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和剧情却是新的，非常不协调。比如扮彭德怀的花脸演员，穿着八路军军装，却迈着戏曲方步上台来，手拿马鞭，自报家门：“我乃彭德怀是也！”这种自元杂剧以来就有的戏曲程式，拿来演彭德怀，怎么看都别扭。还有个女政治指导员的角色，也是穿着军装，道白却是：“待我宣传鼓动一番便了！”而戏里的八路军战士，全跟传统戏里的短打武生一样扮相。
从西北战地服务团二团演出《清明节》起，到鲁艺演出《钱守常》止的两年多时间里，除了我参加的穿现代服装演的《鸿鸾禧》前两折和《打渔杀家》外，由于没有戏装行头，延安一直没有演出过其他的传统剧目。
为了让延安能排演传统京戏，1939年党中央决定，把毛泽东、王明、董必武、邓颖超等人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所得的车马费两千银元拨出来，让鲁艺派人去西安采购戏装。冬天，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任桂林同志以前在西安唱戏时认识的关系，阿甲和任桂林前去买回了一副不完整的旧“戏箱”。他们雇了三辆骡马车，拉着戏箱，走回了延安。这实属不易，大家都很兴奋，围上去左看右看。虽然还缺很多服装道具，但勉强够用了。有了行头，我们马上就开始排演古装传统戏。从1940年元旦那天起，延安真正开始了古装京剧传统戏的演出。
1940年元旦，我参加演出了延安的第一场京剧传统戏全本《法门寺》。《法门寺》演的是明代故事，讲民女宋巧姣为未婚夫申冤，上告到大太监刘瑾那儿，使真相大白，得以夫妻团圆。这样的戏曲演出，并没有政治意义，只是为了满足那时候饥渴的文化需求。在剧中，我扮演宋巧姣，阿甲扮演赵廉，石畅扮演刘瑾、王一达扮演贾桂，石天扮演刘公道，齐瑞棠扮演刘媒婆，张东川扮演刘彪。在当时延安的条件下，这个演员阵容，是最整齐的，已经可谓强大了。乐队那边，鼓师是精通戏曲的陈冲，琴师是华君武，陈叔亮和刘炽都演奏打击乐器。乐队虽小，力量却很强。这几个人，不但器乐奏得好，而且个个才华横溢。后来，华君武成了漫画家，陈叔亮成了书法家，刘炽成了作曲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曾进鲁艺旧剧研究班，看到毛主席最爱古装戏（2）
华君武当时是美术系的，胡琴却拉得好，还爱说爱笑的，很幽默。遇见女同志买东西跟人讲价时，他在旁边笑着挖苦：“你们买个大棺材，还让人给赔上个小棺材呀？”一次路上遇见，他使劲儿绷着脸说：“瞧你那副骄傲的样子，见人也不说话！”说得我笑起来。有一次我们在乔儿沟演《鸿鸾禧》，也是华君武胡琴伴奏。我正唱着，他的琴弦突然断了。他马上用嘴接着“拉胡琴”，哼哼唧唧地给我伴奏，我在台上看他，他还跟我做鬼脸儿。他边哼哼，边接好了弦。
刘炽是鲁艺音乐系的，跟冼星海学作曲，也很会唱歌。在延安冼星海老师指挥演出《黄河大合唱》时，“张老三，我问你……”那段对口唱，就是由刘炽和张鲁俩人唱的，唱得好极了。刘炽年幼时，家贫无力抚养，把他送进寺庙。在庙里，他学会了很多佛教乐曲和一些器乐演奏。我觉得，刘炽后来之所以能写出几十年中国革命过程中最抒情、最动人的旋律“一条大河波浪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能在那样的激情年代用音乐表现出美，跟他少年时代受到佛教音乐的熏陶，大有关系。
刘炽爱说爱笑，嘻嘻哈哈，跟一达是多年的好朋友，见面就先开玩笑。他自己姓刘，就管王一达叫刘一达，一达就管他叫王炽。我看他跟谁都开玩笑，但是从不跟我开玩笑，一辈子称呼我“任均大姐”。我和一达与他的友谊保持了终生。“*”中一达和刘炽一起被下放东北农村，一达是自己一人，刘炽是全家老小。在村里，他常常叫一达到他家去吃饭，有点儿酒有点儿肉，从不忘记一达。他夫人柳春会做菜，生活再艰苦，餐桌上也能变换点儿花样儿。一段时间，我的小女儿津津也到那里插队，也成了刘炽家的常客。“*”后刘炽常来我家串门，一次赶上津津做拔丝山药很成功，刘炽高兴地从盘子里往起挑糖丝。糖丝不断头，他就嘻嘻哈哈地站到板凳上，把糖丝挑得快到房顶了。他总保持着年轻时那种无拘无束的淘气性格。在一次会上，我们和刘炽在一起，遇见一位老友，刘炽看他缺牙，问他：“你牙怎么了？”他说：“拔了，还没镶呢。”刘炽笑说：“无齿之徒。”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刘炽1998年突然去世，接到电话，难以置信，我和一达同时放声大哭！
可能是因为穿戏装演传统戏，比穿现代服装演传统戏好看，加上演员、乐队阵容齐整，1940年的《法门寺》演出，轰动了延安，盛况空前。当时，一天一场，京剧《法门寺》连演四天，话剧《日出》也连演四天，天天观众人挤人。毛主席和朱老总，还有其他的中央领导人，凡是在延安的，都来看了。毛主席看了一场《日出》，却重复着连看了四场《法门寺》。全本《法门寺》比较长，他每天来看，一坐就三四个小时。看得出来，他最爱看古装传统戏。一天演出时，剧场外面的土围墙被观众挤塌了一段，乱了一阵。毛主席扭头看了看，又笑着回过头来接着看演出，看得聚精会神的。
接着演的传统戏是全本《鸿鸾禧》，也叫《棒打薄情郎》。我还是扮演金玉奴。同台主要演员是陶德康和王一达。这出戏也很轰动。全本《鸿鸾禧》里金玉奴的唱腔和表演，我都是在北平时向刘凤林学的，是我当时最熟悉的一出戏，所以表演起来比较自如。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刚从苏联治疗伤臂回来，看了我们演的《棒打薄情郎》。过两天，我收到他写来的信，里面提到我这次演出，说“前晚看了你的拿手戏，赞佩不已！”那几年，周副主席常驻重庆，每次回到延安时，无论我们演什么戏，他都来看。十八年后，1958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即将赴欧洲各国访问演出的“中国戏曲歌舞团”时，还对负责人吴晗、张东川、王一达和主要演员们，谈起他1940年在延安看的《棒打薄情郎》，津津乐道地向在座的几位著名表演艺术家，称赞了一番我们那时候的表演。一达回来跟我说起这事，我很惊讶：这么多年了，总理还记得？
延安买来戏箱后，在演出传统戏的同时，我们也开始演出戏装的新编历史剧了。那时，我参加演出过两出。一是《梁红玉》，用的是国统区刊物上发表的欧阳予倩的剧本。我主演梁红玉，陶德康扮演韩世昌，张东川扮演金兀朮。二是《吴三桂》。这是由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创作的第一部京剧新编历史剧，王一达和石畅编排。我扮演陈圆圆，王一达和石畅分别扮演吴三桂和多尔衮。如果说我们演的传统戏基本上是模仿前人的表演，那么，演新编历史剧，就是创作自己的角色了。在这一点上，和演现代戏一样。不同的是，穿传统戏装表演古代人物，形式与内容之间没有不协调的问题。尽管我对角色的创造说不上成功，但当时还算是得心应手的。
可能跟毛主席最爱看古装戏有关吧——其实，那时候大家都最爱看古装戏，自买回“戏箱”后，差不多四年时间，延安只演出古装戏，而没演过现代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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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到鲁艺平剧团，毛主席请我们听京剧唱片
我没想到，因为我课余演了些京剧，在鲁艺平剧团成立后，竟真的干上了京剧专业。
1940年4月，鲁艺成立了以专业研究、演出京剧为宗旨的平剧团，全称鲁艺平剧团。这是延安第二个京剧专业组织。它比旧剧研究班提高了一步。团员最初二十余人，演员不足，演出时还需要团外的业余爱好者参加。后来，人数逐渐增多，达到四十余人，艺术力量也有所加强，中小型剧目可以自行演出了。但演出大型剧目，仍需外援。由于团里部分同志对京剧了解不多，需要学习，还新招收了十来个学员，因此，除研究和演出外，鲁艺平剧团还有很重要的教学任务。
那年，戏剧系结业分配工作时，组织上决定让我去新成立的鲁艺平剧团工作。这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因为我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爱好京剧，也演出过一些京剧，受到观众欢迎，得到领导鼓励。但我不心甘情愿以演京剧为专业，因为那时候觉得，我参加革命，怎么能搞比较老的艺术种类呢。京剧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话剧才是新事物，再说我学的也是话剧呀。但组织上找我谈话，说搞京剧也是革命工作，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我就服从了党的分配，也想通了，干啥不是干革命呀。况且，周恩来同志信中对我演出的鼓励，领导对我的重视，还有观众对我的肯定，那时候，确实是激励我的动力。从此，我结束了话剧专业的学习，开始了京剧专业的工作。
鲁艺成立平剧团后，在延安专业搞京剧的成员就有几十个人了。我在团里当演员，在党内任支部委员。这段时间，除了还参加演出前面说的几个保留剧目外，我又主演了几个戏：讲何玉凤为父报仇、得配姻缘的《十三妹》，讲苏三被解到太原、王金龙三堂会审的《玉堂春》，讲赵艳容金殿装疯、绝胡亥纳妃之意的《宇宙锋》。我还跟别人联合主演了几出：讲甘露寺弄假成真、刘备娶孙尚香的《龙凤呈祥》，讲铁镜公主盗取令箭、杨延辉思亲探母的《四郎探母》，讲王桂英以亲子抵罪、放走沉香的《宝莲灯》，讲正德皇帝戏耍店女凤姐、封她为嬉耍宫妃的《梅龙镇》，讲杨三春陷害李奇、李桂枝为父雪冤的《奇双会》。这些戏，都是边学边演的。随着艺术实践的不断增加，我觉得自己的表演水平也逐渐有所提高。
我们在延安演的《玉堂春》，不是以前的老版本，不是以“说戏”的方式教习的，而是王一达、石畅他们在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