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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利斯接着说：“假如我们没有发动这场战争，那么我们就无法维持在华各商埠的利益。无论是私人产业还是人的生命都不会受到尊重。并且，如果我们和解的姿态和谈判的请求被中国人视为软弱的信号，那么终有一天，我们将被迫离开这个国家。最后，在我们法国盟友的协助下，在借助武力的情况下，我们为文明世界赢得的利益并不少于我们为自己谋得的利益”。应该指出，诺利斯重拾吴士礼（其书出版于1862年）的论据，而且几乎使用了同样的字眼，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胜利结局洋洋自得。
出于好奇，我们再引用一段美国传教士罗伯特·格罗沃的评论。他的《全球传教使命的进程》于1924年初版，至1960年多次再版。
书中竟然写道：
“鸦片并不是战争的真正原因，它只为战争提供了机会。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政府自命不凡的傲慢，对条约所规定之各项义务的极端蔑视，对贸易的严厉限制，以及它对外国人实施的残暴和侮慢”。
1864年，太平天国军队被查尔斯·戈登和他率领的“常胜军”剿灭。弗朗索瓦·莱热谈到这一连串前因后果所包含的讽刺时说：“英国，一个欧洲的新教国家，不得不用左手铲除了它用右手播下的种子结出的果实”。他还认为这将对西方人的声誉产生影响：“西欧的进步力量，一边连续以沉重的打击撼动满清王朝的根基，一边又把它从一场颠覆革命中拯救出来，使它苟延残喘，以便继续从它身上最大限度地攫取好处。这一事实，隔几代人的时间再去看，将不会提高欧洲的声誉……。我们想给中国当局一个严厉的教训，把他们的优越感和高傲自大打得粉碎，我们做到了，并为此洋洋自得。我们帮助他们打败了太平天国，赚取了他们的感激，我们也为此洋洋自得”。
这个时期，长江开放了。英国人控制了对华贸易的八分之七。英国、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总额超了一亿英镑。从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从1859年的五万九千箱上升为1879年的十万六千箱，整整翻了一番。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格拉德斯通，1840年曾极力反对鸦片贸易，此时已在印度赚了大钱，高兴得忘乎所以……。1856年至1888年，出口到中国的棉布翻了两番，达到四亿米。
对中华帝国来说，1860年的惨败在国内也产生了严重后果。西蒙·莱斯（皮埃尔·里克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外来侵略使整个国家惨遭劫掠，引起了一连串剧烈的骚动、混乱和革命，他们至今还没有摆脱”。所以，对中国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绝不是一个历史的小插曲。
此外，中国还被迫向外国割让国土。一部分满洲割让给俄国，九龙割让给英国。还要在开放的商埠赋予英、法、美（但也包括德、意、比等国）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种种特权。这一制度使得在中国领土上的英国和法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只受各自国家领事机关的法律管辖。中国还被迫同意外国的外交机构常驻北京，接受鸦片贸易的合法化。美国历史学家埃德加·霍尔特认为：“这是中国摆脱陈旧的闭关锁国政策，争取加入世界各国大合唱所付出的痛苦代价”。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5）
尽管有恭亲王亲领的总理衙门负责与外国列强打交道，中国仍然花了不短的时间才开始放弃闭关锁国的态度，着手实行合作的政策。等了整整三十年时间，中国的皇帝才答应接见外国的使节！还是在专门接待附庸国使者的接见厅里。直到1879年，中国才同意向外国派出使节。无论是否情愿，中国最终被拖进了现代各国的大合唱。但西方文明的阴影仍使目睹1860年野蛮行径的中国人感到不安，并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唤起了祖先们对残忍野蛮、文化落后的外国入侵者的恐惧。
于是，在承认西方物质优越和科技进步的同时，中国人长期拒绝接受——更不用说推崇——西方的道德价值观。透过圆明园的烈焰，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野蛮民族的牺牲品，他们倾向于将西方与匈奴人相提并论，而根本不认为他们的文明具有先进和高雅的性质。
有多位中国的历史学家就这一次“惩罚”著书立说。在惋叹珍贵的艺术宝藏和文化遗产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的同时，有些历史学家也从圆明园的烈焰中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就像凤凰在烈火中重生一样。
可以想见。正如泰奥在1922年出版的《醒来的中国》一书中所说：“直到1860年，英法军队占领北京，烧毁圆明园之时，清王朝才意识到在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但大部分的中国人，当他们看到熊熊烈焰从圆明园升起时，并不认为这说明了中国的衰微，而是满清王朝的没落”。
此外，面对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门和商埠的企图，中国没有采取日本的应对方式，也颇使人不解。额尔金看得很准确，他说：“当中国不可避免地继续走向毁灭之时，日本没有退缩，并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充分利用洒到自己土地上的阳光，走上被中国人轻蔑地抛弃的进步之路。而这样的进步，一旦日本人对它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就必然会想要得到它，而且终究会得到它”。最初还十分犹豫不决的日本，最后终于认识到，向美国和欧洲列强粗暴的叩门声做出让步，正是日本利益之所在。日本利用这个机会奋起直追，借鉴西方的技术进步，使国家现代化，既开拓经济资源，又壮大军事实力。在日本的“有识之士”看来，这才是使他们避免厄运的唯一办法，更是他们保持独立的唯一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的明治时代“明智地”回应了西方的威胁。在十九世纪末，通过理想主义的光绪皇帝（1871…1908）和维新派大臣康有为所支持的百日维新运动，中国差一点就实现了旨在逐步走向“自由”帝制的历史转折。但对中国社会和皇权进行激进的改革，主张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公共机构和采矿工业的现代化以及言论自由，吓坏了慈禧太后等人。宫廷中最保守的一派占了上风，旧秩序再一次被保留下来，随之而来的是专制和变本加厉的排外。从此，清王朝的垮台已不可避免。
在日本自认为处于劣势的地方，中国则恰恰相反，自恃地广人众，认为是自己的强势。1860年，中国犯了低估西欧力量的错误。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她无论如何都不愿在外国的威胁面前让步。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雷努万在他的《东方问题》一书中对日本和中国做出比较：“日本对外国意志做出让步的那一刻，它已经隐约看到了展现在自己面前的广阔远景。当中国一面无可奈何地俯首称臣，一面又努力将国家维持在传统轨道上的时候，一些日本人，由于他们进行了‘全民性’的反应，正在思考如何使国家实现深刻的转变”。
如果我们冒昧地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将中国与日本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把额尔金烧毁圆明园以迫使中国人低头并签订条约的决定，与美国人1945年8月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决定并列起来看。一定要轰炸广岛吗？今天仍然有人提出疑问。这里同样涉及到要日本尽快投降的问题。在这两个事件中，人们继续对这些“战争罪行”的必要性发出质疑。在北京，如果能表现得更耐心一点，额尔金也许就不会去放火。在广岛，美国人本来可以再等上几天，当时日本已经山穷水尽，并准备放下武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两件大事（不过也应该承认，很难将它们相提并论）都应该能够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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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6）
卡罗尔·麻伦写道：“个人所遭受的各种屈辱和残暴，与国家荣誉所遭受的种种伤害一样，它们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慢慢销蚀。然而最精美的艺术品以及建筑与文学瑰宝的毁灭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它不是这些财富的拥有者个人的损失，而是全世界所有文化人的损失”。
我们只能同意他的看法，同他发出同样的喟叹。
没有谁能说出圆明园是否能一直保留到今天。从1860年开始，历史的暴风骤雨就从未放过北京。1900年，义和团起义之后，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见皮埃尔·洛蒂《北京的末日》），圆明园再一次遭到巨大破坏。也许，在1900年，它也会遭遇1860年所遭遇的命运。另外，没有谁能知道，在1908年慈禧太后死去之时，在1911年以后动荡的民国时期，圆明园将会发生什么变故。还有，没有人能猜得准，毛泽东于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保留这个原属于皇帝的地盘。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罪恶制度的象征会逃过红卫兵的疯狂破坏吗？简言之，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圆明园，这座宏伟（而又脆弱）的皇家宫苑，能抵御岁月的侵蚀和历史的重重磨难而完好如初。
但这并不是问题之所在。残酷的历史事实偏偏让这座宫苑毁于西方人之手，那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尾声，一场以商业目的为名进行的战争，更有甚者，那是一场为了英国和英国商人的利益，以不可告人的鸦片贸易为目的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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