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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知道熊佛西先生凑巧也在这里，就请熊先生发表一些意见吧。”
全场是更热烈更兴奋的鼓掌起来，台上的杯盘刀叉也疯狂了似的跳跃着。然而张道藩先生却被余上沅先生邀着离席了。没有听到这两位剧界前辈关于此事的意见，该是十分遗憾的。
等到周剑云另一段诉苦的谈话一完，熊氏一改先前沉缓的调子，迅速地站起身来。是过于愉快还是过于紧张呢？颊上的肉抽动着，近视眼频频闪烁着，而且音调也有些颤抖了，有时还口吃着。
“诸位，三点钟我还有一个会要出席（按：即中央文化基金保管委员会，每半年举行大会一次，熊氏为该会委员之一），现在，只请给三分钟的时间，不，两分钟（全场笑了）也够了，让我说一说吧。
“刚才邵部长讲到‘生意经’。我熊佛西干了二十年的戏剧运动，自问从没有想到过‘生意经’。那末我为什么不迟不早的写《赛金花》这剧本呢？……我与赛金花见过总有七八次之多，许多朋友都希望我把她的一生写个剧本，然而我以为那女人平庸极了，无论谈吐举动；那样的女人不是我写剧本的材料，所以一直没有动手。
“直到去年九十月间，我却想起了这件事了。诸位，去年九十月的北平是怎样一种情形：天坛是油漆得簇新了，许多名胜都修葺得挺漂亮了。可是每天听到的是××军队今天在那里演习，明天在那里游行，上空是他们的飞机，路上是他们的兵车。这些，南方的报纸还能看到，而北方的报纸是不能刊载的，一切，我感到与庚子年的情形太相同了，我恐怕庚子的故事又将在北平重演一回了。
看到这些，我们还能漠然视之吗？当然，不，所以我想借赛金花的事迹来发泄自己、提醒人们（声音有些嘶哑了，是激昂，是愤怒，还是悲哀）。
“邵部长以为赛金花的‘瓦全’精神要不得，所以犯不上编写为剧本，我却以为不是这么说的。一个艺术家应该看他的人格、情感，以及对于某一事件的‘看法’如何———对不起（周剑云）先生，我要用一个英文了（注），实在‘看法’两字不够，所谓‘看法’即是inˉtepretation———不能一概论的。譬如台上的这瓶花，请许多画家来可以画成各种不同的姿态，倘说画家的最大的成功是描写得‘象’，那不是艺术品，是‘死东西’（这三个字用着最高的音调）。这样，请一位摄影家来拍一张照不是便当得多，何必要艺术家呢？“所以同样的一个人物，爱国的人可以写得悲壮热烈，充满爱国爱民族的情绪，若是落在汉奸的笔下，就会侮蔑得不成东西。一切，都得看作者的人格、情感、看法如何而定的。
“我是一个戏剧的学习者，自己承认学习不够，世故不熟，然而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中国人，我有血有肉，有人格，有灵魂，我不能承认我的笔下会‘有辱国体’，说我写的剧本不够成熟，我是坦白地承认的，说我‘有辱国体’，那即使把我的头砍下来摆在这台上也不能承认。（说着，认真地举起右手向上颈‘嚓’的一来）想到这些，我是真想‘改行’了，为什么我还要干戏剧运动呢？政府对我们有了些什么安慰，有了些什么帮助呢？（到这时候，三个‘两分钟’也过去了，他喘一口气，继续微带着口吃地说。）“我写好了那个剧本，曾送给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审查过，通过了。后来听说有禁演《赛金花》的消息，起初以为不是对我而发，可是仔细一问，知道所有的《赛金花》都在禁演之列，这才知道完了。
记得拿到禁令是三月二十三日，此后足足有三天，北平的二十来位中西记者，跑到我家里要我发表意见，我仍就是那两句话：我是中国人，当然得服从政府的命令！除此我不愿多说些什么。”
关于话剧《赛金花》（3）
熊氏至此渐渐地恢复了沉着的常态，以较低较缓的语调继续下去：“刚才邵部长给了我很好的指教，邵先生是新闻界的老前辈，他是文艺界的老前辈，二十年前邵先生编《觉悟》时，我还投过稿，虽然我们从没有见过面，但算起来我也是邵先生的部下（邵部长和蔼地笑了）。邵先生的话当然我是听从的。不过，我最后还有一点疑窦，就是直到禁演令发下，我始终没有把我的剧本呈送到中央过。所以我想请问邵部长，究竟看过我的剧本没有？”
熊氏斜侧了头向着邵部长，是一个很好的戏剧的动作。这动作继续着有两三秒钟之久，等待着答复，邵氏半站着答道：“看过了，看过了。”
熊氏又接下去：“那很好。邵先生既然看过了，我很希望邵先生能把我的剧本，逐段的在未妥处加以批注了还给我，我当印成许多分送给全国各戏剧家、文学家以及一切艺术家们，引起一个更大的讨论。”
邵氏继熊氏而起。
“方才熊先生问我有没有看过他写的剧本，我说‘看过了，看过了’，其实我没有仔细的读过，不过大意我是知道的了。现在我也有一个问题要请教熊先生：为什么熊先生的《赛金花》与上海的《赛金花》相仿佛呢？象洋兵入京，赛金花周旋瓦德西……几幕结构都很相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上海的《赛金花》。不过据人说，上海的《赛金花》是做到被逼出走为止，我则写到病死的，这一点就不类同。”
“噢。”邵部长接下去说：“兄弟的意思总还希望熊先生能牺牲《赛金花》，因为处于我们全民族危急存亡千钧一发的今日，我们不需要那样的‘瓦全’精神。前几天，孙伏园先生有信给我也提到这件事，我正打算写回信给孙先生，请他劝劝熊先生能够牺牲《赛金花》。现在熊先生到南京来了，那就更好，我们不妨约一个时间再当面谈谈。倘使熊先生一定要演，那末或者大家想法子修改修改再演，熊先生的意见如何？”
熊接下去：“并不，并不，我可以牺牲的！”
双方是“统一地”笑了，毫无芥蒂的。
最后是陈立夫先生的话，结束了这次辩说。陈氏的大意是：政治家与艺术家的看法往往是不同的，艺术家是用最有力的方法发挥自己的情感、见解，而求得观众的共鸣，但政治家则不然，还须顾到各方面。陈氏到末了有一节很风趣的谈话。
“……譬如《赛金花》这剧本是以反面的手法来提高观众的爱国情绪，可是，熊先生你得留心，恐怕扮演赛金花和几个媚外洋奴的演员，有被观众打下台去的危险呢，因为演得太认真了，观众的情感无法遏止了。”陈氏说这几句时，对熊氏脸色一正，希望熊氏能关心到这些地方。
注：初，周剑云演述国产电影时，曾痛责国人之“洋化”愈来愈烈，谓国人之间竟以洋话叙谈为光荣者。以故熊氏用一英语时，而有此声明也。
附注：本文曾载光明杂志，作者具名A记者，并声明是追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