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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宝塔山上的家里，已经进入北风呼啸的季节。可是我们挡风用的门帘子被人偷走了。但比起在乔儿沟，享福多了。因为组织上发了炭火盆。张一然同志看我们有月孩儿，便说他不烤火，把他那份炭也给了我们。我们因此可以多烧些炭，把窑洞里烧暖和些。不过，月子里要上厕所的话，还得出门外拐到山坡下。呼啸的寒风，吹得人很冷。
大女儿就这样来到世上。因为她是在乔儿沟出生，我们就给她起名叫“乔乔”。
三个月后，乔乔就离开了她的出生地。1949年初，快胜利了，组织上让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让一达参加当年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我们就带着大儿子延风，组织上给雇的保姆唐来春抱着乔乔，跟好多人一起坐上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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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宗璞戏称延风是“八十万禁军教头”
建国后我又生了三个孩子，条件一次比一次好。在天津工作时，生了小女儿津津和二儿子明明。在保加利亚工作时，生了最小的孩子——小儿子卡林。那是我的第五胎，一点儿没受罪。条件之好，比起在延安，真是天上地下了。
大女儿乔乔后来在北京上了育英小学。她从小能歌善舞，很有艺术天赋，体育也好，个子不高，到了中学却是校篮球队主力，还是乒乓球三级运动员。多年后随丈夫住到美国去了。小女儿津津也在育英上小学。那时她们俩每个星期六一起从学校回家来，总特别高兴。看见我在洗洗涮涮，津津就抱着我的腿，抬头望着我，说：“我的勤劳的妈妈，我的勤劳的妈妈……”我虽说劳累，但心里却非常高兴，孩子多乖呀。津津后来当过记者，又随丈夫去深圳发展，非常能干，成了优秀的企业家。我的二儿子明明小时候最乖。星期六去北京芳草地小学接他回家，在车上，他看见绿灯，就说：“妈妈，绿灯可以回家。”孩子喜欢家，我心里满足极了。回到家里，给他一张纸、一支笔，他就能自己趴在桌前，画这画那，一画半天，真坐得住，一点儿都不淘气。这孩子到现在还是坐得住，自己搞陕北文化历史传承的研究。小儿子卡林从小爱学习，上学做作业一类事情，从来不用父母操心。他后来成了科学家，在加拿大搞地球物理。
孩子们小时候的时代，不讲消费，育英小学和芳草地小学的老师，对孩子的教育，都是要艰苦朴素，穿衣服最要讲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孩子们的衣服上，总有补丁，过年才可能有新衣服穿。老师还教育孩子们仔细、节约。津津在育英的班主任老师叫朱凡，有时候周末，她怕孩子们把节余带回家的粮票弄丢了，就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都给他们缝在衣襟里。战争年代我们自己带组织关系，怕丢了，就都是这样缝起来。朱凡老师是从西柏坡走来的，带来了老传统。
我差点儿送给老乡的大儿子延风，长大后做了几十年少先队工作，成为青少年教育专家。他当过北京市少先队总辅导员。那时候北京有八十万少先队员，延风的表姐宗璞就戏称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看着延风整天忙来忙去的，我想起：当年黄灼为革命工作，在延安送出去的那个孩子，抱到老乡家不久就死掉了；白焱送给老乡的女儿，建国后找到了，曾接来北京同住。但女儿不习惯城市，又缺少与生母的亲情，住了不久，竟自回陕北农村去了。
2002年，延风和乔乔到延安去，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当年的延安中央医院，还有大门洞立在村口。延风站在那里，可以远远眺见山上的排排烂窑——那些从前的病房。而当年的产房，已经夷为平地，不见踪影。乔儿沟村里，当年的临时医院，毫无记载，乔乔只能看着旧屋错落，猜测当年产房。而那寒冷的病房是哪一孔窑洞？已经无从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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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王克明
一
2005年6月，我开始帮母亲整理记忆。那年，我的大姐一家，邀母亲和我去美国他们家，开始这件事。我带着录音笔到了新泽西，八十五岁的母亲则带着记忆，坐在了我对面。以后，在三万字笔记的基础上，我向母亲提问了五年。母亲的记忆闸门，不是豁然打开的，所有的故事，都如涓涓细水，缓缓流淌，或点点滴滴，到我笔下。
很多人说，看不出母亲已有九十高龄。我仔细看，也觉得不像。我想，这跟母亲的记忆有关。因为她的记忆里，储备着笑。五年间，我常听见。一次她想起刘炽叔叔笑说掉牙老友是“无齿之徒”，笑了几天。醒来想起就笑，睡前记起也笑，我听见她自己“咯咯”地笑。记忆竟使她这样愉快。延安时期的老友们，常有幽默，写进文稿，母亲读一次，又笑一次。母亲还笑说，她在文艺单位工作时，有位老艺人向她“汇报思想”，表示拥护政治运动：“这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回共产党可玩了命了！”一次批斗大会上，造反派严厉地让一位老艺人交待历史问题，他低着头问：“您听哪段儿呀？”弄得台上台下都忍俊不禁。母亲竟从那样苦涩的年代里，摘取到幽默的记忆。住我家时，九十岁的母亲，每晚睡前，都快乐地学说南方话的“困觉”：“控告！”然后跟我说：“拜拜！”
母亲不老，更因为她有着不老的真情。她经历过很多亲情永别，情感却不曾随岁月流逝。她的父亲母亲的去世，姐姐们的去世，姐姐孩子的去世，都给她留下刻骨铭心的悲伤。我三姨临终前对她说：“六妹呀，就剩你一个了。”一句话，终结了家人的生离死别，却留下了绵绵的无尽伤怀。五年间，母亲每每讲起这些，每每在文稿中重读，尤其是说起我二姨任锐和表姐孙维世母女的去世，都难抑悲情，泪流不止。老友的离去，同样让她牵挂一生。马新阿姨送来好消息，几天后母亲再见的，竟是一纸讣告。母亲当时就大放悲声，现在说起还是泣不成声。母亲的情感，留在未老之时，永远地涌动着那些牵手生命的真情。
因此，看不出母亲已九十高龄。越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就越觉得母亲心宽、平静、大气。五年间，没有听她讲过谁的不好。虽然她叙述的事情中，有谁的行为不好，但母亲无心置评。她的记忆是选择性的，只记住人家给过她的友爱、信任、关心和帮助。所以，她的生活中，没有怨气，没有怒气，更没有仇恨。她有一种让人能细细体会的爱。在母亲眼里，伙夫、同事、保姆、老友、马夫、领导，没有区别，一样是朋友，她一样地记忆和怀念。她对以前带过我弟弟的保加利亚保姆，和跟她相处了二十年的保姆黄瑞萱阿姨，有一种超越的情感，那是人性的爱。
我执笔中，母亲跟我说得最多的、也是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咱们要实事求是。”我想，她之所以觉得延安的抢救运动如同胡闹，之所以对整人十年的“*”嗤之以鼻，之所以能以平常心看待革命——因此能保持着常识，就是因为她愿意实事求是。唯有实事求是，才能使人不泯灭人性，才能使人有人性之爱。
二
在帮母亲整理外祖父和姨母们的历史时，我第一次对民国的社会生活产生深刻感觉。强梁遍地，人命如蚁，兵匪如虎，百姓困苦。政见不同、利益撕扯使社会深刻分裂，中原小县也你死我活。在民国那种因争强屠戮而导致无情仇杀的社会，在那个因党派势不两立而造成痛苦分裂的社会，在那个善恶标准彻底对立的社会，在那个仇恨深深地植根于几乎每一个人的社会，没有和解可言，没有能被使用的社会和解手段，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的许诺上，寄托在一方战胜一方，一方消灭一方。否则，战乱不止，百姓流离。
后记（2）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我的二姨任锐和二姨夫孙炳文、大姨夫黄志烜、三姨夫冯友兰，分别走上了革命、实业、文化之路。然而，道虽不同，终相与谋。因为，国家能富强*、独立自主，百姓能享受平等、不受欺凌，这些一样的追求，使知识分子殊途同归。
身为前清举人的外祖父任芝铭，为了*共和理想，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抗日，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并尽己所能，帮助*。他与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觉得在1949年找到了实现社会公正的终极手段。不料，九十岁时，却知家乡饿殍遍地，却见人人噤若寒蝉。他老泪涟涟。
武装夺取政权，从来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两千年前就有对高祖斩白蛇的歌颂、对云台二十八宿的敬仰了。可是历史不能停留在古代。夺权之后，还政于民，才会成为有别于古代的故事。只可惜，没能走出从前。从掌权开始到“*”结束，培养仇恨和分裂几十年，还依靠培养出的些许造反派，祸国十年。
在帮助母亲查对年代背景、翻阅前人手书、究竟一些家人史实时，我慢慢意识到：这些书信里，这些记忆中，有往日生活的记载，有历史风云的变迁。历史中的人物，时间略长一些，难免脸谱化，或被乱涂沫。在听母亲回忆人生、执笔母亲这书的过程中，我体会了真实与传说的距离。当回忆使真实越来越远离传说时，我们离历史就越来越近了。
早期革命先辈，很多是读书人背叛自己的社会阶层，走上知识分子之路——改造社会的道路。那是因为他们产生了社会良心，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消灭社会不公，而不是来维护阶层利益。现在的读书人，能同日而语吗？其实，现在不是革命时代了，不需要谁背叛所依附的利益集团、所从属的社会阶层，不需要谁以背叛的方式、选择敌对的立场、用革命的手段去改造社会。可是却需要摆脱利益羁绊，站在矛盾的或对立的利益方之上，站在已形成了利益阶层的社会之上，站在统治集团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