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政府的口号,后来与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联合于一九零五年组成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致辞:“我们所从事的革命斗争是长期的,任务是艰巨的,因此我们的革命斗争应该讲究策略,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为避免重蹈义和团败亡的覆辙,我们现时要注意避免和列强正面交锋,以免遭到列强的干预和*,甚至给国家带来无穷的战祸兵灾,将同盟会的行动纲领先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便为同盟会制定了一套革命方略,其中明确规定将军事斗争放在重要位置上,还明确规定武装起义的方针和政策。孙中山注重武装斗争,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十年就开始了,孙中山亲自发动并组织了一*五年的第一次广州起义。一*五年孙中山与邓荫楠、陈少白、郑士良等人策划发动广州起义夺取广州为革命根据地,起义时间定为十月二十六日,起义前半个月即十月十日,兴中会总部召开会议,选举伯理玺天德(就是总统的意思)以行使统帅职权,负指挥调度之职。经公选后由孙中山担任这一职务。不料兴中会中有一首领名杨衢云心中不服乃私对亲信谢缵泰等几个人说道:“孙文鼓吹革命,善喊口号,其实徒有虚名,因有孙大炮之绰号。如今有些名望,实际是靠邓荫楠、陈绍柏、郑士良等人与其串通一气,相互吹捧,其实他们除了文墨,可算是一窍不通,要钱没钱,要粮无粮,不当官,不掌兵,能懂什么,如今起义竟然让这个善喊口号的孙大炮做伯理玺天德的第一把交椅,而你我掌握如此众多的武装,倒要在他的管束之下,我心中实有不甘。”谢缵泰说道:“杨将军掌握此次起义部队的主力坐头把交椅应是份内所当,怎奈他们靠名望压人推选孙中山为统帅,不过孙中山其人向来明智,将军何不直接与其商谈劝其让位?”杨衢云听罢沉思了一会儿,说道:“好,就这么办!”第二天杨衢云带着谢缵泰等人来找孙中山,劝孙中山让出统帅之职,由杨衢云任伯理玺天德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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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见杨谢等人竟然不顾革命之大局,在行将起义之时,竟演出了一场争权夺位的丑剧,心中十分生气,,但考虑起义日期临近,避免内部分裂,不顾邓荫楠、郑士良、陈少白等人地劝阻,对杨衢云说道:“我辈革命,原本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救国救民之大业,杨将军愿承担救国救民大业的重任,我辈乐意遵从并听从号令。”于是让出伯理玺天德之职由杨衢云担任。不料到原定起义的那一天,各路起义队伍均按事先布置到达,唯独负责充当进攻主力的杨衢云所部的三千敢死队和军械迟迟不来。恰在此时,同盟会内部又有一个叫朱淇的向清廷告密。两广总督谭钟麟根据朱淇所提供的线索,四处侦捕,以致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未曾爆发便遭失败。自此很多人以及清廷官府皆以乱臣贼子看待孙中山,对孙中山恶言相向,诅咒谩骂,不绝于耳。孙中山为避免清廷的追捕也流亡于国外。虽然在国外,仍然忙碌着救国救民的大业。时广东有一青年,姓汪名兆铭曾留学于日本政法学院,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并多次向孙中山表白:“一生矢志革命,决无二心。”并改号为精卫<;取精卫填海之典故>;,深得孙中山信任,时孙中山麾下有廖仲恺、胡汉民,加上汪精卫乃并称为同盟会中之三杰。一九零零年,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妄图瓜分中国,孙中山对后来成为同盟会成员的刘学恂说道:“当今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洲之地,四百兆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毅然命众发之,遂再次发动惠州起义。可是皆因准备不充分而遭失败。但此次失败,全国民众尤其是有志卓识之士,皆将孙中山奉为革命之先驱,孙中山也就成了革命火炬的象征。时人秦毓鎏对世人说道:“孙君乃于我国*,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以前不惜以生命、头颅而虎啸东南重兵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今思之,举国熙熙攘攘,醉生梦死,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佑其忠,天赐其勇乎。”说起孙中山之勇,并非虚话,自一九零五年同盟会建立之后,孙中山大抓武装斗争,愈挫愈勇,先后领导粤桂滇的六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岗、惠州七女湖、廉州防城、镇南关、钦州马笃山、云南河口等处的起义。只到武昌起义前短短六年时间,孙中山共组织和发动了十四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在这许多次的起义失败中总结了历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在同盟会的一次会议中孙中山对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廖仲恺、陈其美、蔡元培、于右任等说道:“总结以往之经验教训,当从长江流域的腹地向清廷发难,起义成功后,便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以利剑直刺清政府之心脏。”黄兴等人皆赞同,遂决定组织同盟会中部总部,以谋长江革命,尤其是在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一九一一年四月失败后孙中山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的战略思想更加坚定了。一九一一年七月底,同盟会中部总部正式成立于上海,宋教仁在成立宣言中说道:“同盟会自成立以来,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决心投入革命的革命志士大有人在。可是尽管思想如是之发达,人才如是之众多,而革命势力还很弱,至今不能战胜政府者,其原因就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常常出现互不合作,彼此脱节,孤军奋战,各行其是的局面,以至于我党义师屡起屡蹶,一败再败。为吸取以往之教训,因此决定组织同盟会中部总部,中部总部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专门从事领导长江流域的革命事宜,并在各省设立分部,总揽人才,分担责任,为了积蓄元气,避免轻于发难,各分会可提议举义,但举义必须由总部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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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中部总部成立不久,经细密准备后决定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湖北省武昌发动起义。
时在武昌地区驻军是湖北新军第八镇<;师>;,张彪为统制<;相当于师长>;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团>;,黎元洪为统领<;相当于团长>;管辖步兵六营,并配有炮、马、工程、辎重部队,合计约一万二千人,除一部兵力调四川和分驻省城以外的地方,留在武昌的实际兵力仅为四千左右,加上武昌城外巡防营、督署卫队、消防队、警察等杂牌部队约五千人,清政府在武昌的总兵力不足一万人。此不足一万人的杂牌队伍的战斗力主要是靠新军,但在新军中绝大多数营队都有革命党人活动,而且都秘密地建立了革命党的组织,革命党人基本上控制了新军。十日午夜十二时整,从各地来武昌集中起来的义军在总指挥姜明经、炮兵指挥蔡德懋、步兵指挥谢元恺共同指挥下,攻向湖广总督衙署。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初时还企图阻止*,后来发现所属部队已大部参加起义,自己已经控制不住时遂亲手杀死一个进行联络的革命士兵后潜入一部属家中躲了起来。起义军顺利地占领了武昌城。为巩固胜利,扩大战果,遵照同盟会中部总部地指示,必须迅速地建立政权。可是这时同盟会中部总部的主要负责人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及其他领导成员共同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及时派人到武昌前线担任主帅,及至要建立政权时也未派人前往武昌领导并指导建立政权。而在讨论以谁当选新政权领导人选时,武昌前线担任指挥的姜明经根本没有认识到建立政权和掌握权力的重要性,相反却对蔡德懋、谢元恺说道:“此次起义的革命党人均系年轻士兵和担任下级的军官者,中级军官中孑无一人,在军中没有号召力,在社会上也没有影响,应该推举在军中或在社会上有资历、威望和影响的人出面组织政府方有号召力,我看不如就让统领黎元洪来挑这个头吧。”蔡谢二人皆赞同,于是遂在十月十一日上午建立政权时,选定原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立宪头目汤化龙为政事部长。政府建立后,又紧接着占领了汉口、汉阳,宣告湖北独立。紧接着湖南独立;山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贵州独立;这省独立,那省独立的警报接连传入北京,吓坏了摄政王载沣,急请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商议对策,奕劻、徐世昌道:“为今之计,当速遣冯国璋、段祺瑞率军,令冯为前部,段为后劲,即刻南下,与民军决一胜负。我们这里再从速起用袁世凯,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总督所有往援武昌之海陆各军。冯段二人原来皆系袁之部下,而且关系甚为密切,闻听起用袁为钦差,总督各军,各军必奋勇杀敌,武昌可救矣。载沣闻听起用袁世凯,心中甚是不悦,原来载沣曾奉胞兄光绪帝之密诏,处死袁世凯,以报昔日背叛先帝,投靠太后,致光绪帝被幽囚瀛台近十载之仇,怎奈被庆亲王谏阻,方开缺令袁回籍。如今听庆亲王说又要起用袁世凯,暗思袁世凯本奸诈狡诘之徒,能真心扶保大清嘛,可是又别无他法,只好下诏,请袁出山。不料袁世凯竟复电“足疾难痊,兼且咳嗽,请别寻贤能担此重任。”载沣接到袁世凯不肯奉诏的复电后心下发慌,遂再请庆亲王和徐世昌写下专函,并携带印信派陆军大臣荫昌为专使送往河南项城。袁世凯接到奕劻和徐世昌的书信并清廷之诏命、印信后微微一笑道:“平时不烧香,急时报佛脚,如今恐怕来不及了。”荫昌反复劝慰,袁世凯方才应允往汉口镇压革命党人之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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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袁世凯往汉口途中一路暗思道:“民军方面,嚣张得很,此去汉口定要给民军一定惩创。否则在民军心目中是不会瞧得起我的。但是也不能使民军败得太惨,我要利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