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补衣服。作为技术负责，他要经常到钻机和普查小组去了解情况、检查工作，那就只能让孩子自己吃一些干粮，因为孩子还小，他不能让他们自己烧火煮饭，他实在是放不下这个心。经常是杨婶等邻居过来关照关照，有时送过些做好的现成的吃的来，一来是想让张文光省点儿事，二来也为的是让他们爷儿仨略微改善一顿半顿的。两个孩子经常是不能按季换衣服，不是单的脱不下来，就是棉的换不上去。有一年冬天，张文光出去开会走了好几天，两个孩子就在冰屋子里睡了好几天。因为他怕孩子煤气中毒，不让他们生火。结果是两个孩子都发烧上不了学。还亏得杨婶他们这些热心人及时叫来了大夫，给孩子们打了针，吃了药。要不然，真不知道要出什么大乱子。那天，刚入三九，一夜寒风吹得特别的冷，杨婶知道张工不在家，她想叫两个孩子到她家喝口热粥，然后和杨义一起去上学。可她就是敲不开张工家的门，喊了半天秀如、胜利的，就是没有应承。她着急了，硬是撞开门进到屋子里。可是，一进去，她就被眼前的状况给吓坏了。后窗子早已被风吹开，寒冷刺骨的风直往屋子里面灌。两个孩子卷曲在床角的被子下面。她急忙走过去一摸，两个孩子烧得火炭一般。她急忙关上窗子，又喊人请大夫来，这才让两个孩子及时得救。随后，她又生着了炉子，给两个孩子烧水，做片儿汤。两个孩子清醒后直说谢谢杨婶。杨婶可是嗔怪他们了：“没见过你们这样儿的，跟你杨婶还这么客套！这不是，客套出麻烦来了吧？差点儿把小命给客套没了。”秀如急忙解释：“是我爸不让您知道我们不生火的。要不昨天杨义要来看胜利的小人书，我都没让他来。”胜利也补充说：“我爸说杨婶是好人，不能老是麻烦您，要不然，我们就老也长不大了。”这句话说得本来就心酸的杨婶眼泪扑簌簌地就掉下来了。她紧紧地抱着身边的胜利，觉得这孩子真的长大了，比起和他只差一岁的杨义来，简直就是一个小大人。
张文光是技术负责。他工作认真、吃苦耐劳是大家公认的，他的水平也是大家公认的。所以，他几次提出要辞去技术负责的职务都没能如愿以偿。他是多想照顾好这两个孩子呵，他为了孩子、为了多照顾照顾家，他曾经想去找局领导，可是，他又不好意思去。他总是自己对自己说：“什么好事情嘛，遣返回国，还值得大喊大叫？”他想起了秀子临行时对他讲的话：“我这一走，恐怕你也不会好。又是日本留学，又是日本妻子的，我看不大妙。今后你什么也不要去求，只求孩子快快长大成人，你就算是大功告成了。”于是，他觉得他更没有能拿得出的理由去找领导谈什么要求，只能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其实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的，是他自己说坚决不再找。在他的心里，好像远在天边的山田秀子只不过是出差或串亲戚去了，怎么能不回来呢？“别想这些烦心的事。”每当这个时候他就自己对自己这么说。因为他的脑子里只要一出现这些事情，他就头疼，头脑里就如同乱麻一般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来。
地质队就是流动性大，平时的小流动大家都习惯了。可是在1956年，来了一次大的流动。毛泽东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发表了，支援西北建设，向西北地区调动建设人才和建设队伍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当年西北在大家的印象里是荒山加荒凉。要不是队伍整编制地调动，估计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去的。“有女不嫁地质郎，一年到头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满身都是破衣裳。”这个曾经在地质队风靡一时的打油诗大概就是起源于那个时候。后来有人发展了，把“地质郎”变成了“钻探郎”、“修路郎”、“铁路郎”，把“满身”也变成了“满箱”，看来可能是修铁路的哥儿们改编的，因为搞地质的是不会背着箱子在山上跑的。这算是个插曲。
张文光他们也不例外，一起都到了西北。其实，在西北他们还大搬迁了几次。孩子们上学，老婆子调动，家属送回去再接来，户口迁来迁去，有的干脆就是集体户口，换上点儿全国粮票，到哪儿吃哪儿。 就这么折腾，多年来一个人领着两个孩子过日子的张文光一直是队里和局里的先进工作者。
艰苦的日子对于地质工作者来说只是一盘儿小菜，不在话下。怕就怕有人整人的事情发生。57年反右派，张文光居然“榜上有名”，成了右派！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听说是有人揭发他曾经对苏联专家不尊敬，更有甚者，说他反对苏联专家。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罪名。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对苏联，反对苏联，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反党。他自己说，他就见过苏联专家两面，一次是在欢迎会上，一次是在会商会上，就是想反对也没有时间。他觉得太冤枉。有人说是不是因为那次增加井深没有拍电报请示？他说不知道，大概是有人做了文章，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故意夸大，他说这正是鲁迅先生说过的“杀人血染红顶子。”这话一传出，更是了不得了，张文光立刻就上升为“极右”，而且还戴上了“分子”的帽子。他不再担任技术负责，先是在钻机劳动，后来就成了专职的搬运工。此后，慢慢地各种说法竟相登台，人为的演绎不断加剧，他的问题也愈演愈复杂，终于，他成了日本特务。他被要求定时向专人汇报，定时写一份交代材料，他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回家，而且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返回。与他的罪名被不断升级的同时，他的工资却不断地下降。至于孩子，已经变成了反动分子加敌特分子的子女，虽然不是专政的对象，但是已经在哪里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们已经小学毕业，要不是看在地质队的面子上，他们根本就上不了初中。当地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哪一个能有这种优待？可是要想上高中，就得另当别论了。这就是他们想不通但又得想得通的人生难题。张胜利的脚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冬天冻坏的。
那年冬天，他穿着一双走风漏气的旧棉鞋在学校扫雪，棉鞋湿透了也不敢向老师说，结果生了冻疮，又疼又痒，痒得晚上睡不着觉。姐姐发现了一看，原来冻坏的地方早就像熟透的柿子，裂开了口子还流水，干了以后把袜子粘在脚上。姐姐想要用热水给他泡泡脚，可是袜子脱不下来，姐姐秀如就帮他用剪子把袜子剪掉一块才能慢慢地脱下来。她埋怨弟弟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痛吗？”胜利忍着痛回答说：“告诉你也没用，还是好不了。忍着吧，忍到春天就好了。”说着、说着他不由自主地叫唤了一声：“哎呦！”姐姐心痛地问：“怎么？碰着哪儿了？”姐姐还安慰她说：“不怕的，我们胜利最勇敢了。别着急呵，姐姐给你慢慢地揉揉。”洗完脚，秀如还把他的鞋缝了几针。虽然是粗针大脚地胡乱缝补，但却是姐弟俩儿的一片深情。秀如把手都扎出了血，可是她一声没有吭。胜利在一旁看见了说：“姐呀，痛吧？都是我不好，让你为我受这苦。”姐姐说：“什麽苦不苦的？咱们就是这苦命。”姐姐虽然只比他大一岁多，可是心里装的事情却比他多多了。照顾起他来就好像比他大三四岁的样子。后来，每天晚上姐姐都把他的两只脚放在自己的胸口上，为他暖和脚。还为他打听治疗冻疮的偏方，什么茄子秧呀，什么辣椒水呀，可是没少费劲。虽然如此，但还是落下了病根，那就是年年要冻，年年要犯。再后来，脚上就长了一块总也长不完、削不尽的硬死肉疙瘩，一直到现在也是过几天就要削下一层，否则走起路来就疼痛难忍。
孩子长大了，懂的事情也多了，心里的压抑感也越来越沉重了。他们渐渐地变得少言寡语了。和谁去说话呢？大家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他们。杨婶还不时地关心一下他们，可是他们知道不应该和她太亲近，要不然，会给人家带来麻烦的。他们变得面目冷凝了。和谁去微笑呢？同年的孩子们中不乏叫他们“小杂种”、“小右派”、小特务”、“狗崽子”的，有的甚至向他们投扔石子。为这事，他们没少和那些孩子们吵架，对骂，可是，失败的总是他们，渐渐地他们不吵了，只是默默地忍受着，他们用沉默和愤恨进行着无言的对抗。连老师对他们也是不冷不热的，还不时地叫他们汇报思想，要求他们从思想深处和反动的父母划清界线。但是在孩子的心里，他们的爸爸是好人，是劳模，他们的妈妈也是好人，是个治病救人的医生。可是现实却在蹂躏着他们那幼小的心灵，孩子的心和张文光的心在一起憔悴着。
有一年的春节，姐弟两个连口肉都没有吃。他们把仅有的一点白面包成了饺子，托人带给了在机场看堆儿的张文光，还带去了按人头派买的花生、瓜子。他们自己吃的是窝窝头。那年月，连花生、瓜子也是属于稀罕物之类，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按人头买一点，平时是根本吃不上的。张文光知道孩子的处境，哪能吃得下？当着给他送饺子的人就忍不住地抽泣了起来，他说：“全是我把他们给害了！”那人安慰他说：“想开点儿，认命就是了。”那人还说：“人生在世就那么一会事儿，等孩子长大、有个工作就好了。”
张文光也有比较好的时候，那就是他陪着转业兵到资料馆查阅资料。转业兵是党员，但看不懂资料内容，得让他去看，然后再讲给他们听；而他虽然能看懂资料，可他是没有政治资格看的人，必须是他陪着转业兵一起去，而实际上却是转业兵陪着他，他只是去扮演那个有实无名的角色。尽管如此，他依旧释然，因为他实实在在地干了工作。转业兵们知道他此时的心情是比较好的，就毫无拘束地和他随便聊天。他们甚至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听杨机长说日本人把榔头叫“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