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国强加的“和平宪法”；在旧金山会议上放弃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共产圈国家的全面媾和，谋求美国主导的所谓“单独和解”；坚决*，不惜借占领军之手*；顶着“卖国”的骂名签署日美安保协定，以牺牲部分主权换取长久的安全保障；不懈地抵制重新武装日本的蛊惑、煽动，硬是将专守防卫的“和平主义”做成了战后日本最大的“政治正确”……可以说，正是这种轻军备﹑重经济、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姿态”的“吉田路线”及其长久贯彻，才是战后日本得以“和平崛起”的最大秘诀所在。
无军备负担对日本经济发展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至今还存在争论。但即使最低估其作用的学者，也不会完全否认。尼克松说：“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并不完全赞成吉田茂的外交政策。但是，从研究领袖人物和领导艺术的角度出发，我可以理解，如果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立场来看，这种对外政策是明智稳妥的，而且对日本经济的恢复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与美占领当局的密切合作，吉田本人的存在几乎成了美国军事占领的象征，也被反美的民族主义势力当成了靶子。一些被美军整肃过的政客（如鸠山一郎、重光葵、岸信介等），一面利用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向，积极寻求与美合作，一面在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尝试东山再起，他们视吉田为眼中钉。吉田最后被打倒，与开罪这个势力有直接的关系。1954年12月7日，吉田内阁宣布总辞职——日本战后政治史上的吉田时代落下了帷幕。
退阵后，吉田隐居于神奈川县的大矶。随着苦心孤诣、栽培多年的弟子纷纷在政坛崛起，吉田仍以某种形式发挥着对政治的影响。1967年10月20日，吉田茂死于心肌梗塞，享年八十九岁。噩耗传来，被称为“吉田学校”特优生的佐藤荣作首相中断在印尼的国事访问，即刻飞回日本，当着众人的面抚尸恸哭。几天后，日本政府为吉田举行了战后第一次国葬。
这位政治强人、爱国者在溘然长逝之际，欣慰地看到了日本的再次崛起。
王者背后的“女王”（1）
2010年3月11日，一名在战后昭和史上几乎无人不晓的传奇女性因病于东京都内的医院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日本《文艺春秋》杂志用“壮绝的一生”来为其盖棺。唯一得到消息的政界人士、现任执政*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立即赶赴医院，在亡者的灵床前，手拨念珠，凝视良久，最后流泪诀别：“妈妈，永别了。谢谢您长年的关照。”
这位被小泽称为“妈妈”的女人，即小泽的恩师、自民党大佬田中角荣的秘书、其最大的后援组织“越山会”的掌门人佐藤昭子（Akiko Sato）。越山会的名称，系由来于田中角荣1947年初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后所使用的号“越山”。盛期时拥有会员近十万名，甚至不乏在野党的拥趸。而越山会的执牛耳者，即被日本媒体称为“越山会金库”、“越山会女王”的佐藤昭子。作为草根出身、魅力四射的“卡里斯马”型党人政治家，田中的一切都会被政坛长久克隆，其政治后援体制亦不在话下。越山会模式被认为是维系政治家票仓和钱袋的有效途径，此后颇不乏效颦者，著名者如小泽一郎及其“陆山会”。
佐藤昭子原名佐藤昭，1928年8月5日出生于新澙县的港口城市柏崎市枇杷岛。父母开一爿日用杂货店，昭子是幺女。五岁丧父；随后几年，次兄、姐姐、长兄依次病故；1944年，于新澙县立柏崎高等女校在学时，相依为命的母亲也撒手人寰，昭子成了茕茕独立的天涯孤女，时年十五岁。角荣与昭子的初次邂逅是在战后初期1946年。是年，角荣初次参选，为竞选而遍访家乡父老乡亲，昭子的小杂货店也是一个行脚处。时角荣二十七岁，昭子十七岁。
是年9月，昭子初婚，丈夫是角荣在选举中的游说助手、同时主办一个同人刊物的文学青年。翌年，夫妇俩进京，靠角荣的关系，于东京饭田桥一带开了一家名为“田中土建”的电气工程公司。旋即，儿子降生，由“教父”角荣亲自命名。几乎与此同时，角荣二度参选，首次当选为众院议员。进而于1948年就任法务省政务次官后不久，遭遇“碳矿国管疑狱”事件被捕，后被判无罪。
昭子夫妇的公司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经营陷入困境。昭子把母亲留下的家产变卖，以解燃眉之急，但丈夫此时却有了其他的女人，婚姻告破裂。角荣看到昭子的困境后，对她说“做我的秘书吧”，于是，昭子把幼子留给丈夫，净身出户。从1952年2月23日起，跟随角荣左右，凡三十三年。
1954年，昭子二度走进婚姻殿堂，第二任丈夫是一流大企业的精英白领。结婚式上，时贵为自民党副干事长的角荣客串无依无靠的昭子的亲属，一时间传为佳话。三年后，女儿出生。彼时正值角荣以三十九岁年纪就任邮政大臣。继而，1961年任自民党政调会长；1962年任大藏大臣；1965年，以四十七岁的年纪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自民党干事长，开始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向首相宝座冲刺。
1962年，昭子二度离异。一个人抱着女儿应对在党内如日中天的田中的秘书事务，成为越山会和位于平河町砂防会馆内的田中事务所的主宰者。作为秘书，昭子并不是那种上班来下班走、只应付“分内”工作的单纯事务型秘书，她不仅掌管角荣金库的出纳，而且要与各大媒体的政治记者们打交道，以收集信息、培植亲田中的政治土壤和舆论。事实上，早年的名记者、原共同通信社的麓邦明和原《东京时报》的早坂茂三后正式成为角荣的秘书，与昭子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据曾跟踪报道田中活动十数年的原时事通信社记者增山荣太郎回忆：
王者背后的“女王”（2）
在政调会长的传达室里，有一位妙龄苗条、飒爽英姿的女性，那就是昭小姐。她气场颇强，很快就跟记者们混得很熟，常邀请我们“去喝酒吧”，然后就带我们去新桥的一间酒吧，对店里的女招待说“对这些先生们好一些”，宛如大姐大。在店里，有时还陪我们跳舞，那舞跳得可真地道。
角荣身边除了数名秘书外，还有党内众多的“田中派”青年国会议员左右相伴。包括小泽一郎在内的今天尚健在的一些政坛大佬，都习惯管昭子叫“妈妈桑”或“姐姐”。一位当时负责编辑越山会机关刊物《月刊越山》的田中事务所工作人员回忆说，每到选举阶段，昭子跟什么人谈话时，时常会以很大的声音说：“需要几个亿？”“明白了，我来收集。”然后就见东京佐川急便的老板渡边广康到事务所来，跟昭子磋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角荣习惯一大早在宅邸会客，大约上午十点左右来事务所。出发时，目白（即田中宅邸）方面会打来电话，告知“先生现在已经出去了”。这时，昭子会从办公桌的抽屉中拿出一面镜子，然后对镜整理一番头发。平时，偶尔也会对周围的人半嗔怪、半炫耀地说：“我不在，老爷子什么都动不了的……”令人感到即使是独挡一面的女中豪杰，骨子里也还是个如水的女人。
1972年6月，田中出版《日本列岛改造论》，引起地震般的反响。一个月后，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以绝对优势击败宿敌福田赳夫，登上首相的宝座，这也是角荣和昭子的鼎盛期。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的1974年10月，《文艺春秋》杂志推出两篇重磅调查报告，一篇是著名政治记者立花隆的《田中角荣研究——其金脉与人脉》，另一篇是儿玉隆也的《寂寞的越山会女王——另一种田中角荣论》。前者严肃、深度，以详尽的第一手材料揭开了田中政治“现金流”的盖子，广为人知，作者也一跃跻身一流作家的行列；与前者相比，后者则使出小报娱记的解数，将矛头对准昭子，旨在披露政治幕后的丑闻和八卦。儿玉在报道中如此描绘道：
佐藤昭，四十六岁，一个有着像男人一样的名字的女人。她坐在背朝窗子的桌前，仅凭给自治省①的报告，便举重若轻地运作年约二十亿日元的政治献金（以越山会为主体的田中派1972年度政治献金的总额）。虽说需仰仗其主子田中角荣的指示，但她无疑有相当的裁量权。可以说，了解资金的进项与出项之全貌者，非她莫属。她被麇集在权力周围的人们称作“佐藤妈妈”或“妈妈”，正是与田中角荣的权力互为表里的存在。
令昭子最难堪的是，儿玉的报道披露了其此前鲜为人知的孤苦的身世，除两度婚姻外，还有成为角荣秘书前，其在新桥的酒吧里做陪酒女郎的经历。她在角荣去世后的翌年，为《新潮45》杂志撰写的一篇题为《我的〈田中角荣日记〉》的文章中写道：
那个报道出来的时候，我悲愤到了极点……干脆说吧，被曝光的过去，是我在新桥打工的经历。对我来说，那件事是人生的羞耻。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也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儿玉的报道无视日本新闻界一向墨守的不拿政治家下半身说事的不成文行规，基本属于“狗仔”行为。正是在某种极度的恐惧、羞愤之下，她把自己的名字“昭”改为“昭子”，受伤之深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儿玉报道出笼后，昭子的爱女敦子遂成了小报和周刊杂志的记者们追猎的目标，连上学的路上都会遭到围堵。也许是出于一丝恻隐之心，报道本身虽然未碰其女之事，但丑闻的发酵效应客观上还是把敦子变成了牺牲品。敦子虽然出生于昭子与第二任丈夫婚内，实际上却是昭子与角荣的孩子。对此，昭子后来承认：
王者背后的“女王”（3）
当我想要孩子的时候，与丈夫的关系已完全破裂了……孑然一身的我，无论如何想要一个跟自己血脉相连的孩子。女儿的诞生，是我无上幸福的瞬间……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