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
却说袁世凯往汉口途中一路暗思道：“民军方面，嚣张得很，此去汉口定要给民军一定惩创。否则在民军心目中是不会瞧得起我的。但是也不能使民军败得太惨，我要利用民军做番大事业。我的汉口之行一定要做到北制满人，南制民军，双方之进退皆在我的掌握之中，方能任我施为。”主意拿定不觉自语道：“就这么办。”袁世凯原先于小站练兵后任直隶总督，冯国璋、段祺瑞皆是袁世凯麾下之爱将，关系一贯亲密。袁世凯到达汉口时，原部下爱将冯国璋率部列队迎接，规模既大，又很隆重。袁世凯见冯国璋如此恭迎也不客气，随冯国璋至汉口大营，稍事休息即到各营视察。完后令冯国璋摒退左右，然后对冯悄声说道：“此次武汉举事，不是寻常土匪，也不是一般的造反。我观其声势，有可能是孙文的革命军所为。如今的孙*命在民众中已经有一定地影响，而大清江山则是在风雨飘摇之中危亡在即，我们又何必为了一个行将危亡的政府结怨于革命军，而作逆时代前进的绊脚石，以致结怨于民众和招惹外邦，招引无穷纠纷，则太不明智了。当今之计，莫如和革命党人取得联系，与其停战议和。你所统领的军队乃朝廷之精锐，凭革命党人现时军事力量的素质、数量以及装备定然是不堪一击，闻能议和，自会允诺，而革命党人不除，清廷则对我等寄予厚望，此正我等扬眉吐气，重振雄风，以图发展之良机也。你既为国之上将，当不仅懂武，也要知文，我对你所言，你得便可告诉芝泉（段祺瑞字）让他为我助一把力。”冯国璋道：“老师的意思，国璋明白了，请钦差大人放心，待我寻机重创一下革命军，便使其知我武威后，再与其议和，管保更能增强我等在革命党人心中之分量，为老师筹划的议和赢几分筹码。”言罢又道：“听说庆王已辞去内阁总理大臣，并推荐由老师您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听罢拈须微笑，于次日回京就任总理大臣。数日后，冯国璋率北洋精锐围攻武昌，革命军武昌前敌总指挥姜明经见北洋军势大威猛，心惊胆颤，乃借口侦查地形化装潜逃，革命军一时失去指挥，损失巨大。谢元恺和蔡德懋也无统御之材，二人商议应将姜明经临阵脱逃之举赶紧禀告给都督，这样革命军的指挥大权就轻而易举地落到了黎元洪的手上。但此时黎元洪对革命军的很多情况还不了解，再加上各队新兵太多，未经严格训练，很多兵士都从武汉附近的乡村新募而来，对枪炮使用的原理技术还不掌握，甚至连军纪都不懂，难以指挥，军官多从下层新提，充任指挥，实际指挥能力太差，因而革命军损失相当严重，形势逆转，幸冯国璋谨遵袁世凯密嘱并不十分着力攻打，革命军虽然尚可勉力支撑，但是败象已露，而清廷军队仍源源不断向武汉围裹而来，到此时黎元洪方才想起应将武昌严峻的形势报告给同盟会中部总部，恰好此时上海总部在黄兴、宋教仁直接领导下发动的上海起义于十一月三日取得胜利，如今得知武昌前线局势恶化，黄兴将上海军事工作交由陈其美负责，带领宋教仁、田桐等急急忙忙由上海乘英商轮赶往武汉。
（九十）
黄兴到达武汉后黎元洪大喜，当即着人制就一丈二尺长的大旗两面，一面上书斗大黄字，挑选魁武军士数十名作为黄兴卫队并执护大旗跟随黄兴，寸步不离，另一面大旗上书“黄兴到汉督战”以振军心。十一月三日在湖北军政府武昌阅马场搭起拜将台，各机关团体皆于台下肃立。黎元洪登台宣布“今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我全军将士皆须心悦诚服，听其指挥。”然后请黄兴登台并向黄兴授以印信、令箭、委任状。黄兴接过印信等物说道：“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此时，清廷仍未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敌，我辈宜先驱逐在汉口之清军，然后进攻，收复北京，完成革命之志。”言毕下台，骑马巡视，护旗军士手执“黄”字大旗，紧随其后，又有“战时总司令黄”和“黄兴到汉督战”大旗摒护左右，真个是气势恢宏，景象威严。见到如此恢宏气势，威严景象，士气确有提高，军心也为之振奋。可是此时革命军从十月十日起义以来，已经血战二十余天，伤亡巨大，勉强能战者也已疲惫不堪。此时汉阳局势吃紧，黄兴率领这些疲惫之师，又从地方新招一批青壮，以补充军力，渡江抵汉阳与清军鏖战。清廷之北洋军队源源而来，黄兴率领民军与之血战多日，不料冯国璋暗令军士改装夜渡，袭占龟山，汉阳难守，随率军退回武昌。十一月二十六日晚，在湖北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黄兴说道：“革命军自暴动以来，与清军血战四十余天，伤亡很大，现在勉强能战的也已成为久疲之师。可是清军生力军还源源而来，革命军如再为了保守危城与之硬拼下去，只会加大伤亡，后果严重。在此危城难以久守之严峻形势下，应重新予以部署，将兵工厂拆卸，粮台也毁掉，免资敌用。趁敌被吸引，清廷军队大批援鄂之际，并撤武昌、汉口、汉阳之全部革命军，挥师东进，配合南京方面之江浙联军会攻南京，定能出奇制胜，这样不仅能弥补我军在武汉三镇之损失，而且南京乃形胜之地，向称龙盘虎踞之雄都，局势可观也。”黄兴话刚落音，众皆哗然，纷起责难，竟有掏出手枪，以对黄兴者。黎元洪见势不妙，乃请黄兴退出会场。黄兴气愤不过，乃于第二天乘船返回上海，组织兵力增援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是日汉阳失守、汉口、汉阳保卫战归于失败。冯国璋趁从革命军手中夺回汉口、汉阳之机向革命军提出苛刻条款逼革命党人停战议和。革命党人答复是：“同意停战，但是议和，双方应派正式代表进行正式谈判方可。”数日后，袁世凯派遣尚书唐绍仪代表清廷与革命党人所派代表伍廷芳在上海正式谈判。所幸江浙联军得黄兴所派援军而加强了对南京的猛攻，形势渐趋有利，并于十二月二日革命军占领南京。南京踞长江下游，依山傍水，龙盘虎踞，向有雄都之称，形势远胜于武汉，革命军占领南京后，全国形势大变。时中国版图政区划分为二十二省，宣告脱离清廷独立的竟然已达十七省。十七省皆派出代表齐集湖北，准备在武昌会议成立临时政府。不料汉口、汉阳相继又被清军夺占，武昌的革命形势逆转直下，至江浙联军夺占南京后各省代表又到南京，转至沪上，共议组织临时政府，并推选正副元帅，也作为他日正副总统之候选人。各代表投票后审计黄兴票最多，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得票第二为副元帅。此事本可告一段落，不料此时江浙联军中竟有人提出“黄兴徒有虚名，汉阳失败，责不可卸，如今让汉阳败将当选为大元帅，而令黎大都督屈居副帅，我等不服。”黎元洪原来旧部也纷纷来电“不认黄兴为大元帅，愿唯黎元洪马首是从。”各省代表重新复议，将正副元帅位置易换一下，变为黎正黄副。议定后又觉得对黄兴不好交代，遂推选一善辞令者达知黄兴本人，并对黄兴示以安慰和表达众代表之歉意。
（九十一）
当奉命之代表向黄兴传达复议结果并表歉意时，黄兴摇摇头苦笑道：“难怪人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黄兴投身革命二十年来，基本上是一直主管军事，组织武装，策动起义，指挥调度，可算是久历战阵，出生入死数十次，一心想着的是救国救民，从不计较个人之名，更不谈什么职务和地位了，至于大元帅一职，我想也未曾想过。如今汉阳兵败之责归咎于我，我实在是委屈难言。想我黄兴到达武昌时，汉阳的局势已经是危如垒卵，我是出于对革命负责才在那样严峻的态势下接掌军事指挥权的。汉阳保卫战我可算是施尽各种手段，终因积重难返，实在是回天无术，危局难挽，我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在避免不了落败的情况下，收拾危局，减少损失罢了，此时英美德日诸国军舰也齐集于汉口，随时都有武装干涉之可能。十一月二十七日汉阳吃紧，为弥补损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我提出弃守汉阳并拥武昌之革命军顺流而下攻占南京，弥补汉阳之失本是绰绰有余，当时竟遭部分官兵枪械相向。出于无奈，我回转上海调集援军助江浙联军攻打南京，若不是我适时地组织兵力增援江浙联军，又哪能如此快捷地攻占南京呐。军事斗争，胜败本是很难说清的事，不光是比拼双方作战力量的数量、素质和装备，以及双方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和勇气的比拼，还有时间、天气、地形等很多因素相关联，有时的胜利是在坚持最后一刻之中，有时的胜利却是在指挥员巧妙地抓住一个战机。也有时是在巧用一支，哪怕是很微弱的兵力之上。对从事军事斗争的指挥员来讲，重要的自然是能打胜仗，而更重要的是善于打败仗，在面临落败的情况下收拾残局，转危为安，反败为胜。可是这些道理对于一些下层官兵来说，由于他们的知识层面狭窄，经历的又少，根本不懂这些，他们往往只凭自己朴素的感情和狭隘的思想，当然是免不了要弄得人啼笑皆非的了。再说如今你们将已选定的正副元帅这样严肃的事轻如儿戏般地易换位置，岂不是自我嘲弄，你们身为各省代表，难道不怕贻讥后世嘛？当然对黎元洪来说仅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由起义前的清廷第二十一协之统领，骤然成为湖北省的大都督，如今又成为革命党人的大元帅喽，当然是无话可说了，可是对我来讲，我又有何面目来做这个副元帅呦。”一席话说的这位被众人公认能言善辩的代表无话可说，只是连声说道：“黄先生所言有理，确实有理，只是我当怎样回复各位代表啊！”黄兴说道：“好办，待我写一辞呈，力辞大元帅当选，再写一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的荐书给你罢了。”说罢，摊纸挥毫，写就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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