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散文诗《双人房间》（The Double Room）中表露无遗。他写道：“这个世界，促狭而且如此令人憎恶，只有一个熟悉的物品令我高兴：鸦片酊瓶，一个恐怖的老朋友，像所有女人，唉； 善于爱抚和背叛。”他留下的一切是“记忆、遗憾、痉挛、恐惧、悲痛、噩梦、愤怒和神经衰弱”。波德莱尔念念不忘力图保护他的诗歌天分不受外部世界或梅毒的破坏。但梅毒最终毁了他的智力，杀了他。他的领悟是一种分裂个性的领悟：逼近的纷乱令他恐慌。消沉的麻木，他试图用精神自虐的创造性力量取而代之。正是用这种心情，他编写了《人造天堂》（Artificial Paradises），包括他的“哈希什诗”和对德？昆西《忏悔录》翻译片段的评论。根据他的用药和患病的经验，他严厉批判了莫罗和戈蒂埃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方法，是把所有那些花样放置一边的时候了……出自幼稚大脑和虚幻的花样。”波德莱尔声称：有毒兴奋剂对我来说，似乎不仅是恶魔招募和奴役可怜人类的最可怕和最可靠的手段之一，还是他最完善的手段之一。”这些药物的消费者牺牲了他们的自主权，结果像个机器人。然而，一些最聪明的崇拜者并不清楚《人造天堂》中的道德观。福楼拜认为这本书“非常崇高，非常有鉴赏力，非常透彻”，但是对它的“天主教成份”持保留态度。福楼拜如是对波德莱尔说：我宁愿你没有谴责哈希什、鸦片和沉溺，因为你不知道以后人们会怎么理解你的谴责。”福楼拜的理智，使他对一个垂死之人的悲痛充耳不闻，对一个被药弄得软弱无力的慢性病人的痛苦视而不见。
梅毒是一种与性有关的慢性病；至少就19世纪医学实践来说，成年女人或许被视为一种慢性病。“有妇女病”的女人被开具鸦片或吗啡。有意思的是，1856年美国第一个皮下注射器的进口者福迪斯？巴克担任纽约贝尔维医学院妇产科和妇科主任，并于1876 年出任美国妇科协会首任会长。皮下注射成为男性控制女性的工具；皮下注射瘾成为女性臭名昭著的特征。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医学怀疑，可以引述一个欧洲人的说法为例。托马斯？克劳斯顿爵士（1840—1915），奥尼克郡人，1873 年被任命为皇家爱丁堡精神病院医师主管。他认为，他和他的同事医师是“身体的权威，种族身体和精神品质的监护人”。根据《英国医学杂志》记载，他的精神病院的管理“成为科学、医疗上所有好事物的典范，所有人道和高效事物的典范”。克劳斯顿专门研究上瘾症，他对妇女存有偏见。他警告说：月经、怀孕和哺乳这些令人疲乏不堪的责任，排卵、受精和分娩这些神经反射的影响，假如有一点点天生的错乱体质，它们给大脑功能带来的危险，是毁灭性的。”为女孩开设的寄宿学校教育，“对许多神经和精神错乱，对尽母道困难负有责任”。如果“所有大脑的能量，耗在知识填鸭上”，那么“年轻女士很少会有一个以上或两个以上的孩子，而且只是生瘦弱孩子，她们无法哺育，要么年纪轻轻就死去，要么长大以后成为最弱智的人”。克劳斯顿认为，为了种族的延续，有必要侵入教育理论不清的国家，侵入萨宾人可能再次掠夺的国家”。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渴望，在决定是否使用吗啡征服和控制女性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7）
女性最常见的苦恼是痛经。痛经分为月经痛（充血痛经）和子宫痛（真痛经）。巴伐利亚教授卡尔？施罗德（1838—1887） 报告说，特别是子宫痛，或许厉害得让妇女们认为她们要疯了”。痼疾用镇静剂（虽然施罗德说，“英国人特别推崇印度大麻治疗痛经的效果”）。在安斯蒂看来，痛经是“与性困难有关的神经痛”的例子，常常可以通过婚姻治愈。如果一个女人不适于结婚，那么吗啡会有作用。荒谬的是，生孩子被认为是对中产阶级妇女精神平衡的干扰。注射用于治疗孕妇晨吐、产后热和产后抑郁症，随着而来的就是对吗啡的渴望。婴儿一定生来就有吗啡依赖性，虽然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报告。
人们也用吗啡治疗阴道痉挛，特别当患者是新婚妇女。一个美国医师1871年报告一个吗啡上瘾妇女时谈到，为了缓解她的阴道痉挛，“她的丈夫（一位药商） 无限制地给她吗啡，因此逐渐成为了永久性习惯”。
19 世纪对妇女性方面的医疗态度反映出较为富有妇女生活的国内环境。在讨论“英国一大部分中产阶级生活的凄惨单调”时，维尔吉？柯林斯1866年认为，妇女受“一个牢固确立的专制原则的”束缚，“这个原则是，所有人类幸福都是在家庭开始和在家庭结束”。一些妇女喜欢她们的家庭体制，或者适应了它们。例如，考维尔？斯特普尼（1847—1921） 夫人真切赞美“母性的恩惠，妇女对丈夫和孩子的至尊义务”，做到“没有干扰家庭神圣的安宁” （然而，她在28 年婚姻以后获得与她丈夫合法分居）。其他妇女，对乏味和失望怒不可遏，使用吗啡或其他鸦片制剂麻醉自己，让自己功能上被动，使生活可以忍受。柯林斯笔下的人物莉迪亚？格威尔特，受她周围男人们的道德品行和财力烘托，反思说“男人到我这个地步，会借酒浇愁”。作为一个女人，“她不能喝酒”，只好用鸦片酊消除挫折感。她决定“让我的卧室变暗，从我的滴瓶里喝出赐予的忘却”以打发“乏味又乏味的时间”。可替代忘却的是歇斯底里，那种发现自己的欲望无法满足时的愤怒表现。不但富家妇女用注射吗啡来消除她们的神经痛苦或克制早期歇斯底里，出于镇静的同样目的而且她们的男性医生也给她们注射吗啡。上瘾与性别有关。皮下注射瘾是女性特征。1868年《月亮宝石》中的医生认为自己气质上就易于上鸦片瘾：一些人天生就有女人气质，我是其中一个。” 1880 年在芝加哥对50名药剂师的调查中发现，他们有235个习惯性鸦片客户，其中169个是女性（一般使用吗啡）。
上瘾者的不端行为在19 世纪中后叶受到更多的责备。“如果吃鸦片是恶习”，1851年一位医生鸦片消费者说，“那么它从未把它的受害者引入那些过分粗俗和色情的歧途，这些都会使醉汉成为社会瘟疫。”到19 世纪70 年代，这样的辩解没有多少分量。“她奸诈、狡猾，几乎总是处心积虑得到吗啡，”美国医师贾德森？安德鲁（死于1894年） 描写过一个女裁缝（1841—1871），她最终因注射吗啡的积累作用丧命。“她经常威胁要她自己和她母亲的性命，变得非常难控制”。1875 年苏格兰报道了另一个过失案例。有人看到洛克迈本药剂师的助理让当地的一名妇女溜进柜台，“一个饮鸦片酊成癖者”，她“习惯盯着店里没人的时候，进到店里拿鸦片酊”。她匆忙走进店里，吞下一瓶，二小时后死于误服了干斑蝥。这些恶人有小说版本。在《飞龙奥秘》（The Wyvern Mystery；1869）中，爱尔兰小说家谢里丹？勒？法奴（1814—1873） 勾画了一个备受神经痛折磨的荷兰坏女人波莎？维尔德考斯特。她在小说中表现出“怨恨、愤怒和残忍自大的报复”。除了大量的白兰地外，她用鸦片制剂消除她的痛苦，因此呈现出一幅“令人疯狂的堕落和残忍的画面”。法奴对上瘾者的描述有时取决于基督教罪孽的概念（她不仅是冷酷无情，也是非常可怕地邪恶和凶猛），有时取决于精神错乱的医学模型（她是狡猾的，野蛮的……有点疯）。
阶级划分同样也存在于对上瘾者的其他方面评判。一位英国医师谴责穷人上瘾者，但原谅那些“社会中产阶级，在严重的精神压力下，求助于鸦片……或回想伤心往事时”使用。然而，中产阶级上瘾者的不诚实臭名远扬。维尔吉？柯林斯在恩格丁旅行时，恐怖”地发现他用光了所带的鸦片酊。他和一位德国朋友“以医生的身份出现，从科伊尔的药剂师那里，后来从巴塞尔的药剂师那里，得到瑞士法律准许的最大量的鸦片酊，以至于到达巴黎后，没有出现柯林斯用惊人来形容的灾难”。冯？C夫人（1842年生）生完孩子后，为治乳房脓肿用吗啡而上瘾，1874 年获许住进德国一家水疗院治疗吗啡上瘾。在那里，她的药量被减少到一个稀释剂量，但是当她被允许与她的仆人在院内外自由走动时，“她晚上偷偷注射和以前一样的量”。这样的事件让列文斯坦坚持认为，上瘾患者得明白，他们必须“在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之前，无条件服从医务人员的嘱咐”。他的慕尼黑同事冯？博伊克同样警告说，用吗啡者“不值得信任，非常不顾真相； 特别是当问到他们的毒瘾时”。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8）
可恶的是，医生们倾向于用鸦片和吗啡治他们自己的头疼、失眠和忧虑。长时间工作、半夜被叫醒、令人担忧的病例、苛求的患者、专业傲慢、金钱忧虑和家中龃龉都是造成臭名昭著的医务人员上瘾的因素。“我们的职业代价昂贵，”克劳斯顿哀叹道，每一个乡下医生都不得不半夜翻身起床，跑许多英里疲劳的路，历经许多风雨如磐的夜，（而且）不是因为他的患者比前一天状况更糟。”正是部分由于这样的工作条件，冯？博伊克19 世纪70 年代抱怨说，“大量的吗啡注射器出现了……主要是年轻医生，……干这种有害的事”。例如，1875年列文斯坦治愈了一个医师，他“是为了克服在职业生涯中所犯的错误而自责带来的烦恼和忧虑”开始注射吗啡。美国多数男性上瘾者是医师。保守估计，美国医务人员的10％是“鸦片鬼”，也有人估计是20％。在英国，乡下医生服务范围很大，让人筋疲力尽，据说最容易上瘾。“这种恶习的夺志作用是明确无误的，”阿朗佐？考金斯宣布了一个这样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