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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人民实在很宽容慷慨。他们心胸很大方，虽然能给的不多，张上尉就是一例。张上尉负责七十一军的运输连，负责看守一营的战俘。我们称之为“铁肩”的运输部队，原先出身苦力，只不过后来改披战袍。他们是军队里任劳任怨的驮兽，而非中国军队的骄傲。整连不过拥有二十支步枪，聊以自卫而已。当他们奉命看守日军时，矛盾的景观就出现了：日军穿着的羊毛军服，即使缺乏清洗熨烫，仍然比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样。总而言之，这就像是《桂河大桥》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张上尉住的村落，顺便看看他。吓我一跳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刚从村中唯一一家餐厅回来，呼吸间仍有酒气。我有些不安。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和以前的敌人交好，但我们想不到张上尉会和日本军官喝酒、享用大餐。这种行为也会引发疑虑，这些日本军官对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对他们有何用心？一顿大餐所费不多，但就我所知，双方都没有太多钱。战俘理论上不可以持有现金。在国民党军队这方面，由每一个指挥官斟酌，连长可以虚报两名士兵，领取他们的薪资配给，不会有人多问两句，但超过限度就要受罚了。这个巧计正可以填补组织的漏洞，让连长有津贴可供应用，或是作为个人的补贴。不过，这笔金额也不大。
原来那晚张上尉自掏腰包请客，可能要花费他半个月的薪水。他不觉得奢侈浪费，也不觉得自己过度友善，他只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从他的粗俗言辞中，我猜出他是那种一路从下士、中士而晋升到委任军官的人。他称我为“贵参谋”，自称“小连长”。“高层心肠硬，不能好好对待这些人。”他有些愤愤不平：“没关系。”事实上，这是控诉政府没有提供招待费。因此小连长必须改善情况。张上尉可以说是欧洲骑士精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对以前的敌人亲切和善，才能使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被原谅，而且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对敌意深感抱歉。他有很强烈的同情心，真心替这些日本人难过。他形容日本被轰炸，就像被压垮的西瓜一样，沦为盟军的殖民地，这时即使是我们身旁那位会说中文的日本通译员，也忍不住笑了出来。我深信这个受过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肠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现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我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大参谋身份来教训这个小连长，反而被他高贵的纯朴所折服，我想那些被款待的日本军官也不可能有其他想法。
在野外工作，让我的心思脱离了安，而且心安理得地以为，军旅生活和我曾体验过的愚蠢和虚度生命大不相同。沪杭公路是沿海重要的运输要道，地理上相当于美国纽约到华府的公路。不过，这条公路从来没有铺好过。在日本占领期间，路面由于滥用而损坏严重。日军完全避而不用，因为沿路容易遭到中国游击队的埋伏狙击。他们宁可改用铁路或水道，在溪流及运河密布的水道上，他们的马达船可以快速前进于广大的地区。在战争末期，盟军可能在中国东海岸登陆，这种立即威胁更使日军毫无整修道路的诱因。我第一次开上这条公路时，发现部分木桥已经摇摇欲坠。在防波堤上方的路段，吉普车行驶速度还算快，但道路延伸到稻田时，村民往往开挖沟渠，用来引水灌溉田地，因而常成为车辆的陷阱。有一天傍晚，我开吉普车通过沟渠密布的路段，如果我运气好，大可顺利通过，不会出事。但我在最后一刻才看到一条大水沟，紧急踩煞车，前轮因而绷紧，承受所有的压力。我从猛烈的振动中回神，庆幸只有前轮轮轴坏掉，我的内脏及脊椎安然无恙。我等了三小时，才等到日兵开着军用卡车来，是在修复队执勤的六部卡车之一。不论是中国人、日本人、守卫、战俘或百姓，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坏掉的吉普车垫上临时做的木板推上卡车。
我们进行修复工作时，用的是简单的工具和简单的材料，绝对称不上是工程壮举。如果没有后续工作，我也无法保证路面能持续多久。不过，工程给我很大的成就感，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参与对大众有利的工作。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工程靠的是和日本人合作，而我从小学开始，对日本人虽有种种情绪，却从来没有想过合作的可能。
上海（5）
从那段时间以后，我持续远离安。我又结识了一位年轻几岁的女孩辛妮。她和安一样，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辛妮身材娇小，皮肤光滑白净。但是，我和她出去时，所引起的注视比不上和安同行时。我去找辛妮时，不必等待。她会尽快从楼上飞奔而下，穿着拖鞋或家居鞋，不管脸上有无化妆。她常问我问题，例如陆军上尉和海军上校有何不同，少校和中校哪一个比较大。有一次我对她抱怨部分军官没有品位，穿西式军裤时，却又穿着有装饰鞋钉的靴子。她说：“也许他们希望踩在烂泥地上时，不会弄脏了裤管。”
辛妮乐于助人。有一天我送她回家时，前方忽然跑出一辆脚踏车。我不太会开车，当然立刻用力煞车，根本不管离合器，引擎因此熄火。令我惊慌的是，车子居然发不动了。引擎盖下的电瓶发出柔和的低鸣声，但马达还是无法激活。我事先已经被警告过，这辆车的马达可能有问题，因此试了好几次后，我把车子——辛妮称之为“吉普车辆”——推到路边，然后打电话。回到吉普车旁时，我告诉辛妮，我回去见将军会迟到，必须改搭电车。我问她是否可以行行好，在车旁等待，军队里的技工会在一个小时内出现，带她回家。她只问我，如何对技工说明车子的情况。依我的理论，是因为电线和磁场不合，但这种说法对她而言稍微复杂了些，我于是用中国驾驶的惯用说法：“马达的齿轮卡住了。”后来她如实转达给维修人员，他们就了解我的意思。我怀疑安是否会同意帮我忙，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胆子开口请她帮忙。
有一天，我要处理一些文书工作，辛妮答应我的请求，偷溜到我的营房，在我的床上睡了两个小时，我则在床边工作。她醒来时，对我微笑，我于是抱抱她。她脸上仍然挂着纵容的微笑，一边喃喃着说：“如果你想要，可以啊。”
那一瞬间，我不能说不动心，但多嘴的我又问：“你确定吗？”
“当然，”她说：“只要你最后会娶我。”
婚姻是神奇的字眼，却也很有威胁性，一定使许多好冒险的年轻人突然变得胆小，立刻停止不成熟的举动，当时更是如此。我因此就僵在那里，在一刹那间，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都消失。穿过我脑中的，反而是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中断的学业、经济状况、职业及未来。成都城外的甘蓝菜田再度浮现脑海，孟拱河的冷冽也再度贯穿心中。
我知道辛妮的念头。她父亲在上海有个稳当的生意，她哥哥取得英国文学的大学学位，抛弃学业在店里当助理，负责值夜班。他结婚后搬出家里，但租屋离家只有几步路，便利和太太回家吃饭。辛妮的姊姊和姊夫最近才从重庆搬回来，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搬回娘家住。他们需要找一个地方住一阵子，好找工作，但没有人在意他们会住多久，不管是三个月或三年都没有差别。我去过辛妮家，拥挤并不成问题。只要和家人达成协议，商量轮流用洗手间就可以了。我受邀进入其中一个卧房。我们在地上铺张毯子，像野餐一样，坐着玩牌。我喜欢她的小外甥，让他骑在我的肩上，背着他上楼，教他唱：“谁要买小孩？我们有小孩要卖！”但有一次我太过兴奋，忘记楼梯顶的门楣很低，结果小男孩的头就撞到了。他放声大哭，但辛妮的姊姊和蔼笑着，把小孩抱走，一边说：“没关系，不用担心。”
如果辛妮的姊姊、姊夫、哥哥、嫂嫂都不介意，我们也应该不介意才对。所以人人都应该结婚，生计不成问题，人口过多也不是问题。人愈多愈好，因为大家可以彼此帮忙，这样的精神持续推动中国，不论是战争还是承平时期，不论是贫是富。但我不知在何时就学会反抗文化的强制力，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没有就读林彪的抗日军政大学。他们开始对生活的每个层面贴上“主义”的标签时，这种强制力道更形强劲。也许正因如此，我经历人生中的种种乱象，有时爆笑，有时哀凄，有时发人深思，可以说这并非意外。我生于1918年。次年，五四运动诞生，领袖人物高喊：“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伴随着我成长，不断在耳边回响。辛妮可以质疑我：如果我要的无非是自己的浴室和小孩碰不到的高门楣，直说就是了，没有必要把孔子牵扯进来。她说的可能没错。但对我而言，这些东西总是一起出现，如果你屈服于其中一项，你也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