到1954年12月，其间除了曾短暂存在过的片山哲、芦田均内阁外，吉田五次组阁，其政权存在的时间，在日本宪政史上是仅次于桂太郎、佐藤荣作、伊藤博文的第四位长期政权（2616天）。吉田政权，诞生于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的动荡年代，吉田本人“躬逢其盛”，亲自参与并见证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对日本战后复兴道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诸如和平宪法的制定，对日媾和及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等等。
作为外交官出身的政治家，吉田对战后国际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始终以高度的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视角、技巧来应对和处理国内、国际矛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占领时期的每一位日本领导人，都必须谨小慎微地协调与盟国占领军当局（GHQ）的关系，但以吉田与麦克阿瑟元帅的合作最为密切，广为后人称道。麦帅为人孤傲、狷狂，在日本贵为“太上皇”，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六年多的时间，总共才会见过包括天皇裕仁在内的十数名日本人。据说，只有吉田茂可以不用预约，随时登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吉田与麦帅的合作关系极其推崇，曾高度评价两人对重建日本的巨大贡献：“日本是在这两人的特殊的合作下重建的。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前者抛出提纲挈领式的法令，后者再把它们塑造成为适合日本需要的东西。”
起初，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是日本的非军事化和*化。但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升级，美国的占领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向：从彻底的非军事化，到有限武装，从初期的有限容共，到彻底*，旨在使日本成为自由主义阵营的桥头堡，远东对抗共产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首鼠两端”的转向，一方面使日本逃过一劫，另一方面也埋下了日本从战争历史反省，到战后处理“不彻底”的种子，构成了日后与中、韩等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结梁子”的远因。
处于夹缝中的吉田，作为日本政治的掌舵者，以高度的现实主义判断和实用主义精明，运筹斡旋，穿梭考量，让美国人见识了什么是“好的战败者”。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盟国对日占领持续多长时间还很暧昧，日本人担心会持续十年、二十年，甚至永久性占领也未可知。最终只用了六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日本便恢复了“独立”，不能不说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吉田卓越的政治智慧。
吉田茂：现实主义掌舵者（2）
外交官出身、经验丰富的吉田深谙如何在关键时刻运用幽默的力量化险为夷。1946年日本遭遇粮食危机，农林省宣布急需进口450吨大米，实际上却只用了70吨就化解了危机。麦帅诘问吉田何以出现如此离谱的统计数字时，吉田答道：“如果日本的数目字管理体系完备的话，就不会发生那样轻率的战争。即使爆发了战争，也不见得会失败。”此话既出，两人相视而笑。还有一次，印尼总统苏加诺访日时，吉田料到对方一定会同许多东南亚国家一样，主动向日本提出战争索赔的要求，便先发制人地对苏加诺说：“我正期待着阁下的到来。从贵国经常刮来的台风，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一直等待您来，以便就你们的台风对我国造成的破坏协商赔偿事宜。”趁苏加诺一怔的当儿，吉田赶快绕开这个话题，把苏加诺要说的话硬是给堵了回去。
就性格而言，吉田身上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标识：即使在整个列岛都被战败击垮的时期，吉田的生活也依然未脱和式礼服、雪茄、手杖、高级坐骑的模式，这既是与生俱来的贵族趣味，也是其生命某种庄严的“形式感”。有个细节颇为形象地诠释了这个骨子里的自由主义者，其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彻底到了何种程度：1952年，在东京的一次讲演会上，有个摄影记者没完没了地揿快门，讲台上的吉田被频闪的镁光灯弄得不胜其烦，终于忍不住端起水杯泼向记者，发怒道：“能不能懂点做人的尊严？！”观众席上响起一片掌声。
另一方面，他又具有超常的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能力，其精明、机敏的现实主义，甚至到了堪以“实用主义”来形容的地步。但恰恰因了以吉田为代表的战败初期日本政治掌舵者的这种准确判断风向、权衡利弊得失、在动荡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折冲尊俎、精确游走的能力，才使处于东西冷战夹缝中的日本，绝处逢生，占尽先机，不仅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战后复兴，而且一路坐成了经济大国和东亚第一个*国家。
兴许有贵族血统的缘故，吉田是天皇制度的积极拥护者，对天皇自称“臣茂”。但对共产主义，却像对军国主义一样痛恨，不惜借助占领军之手无情*，绝不手软。1949年6月，日本国铁举行*，抗议解雇。美军下令禁止*。吉田内阁向工人发布充满威胁意味的《警告书》，国铁当局趁机公布了首批被解雇的三万多名工人名单。此时，国铁总裁下山定则突然失踪，随后在常盘线五反野附近发现了其尸体。这等于给了吉田一个*共产党的口实。他亲自召见六大日报的社长，要求各报协助政府打击日共势力。于是各报纷纷报道了日共和工会谋害下山的消息。不久，东京三鹰车站一辆无人驾驶的电车冲出车库，造成4人死亡、12人重伤的事故。各大报纸立即报道，一致断定为日共破坏所致。次日，9名日共干部被捕。国铁当局以政府为后盾，强行解雇约十万名工人，工潮以失败告终。从此，工运、社运走入低谷。
1946年，吉田上台伊始的第一要务，就是负责牵头“制定”新宪法。但众所周知，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日本现行宪法实际上是占领军当局强加的结果：吉田被告知“如不接受新宪法，将无法保障天皇的安全”，内阁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便屈辱地接受了这部“连文法都是英文”的宪法，并向全体国民颁布。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吉田茂：现实主义掌舵者（3）
吉田最得意的手笔是《旧金山媾和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这两个条约无不凝聚着资深外交官出身的吉田的心血。日本从国际法上终结二战、恢复独立的同时，关于“单独媾和”，还是“全面媾和”，及是否应该置身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的问题，国内舆论一分为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吉田站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力主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单独媾和”，指责主张与包括苏、中在内的所有国家“全面媾和”的左翼思想领袖、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为“曲学阿世”，据理力争，寸步不让。
这场大辩论几乎使主流社会所有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卷入，成为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分水岭。在辩论正如火如荼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本来在论战中就处于弱势的“全面媾和”派完全丧失了战略可能性，就此偃旗息鼓。
“单独媾和”后来被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批判为“片面媾和”。但不容否认，日本的确占尽了先机、便宜。为尽快实现媾和，唯恐夜长梦多的吉田于1950年12月致信美国务卿杜勒斯，明确表示日本将与台湾国民党当局重开邦交谈判，而“无意与*政权缔结双边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吉田书简”。但同时，他又将日台条约仅限定在台湾所控制的范围，为日后与大陆发展关系留下了余地。对台湾：我承认你的正统地位，但大陆不归你管；对大陆：想复交可以，但战争索赔免谈——因为代表交战国法统的“*”已然通过媾和放弃了索赔要求。一纸“单独媾和”，使日本以低得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实现了与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的媾和，在迅速复归国际社会的同时，又牵制大陆和台湾二十余年，吉田的外交手腕不可谓不老辣。
作为和平主义者，吉田始终不渝、最大限度地抵制了来自美国的“重新武装”的压力。早在1950年，杜勒斯就代表美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了重新武装的要求。吉田反应冷淡，希望美澄清驻日美军的规模与权限。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压力开始升级。但吉田认为，“重建日本经济，需要投入相当多的国家财政，没有更多余力发展军备”。如果勉强发展军备，势必像“让瘦马拉重载”一样。经济不发展，即使重建军备也于事无补。在吉田的抵制下，1950年8月，日本以建立有限的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厅的形式消极回应了美方动议——这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前身。
接受美国强加的“和平宪法”；在旧金山会议上放弃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共产圈国家的全面媾和，谋求美国主导的所谓“单独和解”；坚决*，不惜借占领军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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