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啦皇瞧怪宦穑俊薄�
至于大明的遗民们，更是将他认定为一代圣君，其中岭南派诗人屈大钧在诗中写道：“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殄；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这哪里是一位亡国之君？这分明是一位励精图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明天子啊。
遗民歌颂前朝，里面带了不少感情因素，不免有夸大之辞。但从历史上看，崇祯在位期间，的确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业业，他本身的素质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属上智之人，与他那个二十多年不上朝不与大臣见面的祖父和他那个纵情酒色，不会治理天下，却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祯之“敬业”，简直可以评为帝王中的劳模。
正是这么一位希望能够中兴帝国－－并且为了这一希望而身体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执着和梦想，最后换来的不但不是帝国的中兴，反而是帝国的覆亡，他本人也将在一个寒冷的春夜里走投无路，只得杀妻杀子再自杀。照史家的说法，他十七年里励精图治，企图中兴振作，但终是无力回天。这样的前因与后果，委实让人捉摸不透历史老人究竟是何种心态。
退一步讲，如果亡在他的祖辈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个人懒惰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亡倒也亡了；如果亡在他的兄长天启皇帝朱由校――这个人重用太监大搞特务政治，却在皇宫里对自己的土木手艺手舞足蹈乐此不疲，亡倒也亡了。亡国之君的名义最终落在了崇祯皇帝身上，确实有些“不公平”。于是，史家的观点是：崇祯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
一个人命运的悲剧其实就是他性格的悲剧。如果这一论断没错的话，那么，以崇祯的人生悲剧而言，这人生悲剧的确来源于他的性格悲剧。
吝啬鬼皇帝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1610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之子，崇祯五年即丧母，虽然贵为太子之子，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定，长年蒙在万历欲废掉其位，改立郑贵妃之子的阴影之中，再加上万历是一个绝情于亲情的人－－事实上历代帝王因为子孙众多，往往其中的亲情平淡如水，几乎从来没有过平民家庭那种天伦之乐。万历既不喜欢崇祯的父亲，当然也就更不喜欢木讷内向的崇祯。后来，他的生父虽然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却在即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而病死了，皇位传到崇祯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对于酒色可谓是秉烛夜游，夜以继日。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治理天下基本没有兴趣，将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太监魏忠贤。在这个皇帝眼里，连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关心，何况是崇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祯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
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的与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自可以呼奴唤仆，形成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处境又让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这种性格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将是灾难性的，何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但崇祯同中国的所有皇帝都不一样，从他天启七年（1627年）登基第一天起，国家大厦将倾、分崩离析的事就接连不断地折磨着他。或者说，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明朝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没一个说得过去的，可以说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有好大喜功，被瓦刺俘虏差点亡国而又两度登基的皇帝，有几十年不理朝政，几十年不任免官吏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为将军或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经常溜出宫门、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更为荒唐的是在位长达45年的嘉靖皇帝竟迷恋于用年轻貌美的宫女作其长生不老的丹药，以至于被忍无可忍的宫女们试图勒死于龙床之上。真是一塌糊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强邻压境，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政治黑暗，官匪横行，孳生出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忠贤、王承恩等相继把持朝政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佞之臣，若按奸臣数量排列，明朝当列诸王朝之首。何况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使朝政内耗于此。加之天灾不断，民不聊生，反抗频起。可谓内外交困。
到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奄奄一息了。崇祯元年，饿殍遍野的陕西已燃起饥民起义的星星之火，而更大的农民风暴正在酝酿。在长城关外的东北，后金贵族早已崛起，努尔哈赤的子孙正虎视眈眈觊觎着关内的大明朝——在他们的眼中，大明朝无疑于圈养的无数肥壮牛羊等待着他们去宰割，去分享。内忧外患，一边像蔓延而来的大火，另一边又像呼啸而来的大潮，这就是崇祯帝朱由检接手是时的窘况。因此，这绝对是一个烂摊子，而且这个烂摊子已到了烂透的地步——二十余年荒怠异常的弊政，尤其是后来天启年间的腐朽加黑暗，大明朝其实正滑向无尽的深渊。作为统治中国的皇帝，原本应该是高高在上、权倾天下的。但崇祯从接手皇位的那一天起，就感觉到屁股下面不是舒舒服服的龙椅，而是一座正喷薄着愤怒与仇恨的火山口，可以说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这样的国家接了手，也无机会可言了。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就体现了他高出其他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清除阉党，整顿吏治是其革新朝政的重要举措。1627年11月，在铲除掉魏忠贤的羽翼，使其孤立后，他果断下令将其贬谪到凤阳，随即又下令逮治。在魏忠贤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同时，平反冤狱，起复天启年间被罢黜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宦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
这一系列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中兴的希望。不幸的是，他随后却又因对外廷大臣不满，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了王承恩等另一批宦官，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样的错。他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他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对于当时的政治黑暗腐败，他也想有所作为，为此，他起用了东林党人，试图解除内忧外患，挽救行将灭亡的大明江山。与前两朝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
但是，大明的政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矛盾丛集、积弊深重，纵然崇祯帝有雄才大略，也无济于事，更何况，他也有多疑软弱等缺点，要力挽狂澜谈何容易。更要命的是，就在他即位之时，西北大地发生特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人民流离失所，纷纷饿死，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对此，官府不予救恤，依然催租逼税。人民走投无路，只得揭竿而起。
安塞人高迎祥号称“闯王”，打出了反明的旗帜。不久，张献忠在米脂起义，响应高闯王，号称“八大王”。后高迎祥被浮牺牲，李自成继任“闯王”，手下有刘宗敏、田见秀、郝摇旗等战将。李自成虽号称“农民起义领袖”，但并非救民于水火，他攻城掠地，每遇顽抗，都要大肆杀戮，对方坚守一两天，城破以后要杀十之三四；坚守五六天，城破以后差不多要斩尽杀绝，还要毁平城墙。每破一城他就弃之不顾，继续向前进攻。他曾三度围攻开封城不下，最后决黄河大堤，淹死兵民数十万人。可以说，李自成十多年的大起义，也是对中国十多年的大破坏！后来他的队伍中加进了河南杞县举人李岩，及夫人红娘子；举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献策等作谋士，情况稍好一点。我们过去有一种机械的评价标准：农民起义就是革命行为，就是推动历史的发展，让人感到是一种很牵强的理论。有作家穷一生之精力，写出多卷本的小说，歌颂“李闯王”，让人难以卒读。崇祯帝面对这位大肆破坏、杀人如麻的“闯王”，能有什么办法？！
国内农民起义烽烟四起，在东北边境，后金的侵略更加频繁。在当时已经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为了支持对金的战争，他不得不大幅增加赋税，名曰“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加派是掠夺性的财政措施，赋役征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