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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蒙人比起来，外蒙人更没有时间观念。这方面你完全不能和他们计较，要计较就得一遍遍被活活气死。比如他跟你约定明早八点出发，好，第二天七点半你就在等，等到十点他来了，笑嘻嘻没事人似的，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本来道声歉是最起码的，可他就没有。想想也是：如果他道歉了，说明他还有时间概念；既然压根儿就没有，那还道什么歉？
有次他们的电影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中午到我家里做客。开喝前一个个都声明下午还有事，有的要去电影局，有的要会见什么人，意思就是让我不要劝酒。可真喝起来哪还要我劝啊，那叫争先恐后。那天一直喝到后半夜，谁也没再提过有什么事，它们和时间一起，在酒杯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既不为时间，也不为事情所累：一种充满醉意和原始艺术家风度的、感受不到压力的生活。有时你根本分不清，他们究竟是活在现代，还是活在游牧的古代？在通常情况下我会对这种生命状态感到亲切，然而在那边的时候，它更多给我带来的却是气恼。
一次他们明明答应好第二天一早为我办理机票，结果第二天我在宾馆里寸步不敢离，一直等到晚上，最后等到的却是几个醉鬼。“票？你，你的票……你的票……”然后就是七嘴八舌地诉苦：找了谁谁谁，怎么怎么难。我不得不打断他们，我说你们就不能先给我一个电话吗？但他们似乎都听不太懂，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瞅着，弄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
后来我又去过印度和哈萨克斯坦，发现那里人们的时间观念也和外蒙差不多，这才找到了某种心理平衡。今后至少是在时间问题上，我大概再不会和我的外蒙古同胞沤气了。
外蒙古最让我依恋的还是那里的大自然。席慕容曾经说过，他差不多已经走遍了世界，也许再过一百年，这地球上唯一干净的地方就是蒙古了。这是完全可能的。外蒙地广人稀，有三分之二至今还是名符其实的“处女地”。94年随谢飞导演去那边拍《黑骏马》，到了外景地一看，哇噻，本身就跟电影似的！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沙地；绿色的漫坡上点缀着小木屋；门前有条河，河水清澈见底，就这么曲曲弯弯地流过去，完全是梦境般的感觉。当时我就说，这绝对是全世界最美的地方！谢导则表示担心，说人家看了电影肯定会怀疑：这哪是蒙古？明明是瑞士嘛。
想想也是，一说到蒙古，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大草原。其实“蒙古”是个非常丰富的概念，也包括内蒙和外蒙的差异。对我的身份确认来说，它们都是必要的；不过在它们之上，还有一个更大也更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中国”。
前两年在外蒙演出，邀请方希望我能多唱一些外蒙的歌，乐队中也有人征询我的意见，问能不能全场都用蒙语演唱，有人甚至提议干脆来一个外蒙歌专场。我理解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心意，但还是统统拒绝了。对邀请方我婉转地说，我唱什么歌，到时你们就知道了；对自己人我就更坦率些，我说我们的选择余地大得很，干嘛挤兑自己，净唱蒙语的呀？唱几首外蒙歌表示友好没问题，再多就没必要了。我说别忘了我是代表中国来的。
到演出时，我当然绝大多数用的是汉语。后来开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对此表示不太理解。在他看来，我首先是一个蒙古族歌手。我想这正是分歧所在，就解释说，我确实是一个蒙古族歌手，也无比热爱自己的民族；但在国外，我首先是一个中国歌手，所以主要用汉语演唱。不仅在这里，在美国，在欧洲，都是这样。
我这么说，没有任何作秀的意思，也不是出于什么必要的谨慎；就是在国内，我也从来没有过于看重自己的民族身份：既没有以此来限制自己，也没有试图把这当成一种获利的工具。这和我对本民族和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一点也不矛盾。曾有人问我有什么可骄傲的？我的回答是：全国五十六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把我当成自己的歌手，我总是能很快地和他们融为一体，这就是我的最大骄傲，最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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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二：“我是一个中国的歌手”（2）
当然，这也是我踏踏实实地说“我是一个中国歌手”的最大根据。
我不在乎有人会因此攻击我，认为我“已经完全汉化”了。这样的流言蜚语还少吗？一篇文章说我“十岁以后就过上了汉化的生活”；更有甚者，说我的父亲“早早就汉化了”。我甚至懒得去理会：爱谁谁，爱怎么猜测就怎么猜测吧。
这里有一份自信（艺术家的自信），一份超脱（艺术本身带来的超脱），但也有一份“过来人”的淡漠。曾几何时，我也为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苦恼过。立足这样的“身份”苦恼，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汉人的国家。它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压力，就是如何尽快地融入汉人或汉文化的“圈子”。为此我确实付出了一些额外的代价，包括前面说到的自尊心，也包括喝酒。有时实际上已经喝不动了，但为了装“英雄”，为了确认自己是“圈子”里的一员，就还硬着头皮往死里喝。为此也没少花冤枉酒钱：明明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了，还要充胖子，有没有自己的事儿都争着付。
那时只要一静下来，就能非常具体地感到压力的重量：生活的、事业的，但最不能忍受的还是孤独。那种举目无亲的滋味令人虚弱。这时就免不了感叹：真难啊，太难了！要不是后来出了名，我也许会一直这样难下去。谁知道呢？
在这种“难”中显然有某种成见在作祟；不过，作为“过来人”我要补充两点。第一，所谓“成见”不仅是一种压抑因素，同时也是一种激发你的动力；第二，这种成见不能被简单地贴上“民族”的标签，动态地看，倒不如说更多地是一种个人境遇。
我刚到民族歌舞团时住的是集体宿舍。我住外屋，里屋是一唱歌的维族人。先进山门为大啊，对我那叫个横！来后第二天我在门口练三弦，不到五分钟他就出来了：“干嘛呢？你！”“我也是这个团的。”“那我怎么不知道啊？”“这不是新来的嘛。”“新来的？以后不要弹三弦了。”“怎么不能弹？”“叫你别弹就别弹！没见我在睡觉吗？”
这人觉多，有事没事总睡。可我一个新手，要想站住脚，不练行吗？于是隔了一天又练，于是不到五分钟他又出来了：“你这人怎么回事？叫你别练还练！”“我……”“我什么我！好好呆着，我录音呢！”
当时我那个气恼：都是少数民族，不关照也就罢了，凭什么一再欺负我？太过份了！可气归气，还得忍着。后来明确我当乐队指挥，他才不敢骂我；再往后我开始小有名气，他就更客气了。我却没忘当初所受的羞辱，终于找了一个机会，排练时把他结结实实骂了一顿。一般大指挥都骂人，而且脏话连篇；我算是小指挥，但骂他也骂得很脏，说来有点公报私仇。
这位哥们儿后来回了新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看到这段文字；如果什么时候看到了，请接受我诚挚的歉意。说来大家活得都不容易，没什么过不去的事。曾看到一位当代诗人的诗句，说是“我们多年的奋斗，就是为了装得像个人”，真是深得我心。
因此，“我是一个中国歌手”这句话中有的不只是骄傲，还有几分辛酸。确实，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地道道的少数民族，从最开始的一句汉话都不会说，到在好手如云的当代歌坛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是一个遍尝人生百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比其他人可能付出的要更多一些。真正令我骄傲的是……正如我在开始所说的那样：我能走到今天，真的没有依靠任何人，完全凭的是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一颗平常心，活在音乐里（1）
有朋友说我属于那种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人。我理解这半是赞誉半是期望。作为赞誉，我要说一句“不敢当”；而作为期待，他们有理由不会失望。在我看来厚积薄发很正常，同样正常的是厚发薄取。你作出了七分努力，应该有三分的收获，反过来就成问题了。遗憾的是现在好多人正是这样，薄积大发，薄发厚取，只付出了三分的努力，却取得了七分的成功。
这是否是消费社会才会有的一种现象？不过这种人往往很脆弱，一旦掉下来，就会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那可就死定了，连重新起来的可能性都没有。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问题。有的人出名，主要靠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背景。没有背景而自己蹦出来的，那就是太有才了。
我喜欢那种依靠自身才华而不是背景的人。菲利·考斯特就特别有才。这个歌手原来是乐队打鼓的，左撇子，别人小鼓放在左边，他放在右边，反着打，相当厉害。现在他作为歌手可以说是誉满全球了，但英国国内的演唱会，他有时还会去充当鼓手。这人的钢琴也弹得好，也是才华横溢。
我不知道国外乐坛是否也那么讲究“公（攻）关”？但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那些特别有才华、也知道自己有才华的人，往往脑子里会缺根筋，那就是不懂如何巴结，不懂如何给自己创造机会。其实有时也未必是不懂，而是不愿意，不屑于。
另一拨人，才华一般般，但有了点知名度后，“公（攻）关”工作做得特别好，于是名气也按照“马太效应”不断增殖。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相当普遍。谁都知道能上中央一套的晚会，包括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