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带走。他们感觉不虚此行。下一步，就是找魏世成了。
找魏世成可是费了大力气了。幸亏他们拿的是局里开的介绍信，才能从这个部队到那个部队地找来找去。也是那些刚从教育局得到的材料提供了线索，他们才从地方找到了部队。因为部队番号也改变了，他们从东北找到河北，又从河北找到江苏，真是一路辛苦，这是他们在临出来时所料不及的。但是他们终于在江苏找到了魏世成的一个战友，算是找到真人了。这位战友说，1948年，魏世成在一次和国民党部队的遭遇战中不幸牺牲了。他说当时他就和魏世成在一起，他是眼看着战友魏世成中弹倒下的。这位魏世成的战友说话时眼里充满了泪花。能不能再次出现奇迹呢？他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在魏世成的这位战友的指引下，找到有关部门，查看了魏世成的档案，结果大失所望。他们只是看到了魏世成从地方转入部队时填写的一张表格和一张任命他为工委书记的文件，再就是牺牲说明和对家庭抚慰的记录。他们历时一个月，走了几千里路程，带着一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材料回到了队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才是劳民伤财，劳而无功。可是，卢队长还是表扬了他们的认真态度和吃苦精神。并且叮嘱他们要注意保密，不要向无关的人随便乱说。
祸不单行
常言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当然是一句旧话。可是，用在现在的干部调动上也差不多。地质队的领导调来调去是家常便饭。卢队长在几个月之后就被调到局里任职了，他在临走之前和张文光商谈了关于扩大找矿范围的事，以便于下一步调动队伍。他还特别说起了柳校长对他的评价，对他大加赞赏。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搞合作化，城里搞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朝鲜战场又传来了停战的消息，政治空气很是浓烈。张文光只想帮助组织尽快找到能证明自己在日本投降以前那几年的工作的人，他不图有什么功劳，只求别出什么意想不到的岔子就好。他再一次提起了魏世成和那个烧锅炉的张大爷。卢队长本想是安慰他，不想让他失去希望，他相信以后可能会有机会的，但是他现在不好说，他只能和他说不要着急，总是可以全部搞清楚的。张文光当然不知道其中的复杂情况，他希望能尽快找到魏世成和张大爷，这是他心中的一个梦。
1953年下半年的一天，地质队驻地的当地镇领导派人来找地质队领导。地质队新来的领导接待以后，便派人找来了张文光和山田秀子，在向他们介绍了一下镇里派来的那位朴实的干部之后，就进行了回避。然后就由镇里派来的干部直接和张文光及其妻子山田秀子谈话。谈话内容很简单，开门见山，就是让山田秀子回国。秀子向来人解释说：“我从小跟着父亲，父亲八年前就去世了，我回到日本，再没有其他亲人可以投靠。”她其实是在央求这位专程为她而来的大员能网开一面，让她留下来。“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的要求是——你，必须回国，回到你的日本去。”来人斩钉截铁地回答，看来是没有什么可以回旋的余地了。张文光并没有说什么，其实他已经看出了必须让秀子回国才是这位大员今天来的最终目的。张文光看着开始抽泣的秀子，无奈地劝道：“别哭，我们回头再和领导商量商量。”几乎要哭出声来的秀子满心委屈地说：“我没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情，我是坚持中日友好的。”来人有些不耐烦：“要是做了什么坏事，就没这么客气了。”他急不可奈地把张文光拽到一边小声地说：“日本人可是咱们的敌人，让他们回国是对他们的优待。再说，现在国际形势也紧张，朝鲜战场说不定还要开战，日本的首相吉田茂支持南朝鲜。让她回国是执行政策。你是中国人，必须坚决执行这个政策。”他向张文光讲了一大堆他认定的道理，在他看来，张文光肯定是立场不清、敌我不分的那种。临行时，这位镇长派来的干部还严肃地说：“这是最后一批。具体时间我们会通知你，估计最多就有一个多星期的准备时间了。”
镇上的大员走了以后，张文光专门找队领导谈了关于秀子回国的问题。队领导回答说：“我们也无能为力呵。”“那我到省里，和局领导谈一下，行吗？”张文光恳请队领导允许。“你千万别给领导找麻烦！”队领导接着说，“据说局里有人知道你在解放前干过地下工作，也知道山田秀子和她父亲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所以才拖了下来。你要是再去找他们，那不是要他们的好看吗？再说，我们在哪里工作，就要接受哪里地方的领导，这你应该懂呵？！”是啊，此话有理，领导已经无能为力了，再找上门去又有什么用？能逼着领导犯错误吗？
接下来的日子对于张文光和山田秀子来说那是非常严酷的。他们必须在三五天内安排好这个家，收拾好秀子回国要带的东西，还有，更重要的是如何向孩子们解释？说妈妈出远门？他们能接受吗？将来还能见面吗？秀子回国以后又该怎么生活？张文光和秀子想都不敢多想，他们只有痛苦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生离死别，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事情。简直就和天塌下来一样。
这一天终于不如人愿地来了。他们接到了通知，明天早上9点到县里集合，然后统一安排去天津塘沽港上船。这一夜，张文光和山田秀子都没有入睡。他们想着这么多年是如何度过的，他们从相识到相爱到结婚生子，他们同甘苦共患难。他们想起了当年在船上两人会心地一笑，更想起了他们共同为抗战胜利所做的努力。山田秀子尤其想起了她的父亲，她在半夜时分自言自语道：“爸爸，我们本不该到中国来的，是吧？”张文光可被瞎坏了，以为她一定是精神不正常了，急忙问了一句：“你没事儿吧？”他看见了秀子眼角的泪水，方才劝慰道：“睡吧，快天亮了。”
“你们以后可怎么过呀？”秀子说。
“我带着孩子等你回来！”张文光说。
“回不来了！还是尽早再娶一个吧，孩子们也需要有个人照顾。”
“你要是回不来，等孩子们长大了，我让他们到日本找你去。”
“我想啊，还是把富国带走吧，太小，你带不了。再说，也算是给我身边留一个做伴的。”
“啊啊，带走吧！就怕孩子跟着你受罪。”
“咳，受不受罪就不说了，在哪儿都是受罪。等以后长大了，有机会我就托个人把他再带给你，总是你们张家的骨血嘛。”
说着说着又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天亮了，他们发现女儿张秀如竟然一夜没睡。到底是长大了一些，心里有说不出的苦痛。她想抱着妈妈好好痛哭一场，可是她没有这么做。因为最近这些日子她听到有人说妈妈是日本特务，马上就要被赶走了。她不信，因为这，她还和小朋友吵了架。可是回到家里，她看见爸爸妈妈那两张痛苦的脸，她就害怕了，她怕是真的，她怕妈妈真的被赶走。她极其委屈地蜷缩在角落里，呆呆地强睁着那已经困得睁不开的眼睛。秀子看见女儿的样子，又一阵心酸，急忙把秀如紧紧地抱在了怀里。秀如张大嘴，连哭带叫地喊了一声：“妈！”这声音出自撕心裂肺的痛切，是一个孩子对妈妈的真切的依恋和挽留。张文光把秀如接过来说：“别哭，别哭，妈妈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他们没有专门到各家去辞别，只是按照他们商量好的，由张文光把秀如和胜利送到杨志和机长家，由杨婶临时看管，秀子则先行一步，怕得是孩子拽着大人不让走，到时候撕扯不开，又是一顿哭天抹地。秀子远远地看着两个孩子的背影，急匆匆地转身走了。她知道，她必须趁这个机会赶快离开，她不想再听到孩子们痛苦地喊妈妈的声音。
张文光送走秀子以后很快就回来了。看见他的人有的向他打招呼：“送走了？”他点点头：“送走了。”而有的人则是在他走过来时停止了议论，在他走过去以后又接着议论起来。他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总是些不中听的言语罢了，但是他没有权利去制止，只能听之任之。这种情况一直到三个月以后，局领导来队里开会时才算得到了抑制。那天局领导专门在会上说：“以后不许再私下议论山田秀子的事情，更不要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根据组织上掌握的情况，她和她的父亲都是为我们做过一些好事情的，你们就不要胡猜乱想了。她的回国是政策规定，不是她个人有什么问题。”张文光十分感谢局领导，因为这是还给他和他的孩子们一个公道。这当然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张文光来到杨机长家，他想把两个孩子领回去。可是，杨机长和杨婶不肯。他们要和他商量一下以后日子怎么过？其实，也商量不出个什么来。因为张文光根本就没有心思，他还没有从痛苦的离别中缓过劲儿来。只是敷衍一下而已。他在杨机长家吃了饭，领着孩子回到自己家中。这一天他有些昏沉，迷迷忽忽地就天黑了。当他急忙要给两个孩子做饭时，他听到杨机长的儿子杨义和他的儿子胜利一起叫他到杨机长家吃饭。
晚上，他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黎明时分，他好像做了一个梦，清晰地看见秀子带着小儿子张富国登上轮船的情景。孩子憨憨地睡着，秀子憔悴而又痛苦地和他挥手告别。他在追赶那条船，可是他追不上去，他赤身*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他的双腿深深地陷进了淤泥之中。
张文光一个人带着儿子和女儿在地质队开始了艰难的生活，他又当爹又当妈，里里外外忙得他团团转。他要在工作上干得响当当，又要在家里给两个孩子烧火做饭、缝补衣服。作为技术负责，他要经常到钻机和普查小组去了解情况、检查工作，那就只能让孩子自己吃一些干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