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毒品500年- 第20部分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4）
英国小说家维尔吉？柯林斯（1824—1889）　较为不幸。他看到过他父亲因拖延很久的绝症带来的痛苦，用一种叫做巴特利粉的鸦片制剂加以缓解。轮到他1862　年生风湿病和痛风的时候，他求助于鸦片酊，尽管知道它的危险。鸦片酊很快控制了他，正如1869年他在一封信中说的那样：
　　我的医生试图让我摆脱鸦片酊瘾。每晚10点，用一尖头注射针在我皮下注射吗啡，让我一夜安宁，又没有口服鸦片的任何不足。只要我坚持这么做，我被告知我就能够很快逐渐减少吗啡的量和晚上打针的次数，让我完全摆脱鸦片。跟你讲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真不好意思。
　　这种治疗失败了。1885　年柯林斯自己道：鸦片酊，神圣的鸦片酊，是我唯一的朋友。”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装鸦片酊的银色小瓶，家里放一大瓶鸦片酊，睡觉之前总是喝一酒杯鸦片酊。他有时也注射吗啡。鸦片制剂出现在他的小说里。在《没有名字》（No　Name，1862）一书中，马格达琳？范斯通，一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女孩，在窗口坐了一夜，拿着一只鸦片酊瓶，想着自杀的念头。在《阿默达尔》（Armedale）中，“女恶魔”莉迪亚？格威尔特也是有一天晚上待到深夜，她对她邪恶计划的结果如何非常着急，于是就服鸦片酊，那是所有遭受肉体折磨和精神痛苦人们的安慰剂。第二天早上，她恢复了自信，在日记中得意洋洋地写道：“我度过了6个小时美妙的失忆时刻。醒来的时候，神清气爽。我给仲冬写了一封完美的短信，喝了一杯可口的咖啡，美味香醇。早上我悠然自得地梳妆，感觉无比放松。所有这一切，都是那小瓶子里药滴的功劳。此刻我看到它就在我卧室的壁炉架上。‘我其他什么都不爱，我只爱你！’”《月亮宝石》（The　Moonstone）是1868年柯林斯在鸦片作用下口述完成的，它的情节围绕给一个失眠症患者用鸦片后的效果展开。另一个人物，由于慢性病而染上鸦片瘾，所描述的肯定是柯林斯自己幻想的恶梦：一个可怕的夜晚，昨天的鸦片复仇般地追着我，带来一连串恶梦。”不像柏辽兹，柯林斯的创造力最终被鸦片摧毁。它们使他过分关注自己的倾向变得更糟，尤其是他的健康。
　　18世纪和19世纪初，用鸦片制剂治胃痛是产生严重鸦片依赖的主要原因。然而，治疗神经痛很可能比其他任何条件都更多地提高了维多利亚时代吗啡上瘾的水平。吗啡止住这种神经病症的疼痛，让高度紧张的人安定，消除身体症状。法国人1756年在《痛痉挛》中对神经病作了最早的临床描述。到19世纪中叶，这个词用于涵盖一系列病因和原因常常不清的病症。这个词用于下列各种疾病，如神经刺痛、坐骨神经痛（后来称为风湿神经痛）、疱疹、牙痛、偏头痛、神经性心绞痛和二期梅毒引起的症状。肌肉风湿有时与神经痛混为一谈。许多患者遇上潮湿天气和冷风天气病情加重。除了疟疾或风湿引起的神经痛病例之外，这是一种慢性病。疟疾和风湿可以分别用奎宁和硫磺浴治好。直到1876年，神经学家威尔赫姆？厄伯（1840—1921），莱茵河巴列丁奈特一个林业工人的儿子，后来成为海德堡的一个医学教授，强调说，对神经痛的本质，我们非常无知”。他把神经痛列为“最常见的神经症之一”，而且归因于“遗传性神经易发病体质”。
　　一些情况下，神经痛是身体对过分用力的一种抵抗。柏辽兹在创作他最后一部伟大作品，歌剧《特洛伊人》的时候，疼痛难忍。正如他1858年描述的那样：我生活在地狱之中。我的神经痛让我一刻也不得安宁。每天早上九点，肚子剧烈疼痛，一直到下午两三点，胸部阵痛，到了晚上，膀胱颈痛及阵痛加倍。太阳升起就感到压抑，厌恶一切！”由于电疗法没效果，柏辽兹求助于鸦片，这自然在《特洛伊人》的高潮“忘却之神”中反映出来。在其他情况下，神经痛可以给雇主带来坏名声。在乔治？艾略特的小说《费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中，一位绅士的贴身男仆有神经痛症。“他不喜欢任何人知道自身疼痛这回事：身体不好降低一个人的市场价值。”因此，他用鸦片抑制他的神经痛，“自我安慰……心里想，如果疼痛变得更加频繁难以忍受，大大地增加药量或许会完全结束这一切”。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5）
尽管有这些事例，弗朗西斯？安斯蒂，《神经痛》（Neuralgia；1871）的作者，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神经危机，归咎于咄咄逼人的道德教化和管教给人们神经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一点他完全正确。他警告说，把情感和向往训化到崇高理想境界，尤其是崇高宗教理想境界，这种努力常常受最崇高动机的驱使。这种努力的直接后果，是对神经系统确实造成有害的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这种理想主义要么通过公立学校的精神特性加以培养——“教育有意淡化神经能量，旨在保护大脑不受无信仰和罪恶情感的侵蚀”——要么通过“清教徒”体系，力图通过永久内省的自责净化人们。
　　关于提高自我意识的教育给大脑造成恶劣影响这方面，我们的心理学家很快得到教训，迫切需要普遍应用到神经疾病的病理方面，首先是神经痛方面。信教的父母和教师让年轻人脆弱、极度易变的神经系统承受精神上自我询问最重大话题的巨大压力。常识和人类的常性，一旦与医生的知识结合，就会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当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处于可怕的性发育折磨期时，更要特别谴责这种做法。这个时期……特别适于神经官能症的产生。我必须强调我的观点，在严肃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里，更特别的是，他们的生活一定乏味和单调，因此产生的不幸既严重又普遍。
　　泰纳支持这种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基督教观点——“它使清规戒律服从于道德规范。它实行‘自律’，强化意识的权威性和意志的培养。”——用同样适用于美国清教主义的术语说。
　　吗啡瘾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性态度交织在一起。神经官能症在19　世纪70年代初期，被视为本质上常常与性有关——归结于性冲动以及性挫折——在医学斗争中鸦片剂被用作克服它们（的良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极其厌恶手淫，也许因为不同于其他性行为，它从不使人伤感。安斯蒂认为，手淫的男孩变得“自私自利，不仅仅经常遭受莫名其妙的恐惧和莫名其妙的痛苦，而且实际遭受神经痛”。“有坏习惯的”男孩们受偏头痛的折磨，类似于“在相似情况下小女孩的歇斯底里”。厄伯同意性欲导致疾病的看法：
　　生命的性阶段对神经痛的发展至关重要。青春期前后生殖器官对神经系统施加的巨大影响，整个机体中产生的巨大变化，由于性活动的觉醒，强烈欲望造成神经系统的极端不适，过度频繁或不自然满足产生的疲惫，所有这些是神经系统营养发生变化的非常有效的因素。这些变化造成神经痛体质。因而我们看到，青春期和大更年期，月经的发生，怀孕和分娩期，特别能导致神经痛症。而且我们也看到，性冲动，尤其是手淫的恶习，现在如此频繁地被男女两性使用，常常受到患神经痛症的惩罚。
　　安斯蒂的神经痛患者中妇女占68％，在阿尔伯特？尤林博格（1840—1917）从事的德国一项《关于皮下注射》（Die　Hypodermatische　Injection，1867）的神经痛研究中，妇女大约占70％。厄伯确信，无意识的兴奋，即使在正派和思想纯洁的人中”，也容易造成神经痛患者。“在治疗属于受过良好教育一族，多少比较成熟女性这方面，不需要多少经验就能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柯林斯所说的“猖獗老处女”现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俗人中是很平常的事，他们把性挫折与神经疾病连在一起，嘲笑由不自觉欲望产生的双重渴望。读者们对那个不停地净化自己的老处女的无心的自我表白报以傻笑——她在《月亮宝石》（1868）中大声喊道：要不了多久，我们自己邪恶的热恋对象将是出其不意突袭我们的东方贵族！”法国人认为那些猖獗的老处女是来自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怪人：那些偏执的盲信者，那些固执的清教徒，英国大量繁殖这种人，那些虔诚和难忍受的老处女，她们经常出现在欧洲所有饭桌上，她们毁坏意大利，毒害瑞士，使里维埃拉迷人的城镇不适于居住，到处传播她们古怪的疯狂、她们的发呆方式、她们衣裳不可言喻的气味，一种奇怪的橡胶味，好像她们夜晚被放进一个防水的箱子里。”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6）
早期作家把鸦片制剂作为春药宣传。但19　世纪性道德时常倾向于严格，以至于性节制会听起来像色情活动。鸦片剂克制性冲动的效力得到强调。19　世纪70　年代列文斯坦从柏林报告说，男性吗啡瘾患者放弃了性生活或者变得阳痿。
　　那个时期的性气氛非常紧张，一些有吗啡瘾的单身人士欢迎吗啡的这种特性：“万一闲暇时有任何性交的愿望，他们可以用注射吗啡克制。”因此，安斯蒂警告说，“在体力自然开始衰颓之后继续性交，极端有害，可能重新出现潜在的神经痛倾向”，很可能给一些老年神经痛患者注射吗啡，意在使他们阳痿。梅毒是用鸦片进行治疗的慢性疾病之一。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深受这种性传播疾病之痛和鸦片治疗之苦。1861年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母亲说：我很年轻时，得了梅毒。现在它以一种新形式复发了，皮肤生疹斑，所有关节都特别无力。”他写道，医生吩咐的医疗方法造成“感觉的败坏”，因为鸦片成为“一种病态性欲的源泉”。女人和他梅毒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鸦片结局，在他的散文诗《双人房间》（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