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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英国人见证的洗劫（1）
战争历来有掠夺。这是令人悲哀的历史事实，它可追溯到远古时代。这种老生常谈值得重提。欧洲国家的历史（不单单是殖民历史）充斥着大量的掠夺事例和情节，以至于掠夺最终成为一种传统，对掠夺的东西还其美名曰战利品。
历史学家拉塞尔·张伯伦甚至有一本关于掠夺的专著。他从英国人在整个十九世纪对黑非洲犯下的抢劫罪行？，写到对希腊的大理石雕像和对埃及珍宝的掠夺。作者对拿破仑·波拿巴的掠夺“战绩”也多有涉及。他还引用了十六世纪一个叫帕基诺的罗马人的两句诗，结尾处于无意间形成的文字游戏却饶有趣味，也颇带先兆性。诗云：
“法国人，个个都会偷呀，
不是人人，而是一大把”1
法语里只有一个说明掠夺、抢劫、劫掠、劫夺行为的名词？，确切地说就是“Pillage”。此外还有“saccage”，它含有损坏、毁坏的意思，或者是“sac”，它还带有因破坏而成为废墟、成为荒芜之地的意思。
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利特雷大辞书关于“pillage”一词的定义：
—掠夺、抢劫、劫掠、劫夺的行为，或是这种行为造成的破坏；
—旧时海洋方面用语。“pillage”指的是从敌人那里得到箱柜、禽兽、银币等价值达30利弗尔的战利品；最重要的掳获物称为“butin”；
—利特雷大辞书还说，军队士气之所以振奋，其中的原因还应包括可望抢劫。拿破仑一世不得不容忍他的军队在有机会时进行掠抢劫，尽管他对此极不情愿接受。拿破仑一世以此“买通”他的士兵遵守纪律。
英语中的相应词汇是plunder，pillage，booty，spoils。但是，随着十九世纪英国人在非洲和亚洲发动殖民战争，他们增加了两个词汇：looting（掠夺、抢劫、劫掠、劫夺）和loot（战利品）。Loot一词来源于印地语（兴都斯坦语）或者梵语，其源于印地语并不偶然。依历史学家詹姆斯·赫维亚（美国北卡罗里那大学）所说，它意味着建立殖民帝国为勇敢和喜欢冒险的征服者提供某种机遇。此后，loot一直吸引着那些志愿者带着承诺或者至少是希望去利用这种机会。
在抢劫行为受到军事长官申斥和禁止但却又阻止不住的情况下，军队有时就会发生违纪现象。于是，人们迫不得已容忍了无法避免的事情。英国人历来奉行实用主义，他们因此而想到使殖民战争在道义上合法化，同时编制出各种有关抢劫的规定。这样，在已颁布的法规的名义下，一种纯粹的抢劫行为就变成合法的战争占有。
1860年远征的整个过程中，各种抢劫行为司空见惯。在芝罘登陆时，法国人肯定是首先放任抢劫的。北塘登陆时抢掠行为又有发生，稍后是新河，再后来是河西务。但是，战争中的第一场大规模抢劫是9月18日在张家湾发生的，英国人、锡克族人以及广东的苦力是肇事者和责任人。几乎可以说是圆明园大抢劫之前的一次总演练……
是谁洗劫了圆明园？谁是破坏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全人类的这一遗产的罪魁祸首？谁犯下了这历史性的滔天大罪？
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麻伦发现，有法军和一些英国军官卷进去的这场“野蛮的狂欢”，后来受到非常激烈的抨击，以至于“一种强烈的掩盖事实真相的倾向”占据上风。说实在的，要把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在内的确很困难。
直到现在，这仍是个敏感的问题，因为英国历史学家继续把球踢到法国一边。1861年从中国远征回来，不管在伦敦还是在巴黎，这个问题就引起了争论。正如保罗·瓦兰所说，当时英国的大众报纸，英国期刊《英吉利日报》猛烈地批评法国军队。1874年，由于弗利上校的见证文章，英国媒体又重提这个问题。弗利上校肯定地说，抢劫在孟托邦将军10月7日清晨和中午两次巡访圆明园之间就开始了。这看来是确实的（参见瓦兰的见证文章）。
埃里松伯爵1886年出版的那本书，力图确定责任问题，竭力为法国人辩解、为法军最高指挥官开脱。
第十七章 英国人见证的洗劫（2）
另外还存在一个问题：是谁先动手？一切都让人以为是法国人首先动手的，尽管有些作者如保罗·瓦兰和阿尔芒·吕西等人，对陪同巴特尔准将的英国军官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阿尔芒·吕西断言，事实上是巴特尔准将手下的军官首先开始动手自顾自地拿东西。
保罗·瓦兰也是这样说的。他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副标题：《英国人开始抢掠圆明园》！作者肯定地说，是英国人首先动手的。他写道，“当一切仍按孟托邦将军的指示进行之际，巴特尔准将手下的那些英国军官已经克制不住，开始毫无顾忌地动起手来（后来称之为‘大搬家’）。”僵局被打破了。尽管将军在场使人还有些约束，然而每个人都瞄上了某件艺术品，当然，这些艺术品的物质价值也绝不会被蔑视的。”
当然，英国的史学作者们都不遗余力地指责说是法国人首先装满了自己的腰包。卡罗尔·麻伦根据上述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指出：10月7日那天上午，一些英国或法国军官，也可能两者都有，开始小打小闹地拿东西，孟托邦将军佯装不知，后来对他的大部队的抢劫活动也就听之任之了。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法国军队一开到圆明园，柯利诺准将就接受法军最高指挥官的命令，带领他那个旅占领圆明园第一道庭院，并注意不让任何人进入宫殿。但这后一项任务看来根本无法执行。加之，就连柯利诺本人也以“征服权”为由，在抢掠问题上似乎也采取姑息态度。想要制止抢劫本来就是白费力气！他搬出这种理由，实在令人惊讶，人们以为一个将军级军官应该让军队遵守纪律。就这样，这位将军对于不可避免的抢掠行为也就屈从了。但让我们至少承认他的坦率这一优点吧：
“允许每个人选几样合意的东西作为出征的纪念品。看见这些举手可及的财宝，各种欲望像火一般燃烧了起来。欲望是压不住的，各级军官竭力压制，都没能奏效”。柯利诺认为，“依照征服权，这些财宝属于军队。这足以说明占有这些战利品的合法性”。
葛罗男爵也试图（但很笨拙）论证劫掠行动是正当的。圆明园遭洗劫之后，恭亲王告诉葛罗男爵，说他感到很痛心，要求予以修复。10月17日葛罗在答复中说，因为清政府拒绝交还俘虏，所以他命令联军向首都进军。他还解释说，正是在进军也就是在战争中，英法两军占领了皇帝的夏宫。
此外，法国特使也抛出与柯利诺相同的论调，说盟军绝不是在抢劫，而是“根据战争法，分享战争结局赐给他们的战利品。”
于是，法国人试图从法律或道义角度为抢劫行为进行辩解（此外，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抢劫不可避免）。他们称那些战利品都是合法的。保罗·瓦兰坚称，“那些宝物都是血的代价，是战利品。”
征服法也好，战争法也罢，都是哪家的法律？
卡罗尔·麻伦专门引证普拉迪耶…福代雷在《论国际公法》（1894年）一书中的相关论述，驳斥和揭露这些人的假证据和徒劳的辩解企图：
“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的许多国际法专家都认为，这是在向原始做法倒退，是对以下国际法准则的践踏：保护属于个人和国家领导人的财产和动产在战时免遭掠夺，同时也保护所有的艺术收藏品、图书馆、绘画、雕刻以及一切珍稀物品”。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尽量把事情化小，以便为掠夺者辩解。德斯凯拉克·德·洛图尔先生就是这么做的。他说：
“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车辆把所有那些收藏品都弄回来，否则，我们的博物馆就会极为丰富了。实际上，弄到的东西并不多，人们依靠想像把它夸大了。有的士兵捡回一些镶嵌着假珍珠的旧钟表，有些军官带了些老掉牙的瓶瓶罐罐或不成套的画册回来。可别有用心的人从一开始就利用那些不着边际的牛皮大话，说是要给士兵和军官们分发财宝”。
另外讲一件事，德·洛图尔先生引述的一个有德行的小故事：“有个军医，他走遍了那座惨遭劫掠的宫殿，却什么都没拿，他拒不拿任何东西，也不指责任何事情。他走出园子的时候，手里只拿着一片树叶。我无权说出那位军官的名字，所以我把这种高尚而又纯正的行为记到我所了解的最无私和最值得赞赏的军队医疗队的功绩上。”
第十七章 英国人见证的洗劫（3）
巴赞库男爵宁可不张扬。他也认为当时发生的事不可避免，因为军官们无法阻止。他不愿意探求“士兵甚至军官是否真的违抗他们接到的命令，毫无顾忌地随着应受谴责的金钱占有欲感觉走”。他认为，“那是他们与自己的良心之间的秘密；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为了他们的名誉，都不应去深究”。作为宿命论者，他的结论是：“战争时期，军队中不光彩的事情时有发生，当官的往往也无能为力，对这种事情，应该尽量多以军功淡化它。”
夏西隆男爵提出另一种见解。他对那场大抢劫作了严正的终审判决。他参与了1859年事件，但1860年远征时他没有去中国。这样，他在18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更可以无所顾虑地谴责对圆明园的洗劫。他写道：“一段时间以来，得自于圆明园的大量战利品吸引了公众的好奇心”，“至于我，我要大声地说：我希望它没有发生……”在迫不得已时，军队中那些粗俗的家伙对横抢蛮夺的事是干得出来的，对此他说可以理解，但他对“这支军队的高层”也就是说军官们也这样干表示不理解。同时，对那些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