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绘画的《蓝箭》《棕榈上的霜》等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6 朗诵比赛
我的母校北京二中，当年不但教学搞得好，而且校方重视对学生德智体各方面的培养，因此课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在学生会倡导下，校内组织了许多社团，文艺方面有美术组、曲艺组、戏剧组、合唱队等，体育方面有篮球队、乒乓球队等。社团每周活动两次，文艺组排练节目，逢节日在校内演出；体育队则坚持训练，定期外出打比赛，为学校争取荣誉。
我那时加入了戏剧组。除了在学校活动外，还参加了设在演乐胡同工人俱乐部的东城区业余话剧团。每到周末，便去听中央戏剧学院师生们讲课，接受他们辅导，进行小戏排演。
1959年，学校里举办了一次朗诵比赛。这次比赛不同寻常，由高年级语文教研室负责，一些资深老教师出面担任评委，还进行了预赛，淘汰了一批成绩较差的学生选手，留下不多初选入榜的选手参加下一轮角逐。
学校里的朗诵比赛，参赛者多为文科班同学，因此文科班便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正在文科班学习的我，自然也成为大伙关注的目标。再说我身为戏剧组成员，参加朗诵比赛似乎更是责无旁贷的事。我抱着重在参预和得到锻炼机会的想法，积极报了名。
预赛那天很热闹，四五十个同学进场演示，我记得我没朗诵完，顶多张嘴说了两三分钟，便被打断，一位评委说可以了，让我退场，示意下一位选手比赛。我有幸进入决赛。取得决赛资格者约有10人，我们文科班占了一半。
朗诵材料由自己选定。不少参赛者从语文课本中挑选适合自己发挥的内容，也有的选了小说片断或者诗歌。我当时刚读完人美社出版、由著名画家杨逸麟先生绘画的《是谁犯了罪？》，印象深刻，受到强烈感染，于是我将这本连环画改写成故事，作为朗诵材料报了上去。
进行决赛时，轮到我上场，我深呼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面对评委席注视的目光，我平视前方，进入故事情境中。我仿佛看到四个流浪儿忍饥挨饿、苦苦挣扎，看到法庭上他们受审，却得不到正义的声援。我的情感陷入人物的命运中去，眼前浮现出那些悲惨的景象，我的语调由低缓到激昂，当念到高潮处，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我加快了节奏，保持饱满深沉的情绪说完最后一段。故事嘎然结束，留给听者思索回味的空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退场的，只依稀觉得评委席上传出议论声……
万没料到，我竟然荣获了第一名。当我从评委主任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和一尊普希金石膏像时，我再次心潮起伏，我想的更多的，是感谢画家杨逸麟先生！他用生花妙笔描绘出感人至深的故事，才帮助我得到了这个荣誉。
这次实践，我总结出两点收获：一、连环画的确是宝，它传授给我知识，让我得到美的享受，提高了我的艺术素养；二、我的身上长着艺术细胞。从此，我坚定了投身文艺工作的决心。 。 想看书来
7 攒“三国”
上海是我国连环画的发祥地和大本营，占据着连环画创作与出版的半壁江山。
解放后到“*”前，作为连环画五大出版基地之一的上海，曾有大手笔出现，那就是策划编绘出长篇套书《三国演义》，全书共60册，篇幅近七千幅。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大型套书，它的编绘质量堪称一流，以至于后来经过许多次再版、重印，成为名符其实的传世精品。
这套60开本的“三国”，1956年着手编绘，参预绘画的画家近30名，1957年开始出书，历时五年，到1961年才将60册出完。读初中时我在书店见到，便开始购买，待到上大学后，才将第一版攒齐。
事情到此远非结束，而只能说刚刚开始。大约1962年，我在学校阅览室看报纸，从《文汇报》上读到一则消息，报道上海人美社要对“三国”套书进行修订，将删去几册，再补充几册，还听取读者意见，把绘画风格不统一和质量较差的，另请画家重新绘画。于是到了1964年，我又买到了后补和重绘的几册，使“三国”套书达到66册。这套书可以说是最早、最全的版本了。
1965年，上海人美社出版了“三国”套书修订版，即第二版，我因已有第一版，又有补充本，便没有再买第二版。“*”结束后，1978年推出了64开、48册版“三国”，1987年将删掉的12册又补齐。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三国”出现大32开精、平装各三卷本。1994年出版了大32开精装五卷本。2001年出版了50开、60册全书。
仅这部沪版《三国演义》，我就收藏了以上五种版本。
与第一版“三国”几乎同时，北京的人美社策划编绘了大型套书《水浒传》，计划出30册，“*”前只出版了26册。
相比之下，我更看好“三国”。原因在于“三国”套书从人物造型到环境景致，从构图到整体设计，都更接近或符合我对原作的想象，更完美地表现出这一历史时期的群雄纷争和风云变幻。它在绘画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既注重历史性，又不乏现代感。
不妨举些例子略作说明。
《桃园结义》第54幅，张飞发怒，拔刀要进帐杀董卓，刘备、关羽在左右劝阻。画面中部主体，是张飞半身近景，横眉立目，左手握拳。这幅画动感强，有冲击力，张飞的个性刻画得生动突出。
《捉放曹》第15幅，董卓睡下，曹操乘机拔刀，画面前景右部是曹操站立，两手拔刀，中部横卧着董卓。两个人物都不见头部。这幅画突出了主体人物，动作鲜明，气氛紧张，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以上两图，都将主要人物置于前景，这种处理在传统连环画中是比较少见的。
又如《白门楼》第71幅，画面右部为关羽下半身骑在马上，只画出马的尾部屁股处，上部为一杆青龙刀横举，下部远景是吕布率兵奔来。这个画面颇像影视镜头，关羽立马横刀极有气势，同时显出吕布人困马乏的狼狈相。
《马跃檀溪》第36幅，画面透过马的腹下和腿部看过去，下部全是降兵。此画面的构图取景，有影视镜头感，渲染了刘备兵将的实力强大。
这两幅画面，构图新奇、大胆，效果对比强烈，也符合现代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
8 量入为出
整个学生时代，从初小到大学毕业，我的吃穿用和上学的全部花销，都由父母负担，是父母辛勤操劳将我养育成人。建国初刚从南方举家迁回北京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母亲不久生下小妹妹，她还要照料我和大妹妹，因此仅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并不富裕，只能说尚过得去。后来母亲也参加了工作，家境得到改善，条件也渐渐好了。我介绍这些情况，无非说明我在工作之前，并不独立，没有经济收入，要买连环画，也并非一件随心所欲的事。
小学和初中时，家里每月给我一元钱零花。此外，每天给我一角钱早点费，嘱我吃饱吃好。我舍不得花，因为买烧、饼油条所剩无几，更不敢买鸡蛋面包。那里胡同里常有卖烤白薯的，烤白薯便宜，花上三两分钱就能买一大块，于是我便每天早晨上课前用一块烤白薯充饥。这烤白薯吃多了，就胃酸，影响消化，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放屁，闹得班里同学都取笑我。就这样，每天我能省下七八分钱，凑一个星期就能买一两本书。也就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生活之不易，自觉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那时出过一套《楚汉相争》，六本一套。我在书店橱窗里见过，很想看看它的故事，后来知道是描写刘邦、项羽之间的斗争，加上绘画者有张令涛、胡丁文与李成勋、陈丹旭等，更渴望保存一套。于是便用零花钱和省下的早点钱买下了。用老北京话讲，纯粹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那套书每册都较厚，单册售价三角多，幸亏不是一次出齐，而是陆续推出，我才能一本一本地买齐。
少年时期，我最盼望过节，一是春节，二是“六一节”，再者就是过生日。每年逢这三个日子，我总能从母亲那里得到一元钱，这笔钱我是基本上全送给书店了，从少儿柜台或连环画专柜换取心爱的小人书。
上高中以后，条件一度发生变化，原来大跃进时期全民扫盲，街道有许多大爷大妈不识字，也不会算术，街道居委会经与学校联系后，学校便选派一些高中生去进行普及教育。我当年也被委以重任，每周有两个晚上到学校附近街道居委会指定的场所去上课，教胡同里的老头老太太们认字，学习简单的加减乘除演算。因为付出了劳动，占据了自己的业余时间，所以每个月都能得到一点报酬；又因为是学生教课，对象又是上年纪的老人，所以钱并不多，只是一点意思而已。我每月用这三五元钱的“意思”，全买了书。这是凭自己的劳动所得买书，因而我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可惜这桩好事并不持久，我仅教了大半年，不知是因为基本目的已达到，还是又换了别的同学，也可能担心影响毕业班学习，上高三之后就再也没遇到这种美差了。
四年大学生活，留下许多美好记忆，由于我已长大，又住校，家里便每月给我20－25元生活费，除了交元伙食费外，剩余零花钱不少。这时期虽然买书较之过去从容多了，但其他开销也增加，如开始交女友谈恋爱，就需要逛公园、看电影、给女友买零食等，所以买书只能量力而为，远做不到潇洒和气派。
大学期间，有些书尽管价格不菲，如贺友直先生画的《山乡巨变》32开线装本，印数才两千册，还有赵宏本、钱笑呆合绘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6开线装本，我因为喜欢，都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这些书的珍贵自不待言，它们也成为我自豪的资本。
但是，有些书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