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骄缭旱睦矸⒃苯姓匀炅洌颖卑籽蟮砣耍�1942年到延安参加革命队伍的。他那时已经四五十岁了，我们叫他老赵。院里给了他一个小窑洞，也就算是理发室了。天冷时，他在窑里给人理发；天暖时，就在窑洞门口理了。我们与他相熟。他在延安工作几年后，胜利了，大家都进城了，他也到了天津。可是他没有工作，生活无着。那时我在天津工作，他常来找我。当时是供给制，我也没钱，就给他衣服，记得还给了他一包布袜子。过两年，一天他弟弟来找我说，老赵死了，病的。我很吃惊，也很难过。他弟弟在街头给人修鞋，没力量办他哥哥的丧事，我身上正有几元钱，就掏出来，全都给了他。
1943年冬天，我们下乡为农民演出。一路上，我和一达带着我们四五个月大的孩子。有一次，我们在陕甘宁边区边境上一个村子里住下。这个村子离国民党地区只有三十里路。因为据说国民党军有时会来骚扰，所以，一到那儿，带领我们演出队的一位政治协理员就跟大家说，要随时提高警惕，无论白天夜里，一发生情况，就马上紧急集合，撤离这个地方，避免损失。他要求我们，只要一听到命令，就立即行动。不许点灯，不许说话，要在十分钟内穿好衣服，打好绑腿，捆好行李，到指定的地点集合。那天夜里，演出以后，正睡得好好的，真的接到了紧急集合的命令。我和一达因为带着孩子，就比大家更紧张了。抱起孩子，背上行李，急急忙忙地按照要求跑去集合。忙得我绑腿也没打好，乱七八糟的缠在腿上了。我们连夜撤出这个村子。天亮以后，大家想起来，本来炖了一锅羊肉，要给大家改善生活的，也没能吃成。后来才知道，并不是真的发生了情况，是那位政治协理员搞了一次演习，考验考验大家。大家倒是经住了考验，可一锅炖羊肉白扔了。那锅羊肉，成了我们好多天的话题，一想起来就觉得可惜。
无论在延安本地演出，还是到外县、到农村演出，大家都是步行往返的。在延安，平时从住处到演出的地方，一般要走十几里路。演完戏，半夜还要走回去。我们总得带着孩子，我和一达就轮流抱着，别的同志也经常帮我们抱。到农村去演出时，行军路途遥远，组织上就照顾，派个毛驴儿让我抱着孩子骑。有一年冬天，我们出去巡回演出几个月，气候特别寒冷，行军又都是走山路，还赶上过下大雪。雪后，路都冻了冰。我们在冰天雪地里翻山越岭。一天在冻冰的小路上行军，一滑，驴的前腿儿跪地上了。都说是马失前蹄，我这却是驴失前蹄，连我带孩子，一块摔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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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背上，一边筐里是行李，一边筐里是儿子
1946年，组织上让一达到张家口给延安平剧院选演员，正要回来时，赶上胡宗南要进攻延安，他就回不来了。组织上就把他们留在了晋西北贺老总那里的晋绥军区平剧院。当年11月延安疏散，我也得离开延安，带着孩子延风去晋西北，到一达那儿去。
当时，我们延安平剧院有人听说安子文同志的夫人刘竞雄也要去晋西北，剧院就跟安子文同志联系。找到他后，他说：“是任均呀，好呀，一起走。”经过组织批准，我就跟刘竞雄同志一起上路了。安子文同志批给了我一匹马，并派了一个人拉那匹马，管饲喂。刘竞雄带着两个孩子，三匹马，一个警卫员，一个保姆，还有喂马的人。我则带着儿子延风。我那匹马，背上搭驮两个筐，一边筐里是行李，一边筐里是延风。刘竞雄的两个孩子驮在一匹马上，一边筐里一个，保姆骑那匹马。
我们这支小队伍，没跟从延安疏散的大队人马走，不走大路，只走小路，白天尽量少走，晚上争取多走。遇到敌人飞机就赶紧躲藏。但我们有时候还遇上大队人马。大队人马各单位的都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拖儿带女，拉家带口，走得很辛苦。各单位都有一些物资，堆在牲口大车上，车上有空儿，也可以坐人。但是每个单位的车都很少，只能分组轮流坐大车，有人给掌握着坐车的时间。时间到了，这组坐车的就下来走，换另一组人上去坐。有个刚生了孩子没几天的产妇，背着孩子走。爬一个大山坡时，没轮到她坐车，走不动了。她丈夫是鲁艺美术系的教员，便用一条绳子兜在她腰上，在前边拉着她，一步一步地慢慢爬坡。有的单位有马匹，就照顾有孩子的同志，安排驮筐，驮着孩子和行李。有一段黄河岸边的小路，路很窄，还很滑，路边是大陡坡，下面就是大河。一匹马走过这里时，蹄子一打滑，跪了下去。它背上驮筐里的一个孩子就掉了出来，谁都来不及拦着，孩子就从山坡上滚下去了。所有同志都大声惊呼，却毫无办法，只能紧紧拽住孩子的父母，眼见着一团黄尘，越滚越远，越滚越小，最后滚到黄河里，溅起一朵小浪花，孩子就没了。
我那匹马比较老，我一骑上去，它就走得很慢，我便一路步行。刘竞雄呢，高度近视，看不见路，又不爱骑马，就拉着我一起步行，我负责帮她看着脚下的路。我们每天一边走，一边聊，聊了十四天，聊了很多很多。竞雄同志人很厚道，待人亲切，对我就像对她的朋友似的。记得她说，在延安，安子文同志对我比较了解，总说“任均是学生出身，和别人不一样，单纯得很”。
在延安，安子文同志常鼓励我，一遇见我，就像看见个不错的孩子似的，笑眯眯地，边说“任均”，边冲我竖大拇指。他待人很亲切，很诚恳，有求必应。不光是在延安，进城后也一直这样。进城后，安子文是领导，不像在延安那样经常遇见，所以曾经好多年没有联系。50年代末在北京，有一次我为点儿事情去中组部找他，他不在，我就给传达室写下了姓名电话。没想到，第二天他自己把电话打到我们单位找我，高兴地说好久没见了，热情地跟我约时间，让我去他那儿。去了后，他还像在延安那样亲切待人。聊了一会儿，他就痛快地问我什么事情。我讲了后，他说，你怎么不早来？然后很热情地帮我解决了问题。
我跟刘竞雄一同去晋西北的路上，她的警卫员和保姆有时闹矛盾。晚上住下来后，她就给他们开会，解决矛盾，还让我也参加。我就坐在一边儿，听她的警卫员和保姆说理，听不太懂。那一路上，吃什么，住哪里，我都不用管，都是由她的警卫员到老乡家安排。到了一个地方，给我吃什么我就吃，让我住哪儿我就住。我那时候对钱没概念，身上也没一分钱。现在回想起来，那一路，到哪儿我都是吃完就走，睡醒就走，花了多少钱，是公家花的还是私人花的，我都不知道，都是刘竞雄的警卫员去跟老乡结算。就这样，走了十四天，中间还连人带牲口一起坐船过了黄河，到了晋西北贺龙同志那儿，在晋绥军区平剧院跟一达会合了。这么多年来，我在心中一直非常感谢安子文夫妇对我的照顾，我常常念他们的好。
在晋绥那儿，一次出门路上，我遇见江青迎面走来。心里奇怪，她没跟着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在陕北？我说：“江青同志也来了？”她说：“任均你也在这儿啊？”然后问了几句生活、孩子，打着哈哈走过去了。1947年12月，一达奉命带团去陕北米脂杨家沟给中央演出，还到前方给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我过几天也将带着大儿子延风随后赶去。一达率团到杨家沟后，江青派人给他送来些奶粉，还写来封短信，说，听说任均要带着孩子来，送些奶粉给孩子吃。那时在战争环境里，生活很艰苦，连吃到小米饭都不容易了。大家一天只能吃两顿黑豆碴子粥，很难消化，好多人都肠胃出了问题。我只能想方设法，尽量让孩子吃得好点儿，增加营养。那样时候，能看着孩子吃到奶粉，我挺高兴。后来“*”，江青可能没想起我。她知道我是维世的六姨母，要是想起我来，或许我也够呛了。或者，她是觉得我对她不构成威胁。在延安时，她一直挺客气的，我虽然不喜欢她，对她一直敬而远之，但像她来参加我们婚礼、给孩子送奶粉这点儿好，我还是念的。真想不到，这个人后来能有那么大的野心，能跟几乎所有熟人结仇，把大家都当敌人；能跟些造反派混在一起，荒唐地祸害中国近十年；能使用巴结她的造反派们，无情地整人近十年；能要了维世和那么多人的命，成了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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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的艄公保住了我们的命
最惊险的一次行军，是胡宗南退出延安后，1948年我们回延安过黄河那次。当时，贺龙同志已经回到延安，调我们晋绥军区平剧院的一批人也回延安去。我们在山西那边儿，走到黄河边一个船码头，知道了去延安有两种走法：一种是在那儿坐摆渡直接过黄河到对岸，然后走好几天旱路，才能到延安；再一种是坐船沿黄河水路，顺流而下一整天，到另一个地方上岸，然后只需再走两天旱路，就可以到延安，能节省几天路程。剧院的同志们都急于快些回到延安，一达他们当领导的就决定后一种走法。
可那时正赶上水大浪高，这么走很冒险，没有船工敢送我们。最后找到了一位老艄公，同意送我们。他说，你们都坐好，不会出问题。大家就带着行李、演出用的家当等等，我还抱着孩子，几十个人上了一条大船。
大船刚撑离河岸，就吓人一跳。它突然加速，失控一般，漂流而去。河水之湍急，以前所未见；浪头之高大，过去所未经。大家这才意识到，这水路的危险性，比想象中的大得多。山陕大峡谷之间，浑浊的黄河，水流很急，浪非常大，猛烈地撞击船身。船在水里面摇摆得厉害，一下儿歪到这边儿，一下儿又歪到那边儿。大浪“啪啪”地拍撞木船，溅的我们身上全都是水。忽然，大浪一推，船身斜起，眼看要翻，又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