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拨人，才华一般般，但有了点知名度后，“公（攻）关”工作做得特别好，于是名气也按照“马太效应”不断增殖。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相当普遍。谁都知道能上中央一套的晚会，包括春节晚会的歌和歌手，并不能代表当代流行乐坛的一流水平，但谁都没有办法。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就很容易造成心理失衡。
我没有菲利·考林斯那么大的才，又活得比较主观，容易满足，所以越到后来心境越是平和。我从不追求大红大紫，也就不容易大起大落，估计就是摔下去也不会摔死。为什么？还有四分在下面托着呢，没事。
我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应该说都挺好。相对于大多数前辈歌手，我有理由为我恰好赶上了这个时代感到庆幸。虽然不尽人意的地方还很多，但至少是在我的历史视野里，近代以来还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像今天这样，一方面对艺术家的劳动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另一方面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足够多的机会和足够大的自由空间。我要毫不牵强地对这个时代说一声“谢谢”。
我当然也要对国家民委和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领导，尤其是现任的领导致以深挚的谢忱。他们对我的关怀和美意并没有让我感到受宠若惊，但确实让我时时体会到一种受呵护的温暖。我来自草原，不会虚伪的客套，而违心的奉承只会让我脸红；我只知道当一个人记不住他的生日而他的领导却记住了，当一个人的婚礼不仅是两个人的盛事，同时也成了一个大家庭的盛事，当一个人奉行“不争”的原则谨慎处世，却总能被及时地解除后顾之忧……这个人就没有理由不心怀感激。
要是所有的人都能像兄弟姐妹一样，在一个和谐的大家庭里友爱共处该有多好！这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你可以说它天真，说它幼稚，但我不能没有它，你也不能亵渎它。想想伟大的“贝九”吧，想想“风吹草低见牛羊”吧，在上天的眼睛里，我们，我们全体，难道不都是些与风、与水、与草共生的牛羊？
需要阅历，需要时间，但更需要始终不泯的爱心。也许和年龄有关，最近我的脑海里总会在不经意间，像孤岛似地浮出一些过去生活的场景。比如上中学时特想有一双篮球鞋，回力牌、牛筋底、白色高帮的那种，当时叫“大白篮”。我和我哥都想要，可不好买啊，得通过体育局，还得有工业票。为了满足我们的心愿，我姐姐那通跑，到处求人……最终还真是买到了。
比如我哥教我学骑自行车，当时十一二岁吧。两个孩子，怎么学？找一个特长的陡坡，我先坐上去，我哥在后面扶着，然后问：好了没有？我说好了，他往前一送，我就歪歪斜斜地沿着陡坡往下冲。有时会歪到路边的一棵树上，人整个被撞得飞出去，在空中翻一个跟头，重重地摔落在地。然而没什么，爬起来重新开始……
比如94年跟随谢导拍《黑骏马》，电影中有一个镜头：那个孩子扑过来，抱着我的腿叫“爸爸”。那时我还不懂表演是怎么回事，任凭谢导启发，就是有点无动于衷。电影公映后我们的贝团长看了，回来对我说：“老腾啊，你没当过父亲，就不一样。人家小孩扑过来，我看你想抱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
这些场景说来互不相关，细想却有一线牵联。它们似乎在暗中反复提示我最关心的两个人生主题，即亲情和成长。
我是历来主张并践行“孝”字当头的，这是我所理解的“亲情”的核心。“孝”当然首先相对于父母，是他们给了我生命并养育我成人。我说“孝字当头”，是说不折不扣的第一原则。只要两位老人有什么事，我立马就会回到他们身边。团里对这一点非常理解，也非常支持。比如03年8月中旬，本来安排了我两场演出，可一听说届时我要回去主持老太太的七十大寿，马上就主动帮我推掉了。
一颗平常心，活在音乐里（2）
“孝”字突出的是父母的恩情和子女的感恩。2001年在北京曾举办过一次我的大型个演，其仪式可以说很富于象征性。那次我先是穿着中山装演唱，几首歌过后，突然我母亲身着民族盛装，大围巾重重叠叠，捧着一件蒙古袍、一双蒙古靴、一把马头琴出现在台上。上台后就开始帮我换装，仔仔细细地、一丝不苟地，直到扣妥最后一个褡襻。那场面真的很感人，据说现场的观众百分之八十都落了泪。
和“孝”密不可分的是“悌”。“悌”本来专指敬爱哥哥，但对我来说，是指兄弟姐妹间的相亲相爱。我们家五个孩子的关系之亲密无间常让我引以为荣，那才真让人体会到“血浓于水”呢。平时我们散处各地，姐姐和大妹妹更是相隔半个地球；但每年我们必定会安排聚一次，而每次相聚必定是长酒佐话或长话佐酒。那种快乐，就是给我个皇帝也不换！
把“孝”、“悌”的范围再扩大一点，更社会化一点，就形成了我的交友原则和处世态度。我的好朋友崔东彬、杨强他们，基本上都是些大孝子。我们曾相约一起看望彼此的父母，可惜这已成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不能尽孝道，其他也就免谈，更不必说成为亲如手足的朋友了。
处世不如交友那么单纯，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但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参加“心连心艺术团”和各种义演那样的公益活动，可以理解为作为公民配合政府行为，也可以理解为作为艺人遵守艺德，而我个人是把这当作一种反哺行为来看待的。商业经济条件下的演艺市场有其非理性的一面，有时也不免会想，唱一首歌凭什么值那么多钱？再说还有那么多的歌迷爱你，喜欢你。这样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你不能尽想着自己吃，也得以某种让社会获益的方式“吐”出来。“吐”，就是反哺，这是一件鸟类都能做到的事，更何况我们人类呢？
03年闹“非典”，我专程乘飞机回内蒙捐了两万元，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化的“孝”、“悌”之举。当时内蒙的好多大企业都把钱捐到了北京，我听说了心里很不以为然：内蒙本来就穷，又是重灾区，为什么不就地捐献呢？那可是我们的父母之邦啊！
由爱父母而爱家，而爱家乡，而爱这个国家；由爱亲人而爱朋友，而爱歌迷，而爱所有的同胞，这些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同心圆，所谓推而及之。推，不是用逻辑，而是用心；听起来像是大道理，其实隐含着许多细节。比如我们家兄弟姐妹，前后都是两年一个，可中间的我由于多吃了一年奶，和大妹之间就隔了三年。因为多吃了一年奶，我底子比他们都好；相形之下，大妹可就亏了。所以我常对大妹说，我多吃多占，你还没出生就欠了你的情。当然这是一个玩笑，但仅仅是玩笑吗？至少还是一种心情。
人生如音乐，都是由细节构成的。正是经由无数的细节，亲情的涓涓细流才汇成了爱心的大海，而一个人无可避免地走向成熟。这本书向你们呈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在前面《莫名的四十岁危机》一节中，我曾把我所理解的“成熟”概括为两点，一是懂得感恩、珍惜，二是平常心。在进一步描述所谓“平常心”时我写道：“曾几何时，我就像一个开足马力的火车头，只顾喷着气往前赶；然而现在，我更愿意自己是一棵树，踏实、安静，有花开花，有果结果；假如都没有，那就尽可能地绿着，绿成一道生命的风景线。”
亲爱的朋友，在即将结束这次长长的聊天时，我忍不住要把这些话再重复一遍……我是说，我忍不住要以强调的方式，和你们一道再次分享“成熟”的喜悦。事实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动机。
多好：一棵树，踏实、安静，有花开花，有果结果；假如都没有，那就尽可能地绿着，绿成一道生命的风景线。
当然还会有坎坷曲折，甚至还会有危机；而作为一名歌手，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能感受到创新的压力。“成熟”并不意味着就此一帆风顺，而是意味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一种充满活力的绿色心境。
我和绿色的渊源是如此之深：2001年被聘为东北亚环境与文化联合组织中方委员；2002年4月，被聘为首批“首都大学生绿色形象大使”，同时被北京林业大学授予“爱心使者”的荣誉称号；2003年10月，又被国家环保总局聘为“中国绿色形象大使”。这么浓重的绿色，是我的新一重身份吗？不，我宁可说，我是它的身份。
这层层叠叠的绿色中理所当然地包含着草原的意象。我来自草原，必将归于草原。我永远都是草原的一部分，就像是音乐的一部分。
小嘎吉尔在隔壁房间里咿咿呀呀。绿得发蓝的杨树叶在阳光下 。
我不知道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音乐。
“哈X一族”：
当代流行乐怎么啦
和谢飞导演在香港参加新闻发布会（1995）
和谢飞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颁奖会上（1995）
与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席Serge Losique的长女在一起（1995）
“本土”的流失：
再问当代流行乐怎么啦
2004年访美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颗平常心，活在音乐里（3）
与皮尔·卡丹先生在南京（2001）
在第19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领奖台上（1995）
《黑骏马》剧照（1994）
啥都不是的
“新民歌”、“新民乐”
《黑骏马》剧照（1994）
《黑骏马》剧照（1994）
《黑骏马》剧照（1994）
八十年代这一批还是最棒的
我承认有时想做一只猫头鹰
东方神韵：线条美和慢歌
钢筋混凝土丛中的东方神韵（2004）
“慢歌”就这样从心中流出（2002）
和日本歌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