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们被推上几辆马车，运到北京城附近一个要塞的监狱。他们都被反绑着手，有人不时往麻绳上浇些水，以便麻绳变干时把手腕勒得更紧些。就这样被勒了好几天，他们的手和手腕的伤口开始化脓、坏死、生蛆。安德森中尉很快就变得神智不清，第九天就死去了。过了五天，一个锡克士兵也这样死去。又过了十九天，诺曼先生被砍头而死，他的头颅生满了蛆。
根据范纳指挥的那个团的两名锡克士兵的见证，在他们被关在离北京不远的监狱第三天，有四名俘虏（三名锡克士兵和鲍拜先生）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囚禁。他们在那儿遇见一个“个头很高很健壮、留棕褐色胡须”的法国军官（是杜比军需助理），还有龙骑兵菲普。不久鲍拜先生就死了，身上长满了虫蛆；尸体三天之后才被绑在吊竿上扔到监狱墙外，喂了那些野狗和猪。
其中一个锡克兵是这样叙述的：有个头和双手都有伤（很可能是刀伤）的法国人（杜比），“耳朵、鼻子、嘴里都长满了蛆虫，他脸部已经没有知觉”，第二天就死了。接着，杜比的另一个战友和龙骑兵菲普也相继死去。菲普一直到最后还在鼓励他那些遭厄运的战友。再接下来又死了一个锡克兵。只有这两个讲述者活了下来，因为他们的绳子勒得不太紧。
但是联军得不到失踪的杜吕克神甫和布拉巴宗上尉的消息。不久，有几个中国基督徒向他们证实，9月21日八里桥战斗发生（就如人们已看到的那样）的当天，他们两人就被吃败仗而受了致命伤的一个清军将军下令斩首。一个中国牧师特地来告诉孟托邦将军说，开战那天，他的一个教友看见有两个欧洲人被砍头处死，尸体被丢进运河。过了好几个月，人们找到两个坟头，里面有些骨骸和一块镶有红布条的布片儿，可能是英国炮兵上尉裤子上的，还有一块可能是法国教士衣服上的丝绸。他们的头骨始终没有找到。
孟托邦还讲到，他回到法国以后，曾经收到过布拉巴宗上尉父亲的一封信。老人曾经当过英军上校，他向将军打听他的独生子的下落，拒不相信儿子已经不在人世。可怜的老人后来只身前往中国，寻找他失踪的儿子。八里桥那一带他都走遍了，最后变得疯疯癫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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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归还人质，（生还的和死去的）（5）
格兰特将军在他的书中向安德森中尉表示了敬意，称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人，有头脑，又很和善”；他也向诺曼和鲍拜两位先生致敬，说大家都很钦佩他们。士兵菲普的为人和他的勇敢精神也值得记上一笔。
巴夏礼和罗亨利被放回来，额尔金勋爵感到特别高兴。他在10月9日的一份明码电文中宣布人质被归还的消息。他写道，对此结局他第一个表示祝贺。他解释说，因为他只能凭责任心行事，所以人质遭扣押后，中国人要求联军撤退和放弃某些条件，他对此不得不装聋作哑。他认为，让步就等于开创会导致恶果的先例，让步就是让人相信，借助于绑架英国人质，他们可以得到通过军事或者外交途径所得不到的东西。
在同一份电文中，额尔金勋爵并不掩饰他的轻松情绪，因为他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他知道有人会严厉地责备他冷酷无情。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高兴，显然这些做法也付出了代价。他借此向巴夏礼致敬，这位外交官始终拒绝以某些许诺去换取个人的生命安全，或者要求他进行干预。额尔金赞扬“这是一个罕见的勇敢和忠于公共利益的典范”。然而他没有忘记那些尚未返回的人。他为诺曼先生、《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先生以及十九名护卫队士兵（十八名锡克士兵，一名龙骑兵）的命运担忧。
若干天之后，当额尔金获悉他的合作者诺曼先生不幸遇难的消息时，他发表了如下悼词：“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他有卓越的能力，工作上非常肯干，性格极为平和，勇气非凡，他在外交职业上大有希望达到顶峰。”
额尔金听说已成为其好朋友的鲍拜死去，遗骨刚被找回来。他也为这位深受好评的记者写了悼词：“我为他的死而惋惜，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消息灵通的完美的绅士，还因为他是一个有责任感又具有自由主义观念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就特别复杂的中国问题所作的调查报告中看出来。那些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既有思想和社会方面的，也包括政治和商业方面的。我一直希望他成为这种理想的媒介，去客观地介绍涉及我国利益的各方面的情况，以便使英国的公众舆论得到正确的消息。”
葛罗男爵也对《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去世表示了哀悼，说他是“一个受到我们所有人爱戴的、和蔼可亲、才华横溢的人”。
而额尔金10月14日的日记使人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换言之，他将要作出可怕的决定。他写道：“我们得到有关几个被俘朋友命运的令人发指的消息。那是一种残暴的罪行，我们必须给以严厉的惩罚。这不是进行报复，而是为了我们今后的安全”。
这项决定，这种惩罚，就是要放火焚烧圆明园。
霍普·格兰特爵士决定为英军遇难官兵举行军队葬礼，而且要搞得非常隆重。这样做是应该的，以此来表明他们的死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同时也给北京市民留下深刻印象，向他们表明外国人对自己同胞的生命是多么重视。俄国驻华特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非常殷勤地向英军最高指挥官建议，把英军遇难者埋葬在北京北边离安定门不远的俄国人墓地。英国人对俄国人的建议表示感谢，并很快接受了。
英国人质安德森、诺曼、鲍拜先生以及士兵菲普的葬礼于10月17日上午举行。送葬队伍包括女王卫队的龙骑兵分队、范纳的骑兵团分队、各步兵团出的二十名士兵和一名军官，还有六十团（里弗尔）的乐队。所有的英军军官和大部分法军军官都披挂齐整地出席了葬礼。葛罗男爵没有到场。他在日记中说，他本来很想出席这个令人悲伤的葬礼仪式，但是非常遗憾，他接到通知时葬礼已经结束！他就此向额尔金勋爵和格兰特将军表示了歉意。英军最高指挥官和额尔金勋爵走在送葬队伍最前边。远征军随军牧师、尊敬的耶稣会姆吉神甫主持葬礼弥撒。仪式简单，很快便结束。这出乎孟托邦将军意料。
上校富隆…格朗尚、军需助理杜比、中尉阿代尔、士兵博尼肖、奥祖夫和布朗凯六名法军遇难官兵的葬礼，10月28日才举行。地点在两个世纪前为耶稣会传教士特许建立的一个天主教墓地，该墓地已关闭二十年，但中国人继续对它进行维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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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归还人质，（生还的和死去的）（6）
送葬队伍从法军司令部出发。包括海军随军牧师特雷加罗和九名中国牧师在内的神职人员走在最前边。北京大主教孟振生大人也在其中，这是他十五年来第一次进入到他主管教区的首府。一个中国牧师举着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后边跟着六辆炮兵辎重车，都罩有黑色哔叽布套，上面有用银白色布缝制的十字。每辆车都由四匹马拉着，马身上也都罩着黑绒布；六名法国遇难者的遗骨分别装在六口棺木中，每辆车拉一口，但是杜吕克神甫的遗骨不在其中。法国公使和两名统帅将军跟在灵柩之后，接下去是法国使馆人员、两个参谋部的人员以及众多士兵。一营的持枪军人分别走在送葬队伍两侧，与此同时，乐队演奏葬礼进行曲。
额尔金勋爵没有出席法军遇难人员葬礼。大概是对葛罗男爵没有出席英国人的葬礼的回应。不过，额尔金勋爵主要是因患流感而卧床。而巴夏礼却出席了葬礼。凯鲁莱借此机会，对这位“同时具有罗马人的活力和英格兰人的坚韧的人”表达了敬佩之意。
送葬队伍行进将近一个小时。一些中国基督徒在送葬队伍经过时做出划十字的手势。在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张诚等神父的墓旁边，已经挖好一个很大的墓穴。随军首席牧师特雷加罗唱经布道。葬礼仪式悲怅感人。本茨曼上校致悼词。最高指挥官将军代表全军将士向死者诀别。凯鲁莱写道：“孟托邦将军的诀别词充满悲痛和愤慨之情。我可以肯定，这是法国远征军每个人心中的情感”。有些士兵止不住流下眼泪。
但是，在额尔金的笔录中，有一点不实的记载需要指出。他没有出席葬礼，但是他却在文中写道，法国人为悼念他们被杀害的俘虏组织了“非常完美的葬礼”，不过有好几个悼词情调不对！格兰特澄清说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他认为，情况正相反，孟托邦的悼词非常好，在悼词结束时说：“永别了，我的朋友们，永别了！”
额尔金还提到法军葬礼过程中的另一些奇怪的做法。比如格兰特讲到，孟托邦将军递给他一个装有圣水的器具（洒圣水器皿），别人以为他会就这样往棺木上洒。格兰特在做这奇怪的仪式之前犹豫了一下，他看看“仁慈”的拿皮耳爵士如何处置，然后才照样去做！
额尔金对他认为是法国人的另一个奇怪习俗（格兰特亦予证实），相当看不惯。他说，每个法国士兵都朝坟头开一枪，因此，所有的棺材都用装弹药的硬纸板做成的筒套了起来！额尔金还尖刻地说，这让中国人说这样做是为了确认里面的人的确已经死了！
从此，这个墓地就埋有远征军将士和外交官的坟墓。后来，达马兹中尉的尸体也移葬到这里。
在樊国梁主教关于北京的著作中有一幅墓地图示，还有如下墓志铭：中国战役阵亡将士
纪念
一八六零年
上面刻着十八个人的名字，这次战役的遇难者亦在其中。
第十九章 占领北京（1）
10月7日，英军密使、额尔金勋爵的秘书威妥玛和恭亲王的代表恒祺达成协议，清政府将向联军交出北京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