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要“拆迁”《拆迁条例》，先得“拆迁”糊涂观念。
不过，平心而论，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对《条例》的“拆迁”心存顾虑，倒也未必都是“私心”，也有“出以公心”的。这事咱得说句公道话。比如旧城改造，就是一个难题。我到过不少棚户区和旧城区。那里的街巷之狭窄，是根本开不进消防车的。房屋呢？又多半是木结构或者砖木结构。只要一家失火，肯定万户遭殃。面对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得慢条斯理地说服劝解，旷日持久地讨价还价呢？恐怕还是有一个如何看待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以及如何协商协调、尽快解决的问题吧？
还有，旧城改造，是要花钱的。如果政府没钱，能不能交给开发商？有人说不能，因为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个观点我不同意。我认为，开发商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企业不是政府，也不是慈善机构，没有白掏钱的道理。企业的社会义务，是把企业做好、做大、做强，赚更多的钱，交更多的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你怎么能说不让开发商赚钱？你怎么能说开发商想赚钱是不对的？只要合法，他赚钱多，说明他有本事。比尔·盖茨赚的钱，难道不比咱那些开发商多？你怎么没意见？原因之一，恐怕就因为人家赚的钱是干净的，咱们某些人，却赚的是黑心钱、猫腻钱、坑蒙拐骗钱、巧取豪夺钱。所以，错不错在赚钱，错在赚钱的方式和手段。如果我们的开发商遵纪守法、诚实劳动、为富有仁，让他去做旧城改造，又何妨？
这就又要说到拆迁了。我是不赞成把拆迁工作交给开发商的。为什么？第一不合法，第二有危险。《宪法》第十三条、《物权法》第四十二条、《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都规定，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征收和补偿的主体均为“国家”。开发商是国家吗？不是。何况开发商为了商业利益，是要抢时间、讲进度的。让他们来拆迁，事情就不好说了。因此，开发商只能做改造，不能搞拆迁。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由政府把协商啦，谈判啦，补偿啦，甚至“三通一平”啦，都做好，然后再竞拍。交给开发商的，得是一块“干干净净”、直接就可以盖房子的地。至于补偿的价钱，当然由政府去讲。只要是商业拆迁，拆迁户就有权“漫天要价”，政府也有权“就地还钱”。谈不拢？慢慢谈。心里急？那你想办法。反正不能滥用权力，更不能使用暴力，还不能违反程序。难是难了一点，但可以提高执政能力和工作水平，很合算的啊！何况补偿花的钱，可以摊在地价里，不用纳税人埋单。开发商嫌贵，可以不买，没人强迫。如果所有人都不买呢？盖公共建筑就是。
这就是我的主张：政府无利益，公民有权利；开发商该赚钱，拆迁户可讲价。对不对呢？欢迎批评，不怕讨论。
刊载于2009年12月20日《南方都市报》第21版，责任编辑朱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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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公民！
○ 官员是什么？公务场合是“公仆”，下班以后是“公民”。
据《北京晨报》报道，5月20日，兰州发生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一对骑摩托车的市民夫妇，因为要躲闪一辆疾驶而来的轿车，双双摔倒在地。摔倒的市民生气地嘟囔了几句，车中的男子便勃然大怒，对那市民说：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局长！
呵呵，这真是好大的派头，好大的口气！
看来，严重的问题，确实是教育干部。我们必须对这位局长同志，包括某些有类似想法的其他长官，普及一点常识。顺便再帮他算算，他这个局长，究竟应该算作什么。
如果在王朝时代，比如明清，一个兰州市城关区的旅游局长，大约只能算作“蕞尔小吏”。因为他的上司城关区区长，也才是个“七品芝麻官”。七品以下，包括像他这样九品的，就不是“官”，而是“吏”，也就是“办事员”。说得再难听一点，不过长官跟前的听差。依照制度，他出行时，并没有资格鸣锣开道，人五人六地要求小民回避。
何况现在早已不是王朝时代。我们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不叫“帝国”。我们的机关，叫“人民政府”，不叫“衙门”。我们的干部，叫“人民公仆”，不叫“老爷”。所谓“人民公仆”，说白了，其实就是“听差”，只不过是公用的。但不论公用专用，总归是仆不是主，是听差不是老爷。这位局长，哪来那么大的威风？
也只有一种可能：他根本就没把自己当听差。或者说，根本就没把自己当公仆。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长官，比如城关区区长，会大吼一声“我是局长”吗？我们甚至还可以来点“艺术想象”。比方说，摔倒的那位市民，其实是“微服私访”的新任市委书记。亮明身份以后，会怎么样？估计那局长立马就湿了裤子。
可见在此类人物的心目中，只有“官”，没有“民”。或者说，只要不是官，甚至只要不是上级、长官，就“算个屁”。
当然，我们不能回赠他一句：你连屁都不算！我们应该告诉他，你还是算什么的。在公务场合，你是“公仆”；下班以后，你是“公民”。因此，如果有公民到你办公室，你应该以仆人的态度来对待，起码要客客气气。当然，仆人只是比喻。准确地说，是应该平等相待。这并不困难。比如优秀的公安局长任长霞，就是但凡有市民或者农民来投诉，她都要起身倒一杯水。你是局长，人家也是局长。人家做得到的，你怎么就做不到呢？
至于发生交通事故那会儿，该局长的身份是公是私，不清楚。如果是私，则双方都是公民，应以公民态度对待之。比如，说声“对不起”。如果伤了人，应该送医院，或者打120。如果撞了车，可以请保险公司理赔，或者请交警依法处理。说“我是局长”，又算什么呢？既不算“公仆”，也不算“公民”，等于把自己当成了“屁”。这就不对，也不划算了吧？所以，公务员同学们，以后不要这样了，好不好？
我不知道那位市民听了该局长的话以后，如何回应。但我希望是这样的──
那局长说：
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局长！
那市民答：
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公民！
我们可以这样回应，我们应该这样回应。因为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能理直气壮地亮明公民身份，行使公民权利时，中国才真正成为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国家。
刊载于2010年5月24日《南方都市报》A23版，责任编辑李曼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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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睢宁方案”做“变性手术”
〇 道德如非“自律”，必定变成“伪善”；政府介入行业，“市场”就成“官场”。
江苏睢宁县“给公民信用评级打分”，招来一片骂声，我觉得多少有点冤。
没错，睢宁这事，跟昆明市在中小学校发展“小信息员”一样，也是个“妖蛾子”，应该给他搅黄了。但要说睢宁当局就是没事找事，怕也不公。众所周知，当今社会，可谓“道德沙尘暴”频发。添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不是又被悄悄地拿出来卖了么？山西那边，不是又出了问题疫苗么？一篇医学论文，不是竟然被十六个人连环抄袭了么？这就实在堪忧，也难免会有人嚷嚷：哎呀，政府怎么也不出来管管？你们这些当官的，都干什么去了？
于是，睢宁当局就出来“管”了。这应该叫“顺应民意”。为了管好这事，他们还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开发了专门的软件。这应该叫“科学发展”。别的地方都得过且过，唯独睢宁为国分忧，这应该叫“敢于担当”。别的地方都想不出办法，唯独睢宁有了可操作的方案，这应该叫“勇于探索”。这样的“改革”，怎么就成了坏事，恶评如潮呢？一贯为中国改革鼓与呼的《南方都市报》等媒体，这一回怎么就不“呵护和激励”了呢？那些“更大分贝的支持声音”，大家咋就听不见呢？难道眼睁睁地看着道德滑坡不闻不问，才是对的？难道“混日子”的就没事，“做事情”的就该挨批？这实在让人想不通。
其实想想也就通了。睢宁当局的说法，不是“既要强调民权，又要强调民责”吗？那我告诉你，世界上只有“官责”可问，没什么“民责”可言。为什么有“官责”？因为“政权民授”。人民授权给你，自然可以问责，也应该问责。但是，公民又有哪些“权”，是政府授予的呢？没有。即便你不承认“天赋人权”，总得承认公民权利是宪法赋予的吧？那么请问，宪法是你们家的吗？不是。既然不是，你又有什么资格去问责呢？
当然，公民作为个人，企业作为法人，也有自己的责任，比如“货真价实”或者“借债还钱”。但是拜托了，这叫“民事责任”，是公民与公民、企业与企业，或者公民与企业之间的事。这样的“民责”，自有法院打理，你县委、县政府瞎掺和什么呀！
这些浅显的道理，是一说就能明白的。问题是，这项所谓“改革”已箭在弦上。就这么缩回去，于心不甘，否决也难。再说这想法，也不是一点合理因素都没有。所以，睢宁当局如果一定要坚持，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得换一个思路，甚至得做个“变性手术”。
怎么做？变“给公民信用评级打分”为“给官方信用评级打分”。因为第一，只有“官责”，没有“民责”。第二，正人必先正己。上级正则下级清，官风廉则民风洁。只要睢宁官场干干净净，自然就能形成“守法、守信、向善、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这不就是他们要搞“评级打分”的初衷吗？
何况正如睢宁县委宣传部给《南方都市报》的公函中所说，任何一项改革都有从探索、成熟到推广的过程。既然如此，那就不能一下子全面铺开，得有个“试验田”。谁当这“试验田”最合适？当然是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