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把孔子牵扯进来。她说的可能没错。但对我而言，这些东西总是一起出现，如果你屈服于其中一项，你也必须屈服于其他。因此，虽然床上的娇小女孩仍然保持着淘气的表情，牙齿轻咬下唇，嘴角尽是笑意，但我的热情早已冷却。
下一次安来电问我近况如何时，我又和她出去了。这次约会确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爱的是这女孩，还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两者是一样的。安不像白种妇女一样有外显而非内缩的下唇，但她的双眼并不细长，而是又亮又大。她的化妆恰到好处，刚好突显她细致的颧骨，在像我这样受到西方电影和杂志制约的眼睛中，显得非常吸引人。我们已习于欣赏雕刻般轮廓分明的线条，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国式的柔和脸孔。安穿上高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时，衣袖飘飘，转身时长发宛如波浪，一切显得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人会说，这个中国年轻女孩模仿西方的光鲜亮丽女郎。啊，安还很有主见，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的一位朋友王先生，一天多管闲事建议我：“朋友，千万别想和那女人结婚，否则你会后悔。”
上海（6）
“为啥？”他虽然直言无讳，我却不会太生气，以为他不过是忌妒我有这么令人艳羡的对象。
他的回答更直截了当：“我告诉你吧，朋友，因为太太比丈夫聪明绝对没好处！”
我吞下怒气，心里却不得不承认：王先生暗示安比我聪明，说的一点都没错。她不时展现她的敏锐聪慧。有一次，她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她哥哥不过是花花公子。这种说法立刻激活我的防卫机制，我想不起来她哥哥哪一次不提到环游世界。我替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要有钱才能当花花公子。”
“不，”安嘲笑我的天真，“花花公子就是花花公子。如果要先有钱再谈玩乐，就不是花花公子了。如果花花公子没有钱，就用别人的钱。”
我无法理解，她也从不解释。我转而看着她咖啡杯上的口红印，满腔疑问，不知从何问起。
我们去看电影《简爱》，这是她决定的。虽然我全神贯注，最后也只能承认自己看懂的部分不及一半。我喜欢平克劳斯贝 （Bing Crosby）和琴姐·罗杰斯（Ginger Rogers）的电影，因为非常容易看懂。我喜欢《乱世佳人》和《煤气灯下》，原因是事先已经看过故事摘要。但是，要看没有中文字幕的《简爱》，当然是另一回事。
安很能掌握状况，她强调我应该加强英语及西方文明的基础。“对一个年近三十的人来说，”她警告我，“已没多少时间学外语了。”我不能再愚蠢卖弄我在大学学的一点点德文，在军校听来的一丁点儿俄文或日文，拿来炫耀更是完全不智。我应该练好英文，集中火力，专心去学好英文。
我们下次见面时，安带我到码头附近的一家书店。她已经订购一本《浮华世界》，要我保证从头到尾看完每个字。她还给我她以前的历史课本，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为止。我很听话，正好背袋已经变空了，于是随身带着厚厚的书，带到东北，又带回来。
三十八年后，我仍然还在和英文搏斗。如果你是长期东学一点、西学一点，而不是持续而有系统地学习一种语言，你就永远搞不清楚字句的排列组合。不过那也很有趣，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后，我还是不知道如何玩别人的钱，但我乐意玩玩语言与文化。如果我告诉安，我是受了诱惑，不知不觉去做，不知她有何反应。无论如何，之后我只在纽约见过她一次，而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的热情一定已经冷却，完全没有当初在她身旁时那种莫名的紧张感觉。
流亡生活有其有益及不便之处。现在即使以丰富的词汇，我也无法确切表达我如何走到今日的处境。西方人如果和中国人结婚，并且决定留在中国，通常会备受好评，被认定具有异国品味，心胸高尚，愿意和中国人同甘共苦。我们这些往相反方向飘流的人就得到不同的评价了，很少美国人会相信，我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相反地，他们认定我们是到已开发工业国家去追求物质上的舒适，其中包括自己的浴室等方便的设备。不幸的是，这样的批评自有几分道理。以我的情况而言，因为我必须以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语言来书写，批评家可以轻易指证我模仿笨拙，思想肤浅，这种说法其实不算错。在美国永久居留了数十年后，我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我不知父亲会做何感想，记得我十四岁时，告诉他小泉八云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或美国人，后来才成为日本公民，取了日本名字。“可耻！”父亲说，“对他的祖国真是一大耻辱！”对他而言，公民权就是国籍，是由出生决定的。
不过，不论是高贵或可耻，另一边的草地总是比较绿。有时为了求变化，我不介意某一天混合绿色及紫色，虽然我平常比较喜欢蓝色。说来奇怪，直到最近，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做到。因此，不论我父亲是否喜欢，我必须接受下列事实：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选择的自由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父亲很有适应能力，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他会了解这一切的。
既然我已不知不觉跨过了文化疆界，我的见证可能有部分的参考价值。例如，有混合文化背景的我，看“文化大革命”的角度，就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混合背景的人。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调平等，但从我的观点来看，却代表一场撤退回中国农民式纯朴的运动，以便于管理。为了保持公认的传统价值，必须去除穿高跟鞋和留着长卷发的女人。不可以有探戈、狐步、有口红印的咖啡杯，甚至布朗蒂（Charlotte Bronte）或萨克雷 （Thackeray）。《简爱》和《浮华世界》能提供什么呢？年轻女性爱上已婚男人；貌似忠贞的寡妇思念丈夫的老友；丈夫入狱时，不忠的妻子在家款待仰慕者。仿佛这些还不够腐化似的，还有少女在教会学校为食物而大打出手，男生被鼓励互舔，用金钱当奖赏！在中国要度日已日益复杂，没有这些扰攘，中国人会过得更好！
难道我的生活不也变得很复杂吗？有时我会这么认为。也就是说，有时我会疲于多边的人际关系，不会引以为乐。这时，多希望能将满满的经验交换更基本的事物，例如我可以完全处理的简单问题。然而，当我再细想时，我故事中的所有人不是一度也有同样的念头吗？中国的问题在于，以庞大农业社会的单纯结构，突然之间必须响应现代世界的挑战，难怪会产生种种矛盾与复杂的问题。就我所观察，每个具有个性、力量或野心的人，无不想以组织上可以管理的方式，试着解决问题：蒋介石借着冥思的训练和伪装。毛泽东用辩证的权威，把所有意见转成群众路线的唯一选择。一度被指定为他接班人的林彪，更想加以进一步简化。史迪威为中国而努力，只打算处理一部分的问题，剩下的留给其他人。几乎是我父执辈的郑洞国，坚信所有的难处都可以被耐心所克服，组织的不足绝对可以用公正和善意来弥补。那个七十一军运输部队的张上尉，那个“小连长”，可能比我有资格做他的门生。趋向简单化也影响到日本人。冈村宁次在握紧拳头参加受降典礼前，一定也会和战友有同样的信念，也就是日本一旦承担起领袖角色，日本人的一丝不苟既然在日本奏效，必定可以协助亚洲从混乱中打造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也就是诞生自这个简单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表达他对上述种种途径的偏好，但问题在于：谁成功了？
上海（7）
将中国吸纳入现代世界的任务，可能尚待完成。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必须采取综合主义，将现代西方的种种观念及原则融合而一，其规模之大尚属空前。但在美丽的辞藻得以落实之前，我也许必须继续扮演失败记录者的角色。除非过去的所有不足之处都予以揭露，很难了解想象问题的层面有多庞大。在所有的神话都被解构前，任何对未来的蓝图都不过是幻想。
和我在国民党或共产党朋友的牺牲相比，我为这个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其中之一就是廖沫沙，我已经有四十年没有看到他了。四十年！在“文化大革命”后，他已获得平反。他一度享有高位，像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认定思想正确，受邀回莫斯科写作及出版。近来他却不再受到这样的肯定。他上一回见到我妹妹时，传达对我的劝告，并说我如果留在中国，一定熬不过“文化大革命”。我们之间的观点仍有歧异之处，但他同意替我将在北京出版的书题辞。我应该很感激。一如往例，我常让自己陷入困境，但总有办法避开致命关卡。
最后再说一件事：我几乎拥有自己的浴室。淋浴设备及马桶就在卧房旁，只不过近来水管有些问题。房子屋顶很高，因此正值青少年的儿子虽然已超过六英尺高，但可以自由自在行走奔跑，头也不会撞到门楣。不过，最近内人说，我们的暖气费用高得离谱，也许应该考虑搬家。
序言（1）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此文原载于《中国大历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10月版。——编者注
——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俑者。宏观与微视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