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述的原则，荷兰不能放弃既有的市镇的自治，因之也表现出资本主义之另一特征，即对外虽进取，对内则相当的保守。这新民国内部组织的公式是联邦制度（federal system），大事由联邦决定，小事各省自理。民法的实施，大致尽量依各地既有成例处置。好在荷兰这一省，拥有阿姆斯特丹，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又供应联邦经费四分之三Rowen pp215…216；Harold JGrimm，The Reformation Era（New York，1954），p443。，所以联邦内部的参差不齐，不至于使关系重大的问题完全陷于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状态。
继荷兰之后，英国为其次完成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
英国在17世纪，可称多难之秋。起先英皇与议会冲突，财政税收成为争执的焦点。又有宗教问题的扰攘，也纠缠于内部对付苏格兰、爱尔兰，向外须应付西班牙、法国、荷兰等等的复杂情形。也发生过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行独裁制、复辟和第二次革命的事迹。至于行暗杀、发政治传单、排斥异教徒、对外成立秘密协定及英皇受外国津贴的情形还未计算在内。其时英国的人口，不过四百万至六百万之间，不及20世纪中国人口百分之一，其不能管理的情形，也和中国20世纪初期大同小异。
写这些问题的专书，当然是汗牛充栋。读者所感觉的困难，即如一位专家所说“假说之多，远超过对真人实事的研究”（fertility of hypothesis was running far ahead of factual research）Lawrence Stone，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1529…1642，（London，1972），。还有一位专家，在指斥旁人错误之余，一定要把对方骂得体无完肤。更有一位专家，著书指斥他自己过去著书带有偏见。他甚至将自己旧著，列入新书之参考书目内，而称之为反对派意见。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以局外人的立场，半途中插入意见，很难在各方讨好。
但是骂人的文字很难成为历史，怕人骂也难能写得出历史。我们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经验，却觉得因为眼光不同，英国17世纪的事不难综合提要叙述。
凡是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个高层机构（superstructure）和一个低层机构（infrastructure）。当中的联系，有关宗教信仰、社会习惯和经济利害，统以法律贯穿之。总要做得上下合节，首尾一致；要是当中联系不应命，政局必不稳定。补救的办法，或改组高层机构，或修正低层机构，再次之则调整中层机构，有如重订税制，颁行新法律。只是英国17世纪有如中国20世纪，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同时与时代脱节，中层的社会宗教经济法律各种支持因素都要重创。所以我们应该把英格兰当日面临的问题，当做在“时间上”的一个大问题看待，而不应当视作一撮小问题看待。
空说无益，就是牵涉的因素多，讨论也要有线索，不能上下古今一齐来。此中关系最广泛的当然是低层机构，而其中问题的一个核心，则是土地制度之缺乏稳定性。
英国土地，承袭封建社会的体制，照理应该极难转让。但是即在中世纪，已经有各种巧妙的办法去利用法律上的漏洞。要是一个男人，想把自己领有的地产与他妻子领有的归并，则可以将这地产“封”与第三者，而要他转封回来，再封时他自己夫妇二人同时为“被封人”。要是另一个人，想出卖地产又无主权，则不妨在收取价款之后，将地产“封”与买方，但是在接收“被封者的义务”上从轻处置，甚至“每个夏天采办一朵蔷薇花”也能算数。一到17世纪，普通法的法庭（mon law courts）已经体验过无数如此事迹，一位法制史家的观感，则是他们“用虚构的事迹堆砌在虚构的事迹之上，以规避历史上的重担”Plucknett，p159，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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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1）
我们一般印象，一个“自由产业人”（freeholder）即如今日之业主，但是迟到17世纪中期自由产业人仍有幕后业主，也还付赁租。他们的自由，不外可以将地产自由买卖，自由承继。而这时纠葛极多的尚是“抄本产业人”（copyholder）。此类土地占有人祖先为穑夫，只因为以前庄园法庭档案中有他们祖先名下的文件，他们执有抄本或者据称有此抄本，则成为法律上的证据。考诸成例，一个人虽为穑夫，确实仍可以领有财产，只是仍对庄园有应尽义务，各处不同，差别很大。况且一部庄园文件又在14世纪黑死病时焚毁。事隔三百年，有些庄园主人也接收了一些代价让抄本产业人成为自由产业人。又有一些庄园则仍普遍地当他们为佃户，即使庄园业经解散，庄园主人的承继人仍可以追究穑夫的子孙对他的义务。一般即收取一些赁金。这赁金又不称为租赁，而称为“罚款”（entry fine）。也就是不愿斩钉截铁地承认居民有权占领这些土地，乃假设他们祖先进占这土地，必有虚冒名义情事。17世纪的趋向，是增加罚款，而且有些地主强迫抄本产业人径称“租赁产业人”（leaseholder）。其背景则是西半球白银流入欧洲，物价上涨，加以交通进步，商业展开，英国农作物价格自1500年至1600年，一般上涨四倍，仍不可遏止。土地关系改为租赁，期限自七年至二十一年不等，地主可以期满退佃，并且按时价加租。16世纪之末抄本产业仍在各地占多数，有如约克县（York…shire）即占农夫全数三分之二。这时候追究土地主权，也涉及一般小自耕农，有如一般传说，“一个小自耕农要是不小心防护他地产的主权，立即可以荡产倾家”Thursk，p304；参考Plucknett，。
圈地（enclosure）在过去被认为是使小农流离失所成为社会骚动的原因，据最近的研究则事不尽然，圈地有利有害，各地区情形不同，好坏都有。而且圈地开始于16世纪之前，经过整个17世纪，至本世纪初期才完成，为人口增加、土地使用合理化必须的步骤。17世纪的问题大都由于庄园拆散分割买卖，所买卖的特权又含糊不明，佃户又将土地分割的遗传。普通法庭只能支持现今占有人的使用权（seizin），无法澄清所有权。这样一来，一般农民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也被退佃。有些庄园主人，则不知地产究在何处，承佃人也找不到。按固定收入的地主可能入不敷出，更可能江河日下。此时又有投机的地主或以经商做官起家的地主，倒在混乱场合之中繁荣，成为新的缙绅（gentry）。总而言之，法制已与时代脱节。
农村经济不能与新兴商业合流，也是使社会陷于上下不得的一个原因。普通法的成例，农作物只能通过在历史上有成例的市场以“公平价格”出卖，不得私自交易，市场的组织不准重复。其实此时城市人口激增，各地供求关系与物品价格与以前迥然不同。16世纪及17世纪的流动商人（wayfare merchants）对各地区间的沟通，有显著的贡献。只是他们的生活极不安定，生意也没有保障。主要的原因是普通法没有应付现代商业的经验。它既不承认动产能够遗传，典当也须将产业交付贷方（mortgagee），借方（mortgagor）即失去使用权。破产与保险当然还谈不上，即使控诉对方违约，也须证明本身实际亏本，因违约而贻误的机缘不能算数，而且还有一个极长的等待时间，动辄七年Plucknett；，677；参考Edward Jenks，The Book of English Law；6th revised ed。（Athens；Ohio；1967）；；285。。
英国这时的高层机构，是英皇与议会（parliament）间牵强的平衡。封建制度间的安排，英皇平时以他自己土地的收入供应他政府的开销，只有特殊情形才能召开议会请求津贴（subsidy），不能随便抽税。17世纪的冲突一开，双方都用成例作借口，其实则目下的发展，早已超过成例之外。亨利第八别出心裁的宗教改革，使英皇成为英国教会的首长，已把他自己和他的继承人吹成半个教皇。一到17世纪，民间的趋向则是信男信女做主的一种###性质的教会。17世纪初期的使用司法权也发生争执。因为普通法不能对付新社会的问题，一个补救的办法，则是英皇的“特权法庭”（prerogative courts）。这些法庭的取舍，各书所叙不同。但一般包括皇廷牧师的法庭、财政大臣的法庭、英皇巡行法庭、高级委员会（High mission）的法庭（管宗教事宜），和“星房”（Star Chamber）法庭（管刑事）。这些法庭不用普通法，而以“公平法”（equity）为准绳。公平法本身非法律，只代表一种法律观念，以天理良心做主，也受有罗马法及教会法影响，在它裁判之下，案情处置以合情理（equitable）为原则，对于是否合法（legal）倒没有提及（合法务必遵成例），足以打破普通法凡事推宕，坚持以前没有做过的事统统不能做的习惯。这程序已开始于16世纪，只是一到17世纪，英皇已因税收和宗教两桩大事不孚人望，议会派更怕皇室用公平名义自作主张，去支持寡头政治。所以内战前夕，议会通过法案，将当中最犯众怒的两个特权法庭即高级委员会和星房撤销。
从1642年到1689年近半个世纪，政治上纷至沓来的事迹不在本文叙述范围之内。好在介绍这段时间的历史资料格外丰富，教科书也写得详细。我们提及资本主义的形成，则要一跃面前，跳到这1689年头上去。前面说过资本主义的技术条件在资金流通、产业聘用经理及技术公用的原则，一到某种场合，这三个条件都会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英国，我们认为1689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的成功，表现着这关键的来临。
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2）
威廉第三以女婿推翻岳父，但是他是荷兰人，对英国内政无实际兴趣，被邀才做成了一个“被选举的君主” （elected king）。最重要的是，他到任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