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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李立三专门请假，带李莎到黑海之滨，在避暑胜地索契度过了难忘的“蜜月”。李莎虽然出生在苏联，但苏联的好多地方她都没有去过，对俄国地理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以前她也曾想到各地去旅游，但女孩子一个人出门有诸多不便，加之繁忙的工作和紧张的学习，一直未能如愿。此番有了机会，而且是陪着心爱的新婚丈夫一块出去，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李立三同李莎去向她的亲友告别。他对老岳母说：“妈妈，我同李莎去高加索度假，我会照顾好李莎的，您放心好了。”
黑海岸畔海声涛涛，绿树丛丛，苏共中央疗养院的花园里兰花盛开，散发着醉人的馨香。李立三和李莎共享着浪漫的爱情高潮。白天两人在海中游泳，在沙滩上晒太阳；傍晚，他们在海滨漫步，拣拾美丽的贝壳，看海涛奔涌，海燕翩飞；夜里，则站在阳台上享受海风的吹拂，听大海的咆哮，看夜航轮船上星星点点的灯光。这段时间，他们形影不离。李立三热爱鲜花，发现李莎喜欢玉兰，顿时童心发作，灵巧迅捷地爬到树上，为她摘下一大束玉兰花，插在他们的房间里。高加索的水光山色令他赞叹，更加引发了他对祖国、对家乡的思念。
李立三紧紧拥抱住李莎说：“亲爱的，我的祖国像苏联一样美丽，虽然没有你们国家这样的内陆海，但我们国家的内陆湖却很多，有些湖泊是世界闻名的，比方说太湖、鄱阳湖、洪泽湖、青海湖，还有我的老家湖南的洞庭湖，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国的版图上。而且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跨三个气候带，热带、温带、寒带，一年四季分明。我们国家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包括汉族在内，有多个民族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祖国山清水秀，你一定会喜欢的！”他深情地对李莎说。
李莎见李立三如此兴奋激动，很感快慰，她感觉到他的胸脯在一起一伏，那是一腔热血在沸腾，那是胸中的感情波涛在奔涌，那是他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在跳动。
李莎想：我真能去中国、去湖南吗？她觉得不可思议。在那严峻的形势下，这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她一直担心李立三会调回国内，长期与她分离。她深知，在革命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要作出选择时，李立三是绝不会犹豫的。结婚之前，他就向她表白说：“你和我结合应该明白，我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对我来说，革命永远第一，家庭只能第二。过去如此，将来也会如此。”李立三以前的几次婚姻，都是因为被动荡的革命生活冲散的。1930年底，他被勒令离开上海赴苏联时，妻子李崇善膝下有两个女儿，并有孕在身，李立三也只能忍痛与她匆匆告别。他本想向共产国际述职后尽早回国，未料不予批准。他只好给李崇善写信说明，嘱咐她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可以重新考虑个人问题，也可以把孩子送给别人。这封信由周恩来当面转交李崇善。那时，她的大女儿李竞已由一革命同志抚养，并同养父母一起被捕坐牢，为了工作便利，李崇善把刚刚出生的小女儿交给地下交通员转送人家，身边只留下二女儿李力，并接受了党所安排的一些重要任务。
李立三把这些家庭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李莎，增加了她对他的信任，也加深了她对他的同情。
正当他们俩处在相亲相爱的“蜜月”生活中，突然闯进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就是康生。李莎在莫斯科就认识康生。他是他们在“柳克斯”的邻居、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经常和王明在一起。他身材细瘦，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装束考究，举止文雅。她不懂中国话，很难揣摩他的心理，更不会想到他在李立三的命运中会扮演恶魔的角色。康生这次一出现就把李立三叫出来，两人单独交谈了很长时间后，康生当晚就乘车返回莫斯科，这给李莎心中留下深深的疑虑：他是否来令李立三回国？我们的“蜜月”会不会马上中断？她惴惴不安地观察着李立三的神态，不敢直问。看到李立三稳坐钓鱼台，毫无动身之意，她才渐渐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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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海之滨度蜜月（2）
康生到底是来干什么？多年以后她才知道，当时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消息及带去的密码，随即拍回电报来，但在莫斯科没有人能读懂，因为密码是李立三编出来的，也是他一人凭记忆掌握的。于是，康生赶到索契让李立三破译后，再把电报带给共产国际看。
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秘密电讯编码、破译是当时李立三经常性的工作。李莎下班回“柳克斯”，往往碰见李立三一看到她进门就连忙把一些文稿收进抽屉，洗掉满手的显影墨水。他们俩人心照不宣；都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当时，李立三的主要工作在《救国时报》，他是这份报纸的主编。这家中文报纸于1935年创刊，以华侨刊物的名义在巴黎出版发行，实际上由共产国际主办。编辑部设在莫斯科，负责组稿、排版和制作纸型，然后空运到巴黎印刷，在欧美华侨社区发行；并将一部分海运到中国上海、广州等地。在巴黎的工作由吴玉章领导，在莫斯科则由李立三全面负责。和他一起工作的有廖焕星、张报、王德、李克、于辛超、邱静山等同志。《救国时报》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着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号召全民抗日。李立三为该报亲自起草了许多社论和文章，有些文章署名李明，但更多的是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李立三整天忙着写文章、改稿件。常常伏案办公，直至深夜。
李立三工作虽忙，婚后并没有要求李莎着重服侍他，做饭、买菜、洗衣这些家务，都是他们共同承担的。李立三还主动向她提出建议，希望她继续学习，再次报考大学。他说：“原来你的家庭负担较重，耽误了学习。现在我们生活比较安定，我可以支持你读书。你应该珍惜这个机会，一定要上大学。”李莎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他。这次选择专业，她就比较慎重了。李莎想，她的专长在文科，既然同一个外国人结了婚，就应该学习外语，首先是汉语。李莎打听到东方学院汉语系，但那是保密专业，不对外招生，只接收党团组织保送的干部。她父亲原是贵族，李莎对他只有模糊的记忆，他早已去世，却影响了她的阶级成分。在“唯成分论”的环境中好不容易入了团，但不能奢望保送上学。于是，李莎只能考进培养教师的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1936年9月入学，指定学习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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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公文包惹大祸
李立三在苏联被诬陷为“日本特务”锒铛入狱，丢失公文包是导火线。
1934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市委办公大楼内被来路不明的人开枪杀害，此后苏联掀起的“镇反肃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于1937年达到高峰。许多革命###、红军将领，一个个被戴上“反党托派”、“反革命谋杀集团成员”、“外国间谍”等政治帽子，锒铛入狱，举行公审，判处死刑。成千上万的中下层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群众也以同样的罪名遭受迫害、监禁劳改，葬身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共产国际驻苏联干部身为外国人，也未能幸免于难。“柳克斯”招待所内的气氛日趋紧张。夜间经常有黑色囚车停靠在门口，楼道里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和“咣当咣当”的枪杆撞击声。第二天清晨，又有几扇门上出现红蜡封条，又有一批人不知去向，在黑夜中失踪。逮捕“反革命”在“柳克斯”大楼一层一层地进行。楼下住的波兰、德国等共产党代表团几乎被抓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欧阳新、郭绍唐等同志也突然不见了……
李立三的神色变得越来越沉重。他心事重重地对李莎说：“现在政治形势很紧张，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可疑的人，绝对不要和他们来往。”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李立三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报纸，寻找有关中国形势的报道。到抗日斗争第一线去！这种热切的愿望使他夜不能寐，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回国申请。在许多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的形势下，李立三觉得他多年的期待将会实现了。没有料到，事态发展急转直下，一场灾难正在向他逼近。
1937年8月，李莎和李立三正在莫斯科郊外度假，突然接到康生的通知，说有急事找李立三。李立三赶回城内，康生交给他两封信，说要发往巴黎。收发信件本不是李立三的事情，但他把信收下，装进公文包，便去《救国时报》办公室，欲交给负责收发工作的于辛超。于辛超已提前下班，李立三只好提着公文包上车站，准备回家。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趁站台拥挤、秩序混乱之机，把李立三手里的公文包抢走。李立三立即向车站派出所报了案，又返回“柳克斯”向康生报告。康生拉下面孔，声色俱厉地说：“这件事非同小可。很可能是日本特务有意偷去，想掌握共产国际的机密。必须马上向苏联内务部报告。”
李立三那天晚上回家时，情绪十分沮丧。孰不知，在那些年代里，“丢失机要文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罪名，轻者要受到党内处分，重者则有可能被扣上“特嫌”的罪名。幸亏两天之后，公文包找到了。李立三喜出望外，从车站失物招领处领回，送到康生手里，让康生当面检查信件是否被拆看过。康生确认信件未曾拆封，便说：“这件事本没有多大关系，因信件内容不算保密。不过，你原说你被抢，现在又把公文包招领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应该老老实实向组织作个交代。”于是，王明、康生等借机大整李立三，通过开会，批判李立三“玩忽职守”、“欺骗党组织”。王明又借机提出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