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谈到此次“黑哨”运动，我对这位记者表示，“我认为我的行为与党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我的思想绝不是自由化的思想。什么叫天下为公？什么叫大同世界？不就是要求我们要公正公平，要讲真话办实事吗？我希望我和更多的人一起来打破这种不公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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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夜话（1）
元旦，每个单位都放假了，我却从晚上8点多整整忙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
那天晚上就是与李书福谈话。当时我认为，尽管有了一封裁判的匿名忏悔信以及退回的4万元，但中国足协和舆论都有一个共同观点，认为电脑打印的匿名信根本不能当做原始证据，治理黑裁，绿城和吉利必须尽快拿出一份证据。宋卫平当时表示手里还掌握着另外的证据，但时机不到不公开。于是，李书福成了推动“黑哨”事件进展的突破口。
李书福曾是浙江举重队的赞助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占旭刚为中国代表团捧回一枚宝贵的举重金牌，李书福和吉利就找上门来，表示有意与举重队合作，双方一拍即合。5年合同，吉利投了100万元。为此与举重队教练陈继来一直保持联系，面对司法的迟迟不能介入，李书福对陈继来说，今后会把精力专心放在汽车生产上，“黑哨”的事他们不管了。
1月1日早上，全国人大代表、省举重队总教练、两届奥运会举重冠军占旭刚的教练陈继来获悉李书福在上海谈生意，晚上要途经杭州回宁波。他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非常高兴，认为成果要进一步扩大，李书福是最佳的突破口。此前，我已几次请陈继来把李书福邀来谈谈，一直未能如愿，今晚是个机会。
李书福听说是我要找他聊聊，爽快地答应了。保证一定在晚上10点半左右赶到杭州。
晚上8点刚过，陈继来就在省体育局大院里等。此时还有2个多小时，可他怎么也坐不踏实。
10点还差几分，一辆黑色奔驰驶进大院，已经在寒风中冷得哆嗦的陈继来一眼就认出是李书福来了。
10点整，我在自己的办公室见到李书福。一阵寒暄后，陈继来给我们泡上茶，在沙发上落座后，我首先开口说：“李总，我们很敬佩、很支持你的揭黑行动，但你不能长时间地只打雷不下雨啊，你什么时候能交出材料？”
话题很直接，李书福却笑嘻嘻地反问我：“陈局长，材料交了，我会有什么后果？我不也得去坐牢吗？我坐牢了，我企业的职工怎么办？”
“那你当初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承认给裁判送钱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个问题？”
我的话触及李书福的软肋，他天真地表示说，那次开新闻发布会，是经过包括律师在内的骨干会议研究的，当时只打算公开宣布退出足球圈，给广州人民一个交代，因此由律师专门给他写了一个稿子，由他照着稿子读，但他越读越气愤，越读越别扭，越读越激动，“那个稿子不能真实表达我的心情，所以我在会上说，这样搞足球，我们搞不下去了，我们玩不起。比赛就是比赛，还要给裁判送红包，不送礼就别想赢，我们是送了。”李书福没有想到这句话会像一颗炸弹，把整个足坛炸开了。
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我打破僵局说，“无论怎么说，你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是成功的一步，正确的一步，你就必须走第二步，要退是不可能的了。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话，从法律上说算是自首，你公开承认了，就收不回去了。你得对法律负责，对自己负责。你第一步走得很主动，如果以后的路不继续主动，就是前功尽弃。”
陈继来也帮着做工作：“陈局长这是为你好，你应该听他的。”
李书福沉思了片刻说，“我不知道应该找谁，也没人来找过我。要不，你陈局长给我指条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那好，我给你出个主意。”我继续说，“现在司法还没正式介入，但司法介入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是法制国家，足球不可能成为法律的真空。你应该提前把材料准备好。材料准备好了，你最好马上交。不马上交，等司法宣布介入，你就交，这样主动权还是你的。”
李书福立刻表示这就让当事人去写材料。此时已接近午夜，李书福兴致很高，提出想和方益波聊会儿。
我立刻拨通了方益波手机，告诉他我今晚和李总谈出结果了，李总现在想和你聊聊。
方益波告诉我说，他和杨明在望湖宾馆的7楼六合居茶室把宋卫平的工作也做通了，要我们快过来。我听后很高兴，今晚双丰收。我们原班人马坐上李书福的大奔直奔望湖。
后半夜这场正义的聚会令人兴奋，宋卫平说换个大点的茶室重新泡茶吧。在新的茶室里，杨明和方益波把他们前面谈的结果向我们说了一遍，我也把我们谈的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大家都很高兴。不过李书福就像宋卫平那样，也表示对具体名单和数字不清楚，要让桂生悦具体和我谈。我点点头，催促他们行动要快。送别李书福已是凌晨2点了，望着疾驰而去的车影，我开心地对一起给李书福送行的陈继来说：“新的一年开局太好了，打假扫黑有希望。”我的心中对陈继来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充满了感激。
元旦夜话（2）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李书福和宋卫平在交出证据时，仍然保留了太多的内幕，元旦夜谈的种种承诺并没有给扫黑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李书福还是没有拿出具体材料。
“总局某人士”的责难
12月29日这天，我的办公室人来人往，电话响个不停，有的电话是远在北京的球迷打来的，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他们告诉我，北京的报纸、甚至《重庆商报》，我们自己省内的小报，还有网上都有对你不利的言论，是总局批评你的。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一点都不知道，连忙打开电脑，上中华网查寻。果然，“组织扫黑还是个人泄愤——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的醒目标题跃然于屏幕。是《重庆商报》12月29日09∶07发的。全文如下：
本报讯：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最近接二连三地接受记者采访，炮轰中国足协，揭裁判的老底，他的举动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他下一步动作。
体育总局某人士告诉记者，陈培德是一个正厅级领导干部，他接受采访，究竟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组织名义？如果是前者，必须向媒体说明，但是从这几天他的所作所为（举办新闻发布会等）来看已经不能用个人名义来解释了，包括他提出的四点意见等。如果是后者他必须经体育局党组讨论才能接受采访。同时，按组织程序，他必须将他的意见上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中国足协。可是，他根本没有这样做。
这位人士还指出，打假扫黑是组织行为，陈培德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应当懂得这一点，如今，他始终没有向总局汇报，而一再在媒体上露面，这样做，不符合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目前，某裁判的退款和忏悔信都在浙江省体育局，如果他们和违法裁判私下接触，并私了，那都是违反党纪国法的。
这位人士认为，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连行业管理都谈不上，可他们却联手打假，这实在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体育局是国家行政机关，不应过多地介入一个俱乐部的具体事务，尤其不能介入过深，否则的话，就从根本上混淆了行政机关的职能。
这位人士反映，陈培德一再声称要打假，那么，对于绿城方面的问题却只字不谈，假若没有绿城行贿，哪来的裁判受贿？如果陈培德是为了中国足球事业的健康发展，那应该同时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只谈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如果陈培德明知绿城有问题而不去举报，那也是违反党纪国法的。而且，体育局把材料“私藏”，而不及时向上级单位及司法部门举报，这也是一种违纪行为。
几乎所有大的网站，如新浪、雅虎都报道了这条爆炸新闻，《华西都市报》、《天津日报》、《南方体育》等报纸都做了转载。省内多家报纸不仅转发这条消息，有的还配发评论。有篇署名“七贤”的评论说，李书福、宋卫平、陈培德是“铿锵三人行”，“将本该歌舞升平的岁末搅得乌烟瘴气”。反击终于来了，这正好给那些没有立场、没有是非、唯恐舆论不热闹、只想炒作的小报提供了炒作的猛料。我和省体育局给总局及足协写了那么多信，他们一字不回，今天算是通过媒体公开答复？是总局的发言人在传达总局的声音还是媒体制造假新闻？不管真相如何，我和体育局得做两手准备，真理在手，如果是真，为什么不能公开澄清？白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下班回到家，吃罢晚饭，我便敲起键盘。先打出标题：对“国家体育总局某人士”的公开答复。再一想，先让总局知道我们的反应吧，别一下子直接捅出去，于是又加上（征求意见稿）。激愤、委屈、一定要讨回公道的情绪直激指间，几乎是一口气打完答复信，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上班，杜兆年副局长就来找我，他气愤地说：“这简直是颠倒黑白嘛！”并建议召开党组扩大会，商量对策。他是二把手，他的建议正合我意。没多久，党组成员杜兆年、李云林、应祖明和办公室主任郑瑶、训竞处长傅百炼、体坛报总编李烈钧、省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之海先后走进14楼会议室。我给大家人手一份《组织扫黑还是个人汇愤——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和公开答复信。
会议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只有激愤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杜兆年的发言代表了大家的想法，他说，打假扫黑是浙江省体育局一致的要求，陈培德作为局长，是浙江省体育局打假扫黑的代言人，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个人行为，某人士的讲话不仅否定了陈培德，也否定了浙江省体育局�