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音乐、美术，各系分组，几个人一组，一个系几组。然后，一天一个组，轮流吃锅巴。那锅巴烤得焦黄焦黄的，虽然里面砂子多，香酥味道却诱人极了。隔好多天，能轮到吃一回，大家都特别高兴。可是，国民党封锁边区以后，我们这种好日子就过不成了；变成一天喝两顿稀粥，挖野菜放点盐煮煮就吃了。非常偶尔，也许是节日，我们吃到过带石粉的馒头。那是在生磨——也就是崭新的石磨上，磨出来的面粉。里面有细石头粉，牙碜得不行。可那时，我们吃起来，回味无穷。我们几个同学坐在一起精神会餐，只想馒头：“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咱们不用吃菜，天天吃馒头！”
那段时间，我们的被服都紧张了。本来，应该每年发一次棉衣，到1940年该发棉衣，也发不下来了。大家的旧棉衣都破得不行，只好缝了又缝，补了又补，补丁摞补丁地穿。有些男同志没有内衣，一冬天就空穿破棉袄。鞋也发不下来，大家就找破布，自己用布条打“草鞋”穿，一年四季都是。有的同志打不好草鞋，就到垃圾堆里去捡别人穿剩下的破草鞋。冬天没有棉鞋，就自己做棉袜子，不会做的，过冬就靠草鞋里面用烂棉花包脚。那时候都这样，谁也不笑话谁。
我们在鲁艺，每月有一块五的津贴。结束学业、分配到鲁艺平剧团后，本来每月也有津贴，但在特别困难的时期，一分钱也不发了。为了度过困难，党中央号召自力更生，搞大生产运动。那年春天，男女同志都上山开荒种地。我们那时年轻，又有革命热情支撑，都不怕苦不怕累。一个女同志，生孩子才三天，就参加开荒去了。不让她去，她却非去不可。后来，组织上让女同志和身体不好的男同志在家纺线，不用上山了。那个时期，每个人不但不从公家领津贴，还要向公家交生产任务。
那时候如果不想受那个苦，想走，很容易，找个理由，跟组织上说一声，就可以离开延安去国统区了。曾经介绍我入党的孙玲好像就那样走了。鲁艺平剧团阶段，团里走了俩男俩女。其中一位姓秦的女生，到西安被国民党抓住了。她就把能想起来的鲁艺老师、同学的名字，全写给人家了。实际上就是叛变了。建国后有鲁艺老战友在街上碰到过她，她一低头，赶紧走了。
那些年里，大家都在食堂吃饭，不用点火做饭。早期在窑洞里睡冷炕，后来睡的都是木板床，用不着烧火。当地老百姓过冬是靠烧热炕取暖，而我们是分配木炭，在窑洞里用小盆木炭火取暖。那不烧火的窑洞，冬天冷得耍奶斐笔美系蒙贡蛔印Ｖ挥邢孪缪莩鍪保以诶舷缂宜瓤唬钦媸娣�
后来在延安平剧院，结婚生孩子后，难免要自己开个小灶儿，对火就有需求了。我们弄了口小锅，在窑洞院子旁的土崖根下挖个灶火，就可以煮东西吃。因为要烧火，我们每一出门，不管去哪儿，都是一路捡柴，回来时总抱着一小抱柴。一达曾经在院子里种一溜南瓜，结果，全年只结了一只南瓜。那南瓜长得，大得不得了，有二三十斤，抱它都费劲儿，甜极了，煮的时候老粘锅。一些同志来品尝，都赞不绝口。
但是我们没有火柴。想生火时，如果食堂的火灭了，就得南山北山、山上山下地找人要火。我带一截儿自己搓的捻子，跑老远找到一位正抽烟的人，把捻子对在他烟头或烟锅上，轻轻地往出吹火星。然后一路吹着捻子回来，再吹着什么易燃的东西，引着火。那时我们延安平剧院有人有个放大镜，天气好的时候，就可以带着捻子去找人家，用放大镜取火种。那年头儿，谁要是有盒洋火，可稀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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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塌了，我一家三口被埋在里边
我们1942年在延安平剧院结婚时住的窑洞，在挺高的半山上，特别小。第二年生了大儿子延风后，给我们调了一个大点儿的，一家三口住里面。那时住的窑洞，都是来投奔延安的人自己挖的，不懂得像老乡那样给窑洞箍顶（一种支撑窑洞穹顶的方法），只是打个山洞就往里住。延风才一岁的时候，一天晚上，大雨瓢泼，山洪暴发。到半夜，“轰”的一声巨响，把我们惊醒，听见外面大雨“哗哗”，却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周围全是土，呛得我们半天上不来气儿，不知道是怎么了。过了半天才明白：天哪，我们的窑洞塌了！幸亏我们睡在窑洞的最里面，塌的是窑洞口儿，没砸死我们。孩子的小床靠外点儿放着，上面全是土，却也没砸着，真万幸。
那一夜，又幸亏塌了之后，有透气的缝隙，没憋死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就被堵在那塌窑里，堵了半夜。外面漆黑，下着大雨，我们只能听着雨，哄孩子睡觉。心想，千万别再接着塌了。好容易盼到天蒙蒙亮，一达找了个什么东西，把缝隙那里的土挖了半天，钻了出去。他喊来人，把塌下来的土铲开一些，我才能抱着孩子爬出去。出去一看，一达他们全身都是泥。实际上我爬出去后，也成了泥人儿了。
我们命大，没被砸死，但那会儿被塌窑砸死的不止一个两个。1941年时，住在我们鲁艺对面山上的“部艺”（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艺术学校，现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前身）挖窑洞，我们鲁艺平剧团派一些同志去支援他们。其中有一位十几岁的小同志，在挖窑洞时，被塌下来的大土块砸死了。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平胜凯。
再就是我们延安平剧院的谌曼丽和张福兴。1945年，有一天夜里，我们演出《三打祝家庄》回来，有人刚睡下，有人还没睡，有一排三间窑洞上面的土，“轰”的一声，大面积塌下来了。有三个同志没来得及跑开，被埋在了里面。大家闻声跑过去，赶紧刨土抢救。等把三个人刨出来时，只有肖甲同志还有气儿。他的内脏受了重伤，赶紧送他去医院，后来活下来了。另外两位同志，虽然刨出来了，可是已经七窍流血，死了。
一位是谌曼丽。她很年轻，很漂亮，是金紫光同志的未婚妻，原是很好的话剧演员，但喜欢京剧，也业余演过，想来延安平剧院工作，组织上就把她和金紫光一起调过来了。没想到，调来没几天，她就这样被砸死了。另一位是张福兴，是个小学员，差不多还是个孩子。他是河南人，排练时，京剧道白，他经常给说成河南话，大家都乐他，都爱跟他逗。那孩子很可爱，本来挺有出息的，很有发展前途，可是他的才能还没有得到发挥，就给砸死了，真可惜。
我们那次没被塌窑砸死，就是因为睡在了窑洞最里边，而窑洞都是塌前面，所以我们活着钻出来了。三十年后，1974年，一达到延安去看在那儿插队的二儿子时，还带儿子去看了我们那个塌方的窑洞。那时窑洞里住进去了贫穷的老乡。那窑洞外面，还是当年塌方后的样子。
那时候到延安的年轻人，死于其他事故的不多。我记得的有一位姓梁的医生，游泳时淹死了。在鲁艺时，乔儿沟往西不远的地方，延河里有一处较宽的水面，水比较深，可能是发洪水时在河道转弯处冲出来的。那时候，一到夏天，会游泳的鲁艺同学都去那儿游泳。那位梁医生，刚投奔延安没多久，就淹死了。
后来在延安平剧院，山下也有一处深水河湾，男女同志们都去那儿游泳。那时候女同志都自己用旧衣服做游泳衣。我不会游泳，到延安之前，从来没下过水。在延安平剧院，女同志们都去游泳，我也就做了件游泳衣，跟着下水了。我看人家划拉几下儿，就往水中间去了。我也用手划拉着水，往里走。突然，我脚下一空，什么都没了。我身子就往下沉，两手乱抓，却什么也抓不着了。我就咕咚咕咚开始喝延河。幸亏我近处有人，赶紧把我拉了上来，送到岸边，没牺牲。我缓过劲儿来再看延河，水够脏的。
驴失前蹄，我和孩子都摔出去了
在延安，我们除去在礼堂里演出以外，有时也在广场上演出。到外县、到农村去演出时，就都是在广场上演了。用旧幕布或破席一挡，就有了前后台，都是露天的，就在那儿化妆。冬天，演员冷得不得了，便在后台堆起一堆木柴，点着火取暖。有的地方有煤，就堆一堆煤烧起来。这样比不烧火暖和一点儿，但因为是露天，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那时候，全靠自己身上那点儿年轻人的热力，抵抗天气的寒冷。
我们演出时，在后台照管衣箱行头的，是一位陕北人，叫王连升。他比我们大几岁，1936年就参加队伍了，延安平剧院成立时，把他调了过来。王连升特别朴实，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都认认真真。除了看衣箱，他还给剧院看大门，当马夫，单位里的马，都是他给喂。他那职务叫饲运员。他老是跟大家乐呵呵的，什么都特满足。因为他参加革命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后来按规定他有了老红军待遇，晚年挺好的。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以后延安平剧院老同志的聚会上，他也来参加了。
当年，按说我们整天演出，都应该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但实际上没那种条件。所以谈不上个人卫生。一年里，只有夏天游泳的时候，我们才算是能洗个澡。也不能常洗头，一般洗的时候，只能用冷水。冬季有时可以到伙房端点儿热水，没有的话就不洗了。我们把烧完的木炭灰放在水里浸泡，泡得灰都沉淀了，上面的清水就能洗头刷牙洗衣服什么的。在延安那些年，我只是在一次父亲寄来钱后，买过一次肥皂。在鲁艺睡大炕的时候，大家身上、头发里都有虱子。后来一人一张床，情况好了点儿。
女同志头发太长时，一剪子铰齐就行了。男同志的头发却不行，剪得不好乱七八糟的。单位就安排理发员。我们延安平剧院的理发员叫赵汝龄，河北白洋淀人，是1942年到延安参加革命队伍的。他那时已经四五十岁了，我们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