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与宋卫平通话，我立即拨通了阎世铎电话，把这件事情向他通报，并转达了宋卫平的邀请。
“非常感谢陈主任，把这么重大的事情及时告诉我。但我不可能去参加他们的媒体见面会。顺便说一句，我不能，也不可能参加，除了我在外地的原因以外，我也不知道他们将要说些什么，我的身份不适合到场，不参加比较主动。”阎世铎这样答复了我。
我随后将阎的态度告诉了宋卫平。宋卫平表示理解。
经过商量，13日上午，在浙江省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战略研讨会的全体大会上，我对着100多位与会代表和省有关委、办、厅的特邀代表说，中央电视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吉利集团通过央视公开揭露足球“黑哨”，现在又跟绿城联手在杭州揭露黑哨。这个事情我通报给了阎世铎，对于足球扫黑问题，我表明了我的态度：
一、体育界至今仍然是反腐败的处女地，体育界反腐败应该以足球为突破口，足球反腐败应该以甲B为突破口，甲B应以绿城为突破口。足球反腐败有三大任务：打假、扫黑、反贪。
二、我们支持吉利集团董事长对裁判收黑钱、吹黑哨的揭露。对中国足球腐败的严重性以及竞赛环境恶化的程度不可低估。我们支持绿城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剖析甲B的黑暗。
三、浙江的吉利和绿城为净化足球环境带了个好头，我们呼吁全国各俱乐部为了中国足球的未来，为了求得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舍弃自己的得失安危，揭竿而起，向腐败宣战。
四、这一把火一但烧起来，肯定会成为燎原烈火。俱乐部和球员将在烈火中净化，“黑哨”将会在烈火中熔化，贪官也将难以幸免，足球官员们将在烈火中接受考验。是真金就不怕火炼，是贪官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五、我们揭露问题的目的不是为了炒作，而是为了解决问题。从揭露问题到解决问题有个程序，特别是涉及到人，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依靠中国足协，这场斗争对足协也是个考验。中国足协如果靠不住，还有国家体育总局，总局如果还靠不住，还有党中央、国务院。我们特别强调足球反腐败、体育反腐败必须有司法介入。
当夜，我回到了杭州，了解了媒体见面会的情况后，就答应第二天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采访。
15日下午，天空灰蒙蒙，气温很低，我穿着咖啡色休闲皮衣，在黄龙体育中心主体育场门后的草地上，接受了只穿一身单薄的黑色西服的《新闻调查》栏目记者杨春的专访。来自省内外的十几家媒体在周边旁听。
在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我一直坚持对绿城和吉利两个俱乐部的揭黑行动表示支援和声援，而且点明了揭黑之后，如何把这场斗争引向深入：“吉利和绿城或多或少介入了黑幕，这当然十分错误，但他们作为加入足坛不久的新人，这样做更多的是一种花钱买公平的无奈之举。”我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多地应该放在特定环境中去看，现在他们能批判地否定自己，在不惜毁灭自己的同时站出来揭露黑幕，勇气可嘉难能可贵，应该受到支持和保护。当务之急不是要怎么样处罚他们，而是要趁热打铁彻底揭开足坛腐败的盖子，否则今后更没人敢讲真话了。”
我说，“我从上任开始，就为振兴浙江足球呼吁，直到好不容易有绿城的出现。联赛初期，我们对足球都不太了解，宋卫平、李书福他们没想到做裁判工作不仅仅是吃吃饭、送点茶叶的事，我更是到了联赛后期才知道这么多幕后的东西，才知道裁判拿钱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见怪不怪。正是有了这样丑陋的行规，久而久之，泛滥成灾。当歪风邪气愈演愈烈，当金钱交易越来越大，到了无以复加时，总爆发的时候也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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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揭黑会（2）
面对着镜头，我大声发问：“那些心里有鬼、拿过黑钱的人，你们现在一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吧？”
《足球之夜》：“那些心里有鬼、拿过黑钱的人，你们现在
一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吧？”
采访时我没见到宋卫平，采访结束，我才发现，采访的全过程，宋卫平都在边上听着。我问他，我的观点你能接受吗？他照样眯着小眼，微笑地点点头。
悔过书问世（1）
2001年12月21日，李东升受足协之命来到杭州，绕过省体育局和省足协，他直接找到绿城。宋卫平把裁判的忏悔信交给了他，令李东升非常震惊，他把信带回北京，面呈足协领导。
同时，绿城也将这封信的副本和退还给俱乐部的4万元赃款呈交了我，让我处理。
早在李东升到杭州前，我就知道了裁判退赃之事。
11月2日我从北京回来后，就敦促宋卫平拿出材料，宋卫平感到，自己的良心让他不忍心这样做。我就对他说，你这样做，不仅保不了裁判，也保不了自己。水泼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了，第一步跨出去了，就没有退路了。
最后，宋卫平说，具体的事都是方信忠办的，让他来告诉你细节吧。11月8日，方信忠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一旦把材料交出来，他就不能再在足球圈待下去了，自己是从体育局借调到绿城俱乐部的，希望我再把他调回来，安排适当的工作。
我当即表示，只要他有实际行动，我会考虑他的退路，不必担心。
直到12月17日，方信忠才第二次走进我的办公室，交给我一个档案的卷宗。我打开一看，里面是4捆人民币，每捆1万元，上面还有出纳盖的章。里面还有一张打印的信函，没有署名。信的全文如下：
一个来杭执法裁判的自白
我是一名裁判，曾经来杭州执法过绿城主场的某一场比赛，也曾通过中间人接受（收）过绿城主场的黑钱，对吉利和绿城两个俱乐部就目前敢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特别是绿城，因为他们明年还要参加甲B联赛。
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说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意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与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现在两个俱乐部不惜受到打击报复，敢于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行为，深深地震撼了我。在我心底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之前，我也要站出来就这件事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现在写的这份材料，我不知道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我还是愿意从我做起：
1退回通过中间人收取杭州主场的“黑钱”。
2对吉利和绿城现在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表示坚决的支持。
由于我深爱足球这项运动，所以请谅解我以匿名的身份写这份材料。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足球裁判都会从自我做起坚决抵制假球、黑哨，这样中国足球才会真正有希望。
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
2001年12月17日
我仔细看后把钱和信函放回卷宗。然后拿起笔，在卷宗的封面上写下这么一句话：
12月17日下午3时20分收到方信忠送来的4万元钱和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陈培德（签名）
方信忠走后，我立即把党组成员及监察室主任潘善泰、办公室主任郑瑶请到我的办公室，把刚刚发生的事告诉大家，又叫规财处长孔建军将卷宗存放在会计室的保密箱。
同时，我还打电话将此事向阎世铎作了通报。
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媒体纷纷找到体育局办公室和我，要了解真相。我认为此时将事情公开不妥，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要炒作。后来，办公室主任郑瑶告诉我，新华社浙江分社的方益波想给中央写内参，建议接受采访，我同意了。
不到半小时，方益波就赶到了我开会的所在地紫云饭店。我向他出示了悔过书并表达了对这封忏悔信的四点意见：
第一、这封信说明吉利、绿城对裁判“黑哨”问题的揭露和浙江省体育局的表态，绝不是空穴来风，其严重程度不可低估，而中国足协过去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总是对裁判的问题采取遮遮掩掩的办法，客观上对裁判的问题进行袒护，正是中国足协这种放纵的态度，使“黑哨”有恃无恐，官员助纣为虐，对足球环境的恶劣状况，中国足协起码要负管理和领导责任。
第二、中国足协至今主张内部解决问题，不让媒体介入，但这封来信恰恰证明，媒体为足球反腐败营造了强大的舆论攻势。舆论的声势，对足坛“黑哨”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管理部门应与媒体很好地合作，充分依靠媒体，才能打好足球反腐败这场政治战。
第三、中国足协一直强调要和国际足联接轨，按行规来处理足球的问题，不要司法介入，这是法盲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尚且声明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足球的活动岂能成为法律的特区和盲区？只有司法介入，足球反腐才可能走向彻底。
悔过书问世（2）
第四、为了彻底揭开足坛腐败的黑幕，应该对敢于主动公开承认自己有行贿和受贿行为的当事人给予保护，处理上应尽可能从轻，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出来说话。
接受采访后，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方益波随即写了新华社内参。
“自白书”和4万元人民币
2001年12月27日，《男人》杂志记者采访了我，当时谈到了公正的话题，我笑了笑说，公正是体育的价值与魅力，是体育的生命。公正的规则起源于体育，而现在这种公正在被扭曲、被异化，竞技场成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利场。
当时还谈到此次“黑哨”运动，我对这位记者表示，“我认为我的行为与党的方针政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